经院哲学与资本主义

最终摧毁了圣·托马斯·阿奎纳世界的那些过程，通常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个短语来概括。这些过程虽然无限复杂，却可以用概括性很强的几句话来概述，而不至于有很大错误。而且，虽然这些过程没有发初的日期，却可以说其发展至少经历了几个世纪。虽说以前并非不存在资本主义企业，但只是从十三世纪起，它们才慢慢开始动摇多少年代以来束缚了但也保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并开始画出现在或直到最近仍然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形态的轮廓。到十五世纪末，习惯上与“资本主义”这个意思模糊的词相关联的大多数现象都已显露了出来，其中包括大企业、股票和商品投机以及“资金高速流转”。当时人们对所有这些现象作出的反应同我们现在作出的反应是一样的。①即使在那时，这些现象也并非都是新的。真正

① “ Namlicetlocusabauctoritatequaefundatursuperrationehuma-na ，sitinfirmissimus……，”《神学大全》第一卷，问题一，第八条，adsecundum。当然，经院哲学家都引证得很多，但我们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在他们同意权威观点的方面——要比我们更加遵从于权威，是因为他们强调的是集体意见而不是个人意见，而且他们非常重视教义的连续性。但仅此而已。

② Universitas 的最初含义只是法人。当时许多人加入这种自治的法人团体。仅仅是为了享有法律特权。这个词具有现在这种含义，是后来的事。

① 金融业务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商业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对于确定资本主义兴起的日期来

前所未有的仅仅是它们的绝对的和相对的重要性。

不过，资本主义企业的成长不仅带来了新的经济形态和问题，而且还使人们对所有问题采取了新的态度。商业、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自然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结构，从而改变了它的精神，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改变了它的文明。在这方面最显眼的一点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这是个从不同观点和不同角度看待工商业事实的阶级；总之，是个从事工商业活动的阶级，因而它决不会以经院学者的冷漠态度来看工商业方面的问题。但这一点却不如另一点重要。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编所看到的，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完全与维护其利益无关，随着工商业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的思想也愈来愈多地灌输给了社会，正如在他之前骑士所做的那样。事务所的工作造成的特殊思想习惯、这种工作带来的价值图式以及这种工作对公众和私人生活采取的特殊态度，慢慢地扩散到了所有阶级那里，扩散到了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所有领域。叫人实在难以理解的是，这种转变被误称为文艺复兴。①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世俗知识分子（laicaIlntellectua1）的出现，②从而世俗科学的出现。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发展。首先，以前一直就有世俗医生和律师；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开始排挤宗教分子。其次，世俗艺术家和工匠——当时这两者实际上没有社会学上的区别——从其职业上的需要和问题出发，开始（在例如解剖学、透视学、机械学等方面）积累用工具加过工的丰富知识，这种知识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来源，但产生于经院科学之外：象列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人物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象伽利略这样的人物则说明了另外一点，也就是说明了这种发展是如何产生世俗物理学家的。经济学方面的情况与此相类似；工商业者和公务员同艺术家和工匠一样，也从其实际需要和问题出发，开始积累丰富的经济学知识，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讨论。第三，产生了古典文学研究者。从职业上说，他们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他们的科学工作在于批判性地编辑，翻译和解释十五、十六

说，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指示物，就是有关流通票据和“派生”存款的法律和惯例的发展。在地中海沿岸，流通票据和派生存款都出现于十四世纪，虽然直到十六世纪票据的流通才得到完全的确立。参看 A.P.厄谢尔：《欧洲地中海沿岸存款银行业务的早期历史》（1943 年），以及 R.德·鲁弗尔：《中世纪布鲁日的贷币，银行业务和信用》，载于《经济史杂志》，增刊：1942 年 12 月。

① 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和艺术的兴趣的”复活”，在那时的知识生活中之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因素，只是因为古代的形式为表达新的需要和意图提供了方便的工具。那一时期的真正文化成就并不在于修复了祖传的宝物。

