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义和经院哲学

圣·托马斯生活在封建文明的鼎盛时期。封建文明这个词使人想到一特殊类型的武士社会，即一种由武士阶层统治的社会。武士阶层是按照臣属原则，即按照封有采邑的领主和骑士这种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从这种武士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之间的区别，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原来的意义。重要的不再是一个人是不是自由的，而是一个人是不是骑士。即使是“德意志籍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是他的正式称呼——也首先是骑士，而且他也感到自己是骑士，他在理论上被看作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最高的封建领主。即使是非自由人，一旦有了马和武器，学会了怎样使用它们，也就成了骑士。骑马和使用武器本来是很简单的事，但到了圣·托马斯时代却变成了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武土阶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严，因而封建时代的文明便打上了武土阶级的文化烙印。

这种社会金字塔的经济基础，是依附于领主的农民和从属于采邑的工匠，他们养活了武士。我们因此而似乎看到了一种结构性单位，它乍看起来正是“社会金字塔”这个词所要表达的意思。但这一画面很不真实。也许除了原始部落和成熟的社会主义外，社会并不是结构性单位，社会提出的问题，

① 读者可以参阅 M.L.W.莱斯特纳的《公元 500 至 900 年西欧的思想与文学》（1931 年）一书，该书对当时知识界的情况作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描述。

① 新版：《天使博士圣·托马斯·阿奎纳著神学大全，由鲁比斯、比留亚特和阿利奥拉姆仔细校订》（陶里尼，1932 年）。这部著作员说没有写完，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但它包含许多在圣·托马斯的时代看来是革命的内容，因而他死后不久，书中的许多命题便被宣布为异端，虽然作此种决定的只是某些地区。1932 年对托马斯的加圣典礼标志着潮流的转向。不过，直到十六世纪，天主教才明确无误地团结在他的学说周围。教皇利奥十三世颁布的《永恒之父》通谕（1879 年）把他的学说定为天主教的官方教义。

有一半产生于社会不是结构性单位这一事实。正如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不能用资本家和无产者来描述那样，封建时代的社会也不能用骑士和农民来描述。罗马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并没有在所有地方都被摧毁。即使在它们已被摧毁的地方，或者在它们从不曾存在的地方，它们——从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阶级——在圣·托马斯时代以前也已发展了起来，或再一次发展了起来。在许多地方，这些阶级已很强大，超出了封建组织的框架。由于骑士的战争艺术一般攻不破设防良好的城市，这些阶级已成功地反抗了封建领主的统治，最为引人注目的例子便是伦巴第诸城市反抗封建领主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所以，从历史现实来看，封建主义指的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共生，这两种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对立的，尽管不是完全相互对立。

但还有另一个并非源自封建主义、也不具有封建性质的因素，即罗马天主教会。这个因素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武士阶级既未能同化它也未能征服它。我们不能讨论中世纪教会与封建势力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需要掌握的基本要点是，教会不单纯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器官，而是有别于封建社会的有机体，总是凭借自身的力量就是一种势力。无论教会有时与封建国王或封建领主联合得多么紧密，或对他们的依附多么严重，也无论教会有时多么接近于失败或接近于被迫为武士阶级效劳，它都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力，也从来没有成为武士阶级或任何其他阶级的工具。既然教会不仅总是能够表明自己的存在，而且还能经常向封建势力宣战并取得胜利，所以上述事实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费口舌来加以说明。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编史工作常常受到通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用尽可能不加修饰的语言来说，这种印象就是：中世纪的思想仅仅是拥有土地的武士阶级的思想，只不过由其牧师来表达而已。这种印象不仅从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念的那些人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而且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来看也是错误的。即使我们愿意把天主教的思想体系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它也是牧师的意识形态，而决不会与武士阶级的意识形态融为一体。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会几乎完全垄断着学术。这种垄断主要来自于天主教会在宗教上享有的权威地位。但那时的条件也大大加强了这种垄断，当时只有在修道院里，专业学者才有可能安下心来作学问。结果，那时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要么是修士，要么是扛钵修士。让我们简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含义。

所有这些修士和托钵修士部讲相同的非古典拉丁语；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听相同的弥撒音乐；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所有国家是相同的；他们信奉相同的基本信仰体系；而且他们都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威。教皇的权威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因为修士和托钵修士的国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的政府是教会。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他们的国际化影响还因为封建社会本身也是国际性的而得到了加强。不仅教皇的权威在原则上是国际性的，而且皇帝的权威在原则上也是国际性的，同时在某种不同程度上，他们的权威事实上也是国际性的。这并非只是古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使人产生的联想。当时人们不仅熟悉宗教上的超国家观念，而且也熟悉世俗的超国家观念。民族的划分在当时并不象后来十六世纪时具有那么大意义；在但丁的全部政治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完全没有民族主义色彩。由此而出现了实质上的国际文明和国际学术界，这并不是空洞的词句，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圣·托马斯是

意大利人，约翰·邓斯·斯科特斯是苏格兰人，但两人都在巴黎和科隆教书，并没有遇到在飞机时代会遇到的困难。

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事实，几乎每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加人修士会，或加入托钵修士会，但教会内部的提升只是在原则上对每个人开放，因为武士阶级出身的人事实上占据了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大部分职位。不过，非武土阶级出身的人并没有被完全排除在高级职位之外，甚至没有被排除在最高级职位之外；对我们来说比这重要得多的一点是，没有什么阻止他成为对思想和政策有影响的“核心人物”。可以说，修士和托钵修士就是教会的参谋部。而且在修道院里，不同阶层的人是平等的。因而很自然地，知识氛围常常充满了社会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当然，激进主义在一些时候要比在另一些时候强烈得多，在托钵修士那里要比在修士那里强烈得多。在我们将要考察的文献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高度稀释的激进主义，但毕竟还是看到了激进主义。

但是，怎样才能把激进的，从而也是批判性的思想态度，归之于一个其成员必须听从最高绝对权威指挥的社会集团呢？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很容易解决。修士和托钵修士的生活和信仰固然要服从教皇的权威，教皇的权威至少在理论上是绝对的，教皇说的话是不可更改的真理。但是，在教规和基本宗教信仰以外的领域，在不涉及信条的事情上，教皇并不负责指导修士和托钵修士的思想，也不规定结果。①特别是，一般说来，教皇并不想在政治和经济思想领域里这样做，也就是说，他并不想迫使宗教界知识分子阐述和捍卫事物的某种世俗秩序，也不想迫使他们把这种秩序说成是不可更改的。教会是人间一切事情的法官；总是存在着与世俗权威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常常变为现实；修士会是教皇权威的重要工具，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修士把世俗制度看作是人类创造的、从历史上看可以更改的事物。我并不想贬低基督教理想本身和戒律本身的重要性。但我们并不需要借助于基督教理想和戒律来认识到，修士在信仰和教规上服从权威，与他们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享有广泛发表意见的自由毫无矛盾。我们甚至应当走得更远。修士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可以说，这种地位在阶级结构之外——而可以对许多事情采取