② 选用“laical”（世俗的）这个词是经过一番斟酌的。secular、laymen、laicist 等词也都有“世俗”的含义，这里不使用它们的理由是：secular 在”seculatclergy （寺院外教士）与 regu1arclergy （寺院内教士）这一对词组中有另一种含义；laymen’sScience （俗人科学）与我们把 layman 这个词当作“外行人”（没有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的人）来使用相冲突；laicist 有同教会相对抗的意思（例如比较一下“laiciststate”[ 世俗政权]、“laicism”[ 政权还俗主义]等短语）。所以我们选用了”laica1”这个词，用来表示未担任圣职的人，或表示这些人从事的（科学或宣传）活动。它的名词形式是“laics”。不过，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困难。一方面，天主教会的教育体系非常强大，致使许多世俗知识分子仍然受它的影响。许多世俗知识分子的思想习惯，实质上与宗教界知识分子的思想习惯没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宗教界知识分子完全象俗人那样，不再忠于经院思想体系，鹿特丹的伊拉斯漠（1467—1536）就是早期的例子。所以，我们所作的区分虽然以真实的差别为依据，但掌握起来却不那么容易。这不仅仅是穿不穿黑色教士服的问题。

世纪可以获得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但他们喜欢认为，一个人只要掌握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就会无所不能；这种看法加上他们——在经院之外——享有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不仅对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品头论足，而且对人类、对风俗、对信仰、对各种制度也品头论足，他们由此而成了全知全能的文人。不过，他们并没有对经济学本身发展作出贡献。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他们影响了其时代的一般知识环境。

就世俗医生或律师本身来说，天主教会没有理由嫌恶他们，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嫌恶他们；教会是艺术家和工匠最慷慨的保护人，因为艺术家和工匠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主要是宗教性质的；在教皇的办事机构内和另一些地方都雇用有古典文学研究者，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和主教一向鼓励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因为一些教皇和主教本身就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尽管如此，最终还是发生了冲突，所以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把画面全部涂成黑色和白色，丝毫无助于判断问题的性质。人们常常听到的传说是，一道新阳光照射到了人间，黑暗势力拼命反抗，或者是，对权威顶礼膜拜的人们气量狭小，枉费心机地力图扼杀自由探索的新精神。这类英雄传说是毫无意义的。把这种冲突与宗教改革这一与其相关联但完全不同的现象搅和在一起，也无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冲突——知识革命和宗教革命固然是相互促进的，但它们却具有不同的根源；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单纯的因果关系。

所谓“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并非人们得先具有新的思维方法，然后才能把封建经济转变成与其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旦我们认识到纯粹的封建主义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自己的头脑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那么，是什么把封建经济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① 封建社会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胚芽。这些胚芽缓慢地生长，但每一步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每一步都使资本主义方法和资本主义“精神”有所发展。同样，所谓“自由探索的新精神” 这样的东西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也就不需要对它的出现作出解释。中世纪的经院科学包含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科学的所有胚芽。这些胚芽在经院思想体系内虽然生长得很缓慢，但却点一点地在生长，所以十六、十七世纪的俗人是继承了而不是摧毁了经院哲学家的工作。即使在人们最坚决地否认这一点的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甚至在十三世纪，大阿尔伯图斯就曾观察，

① 这个问题是所谓”虚构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所谓虚构问题就是分析家自己使用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为了叙述的简明，我们常常为各种社会“制度”构想抽象的画面，赋予这些画面以一些界线分明的特征，使各种社会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这种（在逻辑上）建立理想类型的方法（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种方法）是有用的，虽然它不可避免地会使事实扭曲变形。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所构想的画面在方法论上的性质，使“理想的”封建人与“理想的”资本主义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人如何转变为另一种人的问题，尽管从实际历史情况来看，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斯·韦伯利用其崇高的权威地位，提倡这样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只不过是对理想类型方法的滥用而已。因而，他着手为一个过程寻找解释，而实际上只要充分注意历史细节，这个过程是不懈自明的。他在宗教改革带来的新精神——即对生活和其价值采取的不同态度——中找到了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塔尔科恃·帕森斯译，1930 年；并参看 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 年；与此观点相反的著作，参看 H.M.罗伯逊：《经济个人主义兴起面面观：对马克斯·韦伯及其学派的批判》，1933 年）。历史对这种解释的反驳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无需再多罗嗦，重要得多的一点是看出其中包含的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

罗格·培根就曾试验和发明并坚决认为需要有更强有力的数学方法，尼穆尔人约尔丹纳斯就曾以不折不扣的“现代”精神进行推理。①甚至日心说也不是从外部投向经院哲学堡垒的炸弹，而是产生于堡垒内部。尼古拉·库萨纳斯

（1401—1464 年）是个枢机主教。哥白尼本人是司铎团司铎（虽然他实际上没有接受圣职），是宗教法规博士，终生部生活在教会圈子里，而且克雷芒七世曾称许他的著作，希望看到它的出版。②这丝毫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教会的权威并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由研究的绝对障碍。流行的印象之所以与此相反，是因为直到最近，世人只乐于接受教会的敌人提供的证词，而这种证词却是盲目仇恨和过分夸张个别事件的产物。在最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较为公正的意见慢慢占据了优势。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我们因此而可以比较容易地评价经院学者在经济分析领域取得的科学成就。

因此，如果剥掉带有党派色彩的外衣，冲突的真面就很容易显露出来。冲突主要是政治性的。世俗知识分子，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常常把教会当作一种政治力量来反对，而在政治上反对教会很容易转变为异端。教会在世俗知识分子的著作中嗅到的，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反对态度以及转变成异端的附带危险。教会的感觉有时是错的，但也常常是对的。这使教会过于敏感，甚至是与教会政治或宗教毫无关系的著作，也会使它作出反应，而假如是政治上和宗教上可靠的教士发表的著作，就不会受到教会的注意。不过还有另外一点，这一点虽然重要性有限，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具有重大意义。科学界似乎并不总是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教授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莅气质上不愿承认别人是对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情况都是如此。然而，在伽利略时代，除了已经改信新教或正在改信新教的国家外，大学都掌握在修土会手中。修士会乐于接受新修士，愿意向他们敞开从事科学事业的大门。但他们却不欢迎那些没有加入修士会的人从事科学工作。因此，在这两派知识分子之间便发生了利害冲突，彼此相互对立。所有时代都提供了令人发笑

① 例如参看皮埃尔·迪昂的《物理理论的起源》（1905 年）和《静力学的起源》（1905—1906 年）；并参看《列奥纳多·达·芬奇研究》（1906—1913 年）。

② 这里应简单谈一谈后来围绕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展开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展示传统英雄传说中的真理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还这种传说的本来面日。尼古拉斯·哥白足（1473—1543 年）的手稿完成于 1530

年或 1530 年前后。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他的思想的传播没有遇到任何阻障。固然那些仍然坚持托勒密体系的教授们反对，甚至嘲笑哥白尼的思想，但对于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学说来说，这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十六世纪末叶伽利略成为哥白尼学说的虔诚信徒时，他所惧怕的正是这种嘲笑，而不是宗教法庭。另一个哥白尼学说的信徒奇奥达诺·布鲁诺被宗教法庭处以极刑（1600 年），并不是反证，因为他还坚持纯粹神学上的异端观点，而且对基督教公开表示蔑视。但是，当伽利略（1613 和 1632 年）最后决定站出来支持哥白尼学说时，该学说确实已被宗教法庭的一些神学顾问——不过，不是被贝拉明枢机主教——宣布为异端了，因而禁止他坚持或讲授这种学说；当他未能遵守诺言服从宗教法庭时，他被强制公开宣布放弃这一学说，并被监禁了两个星期。重要之点不仅在于在这个事例中，一种纯粹的物理理论被认为是冒犯神学的，倡导这种理论的科学家受到了迫害，而且还在于，在或多或少按字面含义解释经文的时代，总是存在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这就是英雄传说中的真理成分。但很显然，这个事例是很特殊的；对于大部分科学工作来说，并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另外，就伽利略来说，使情况复杂化的是，他很容易感情激动，并且不丰在性格上桀骜不驯，天生就具有招惹权贵怨恨的才能。而哥白尼本人的情况，以及直到 1613 年他的学说的整部命运史则表明，假如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较为圆滑的处理方法，本来是可以避免遭受迫害的。

的例子，说明科学界同行是如何反对标新立异者的，可是在大学虽然并不总是听命于教皇但总是听命于宗教法庭的时代，这方面的例子有时却叫人笑不出来，反而使人感到痛心。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教授仅仅是背诵亚里士多德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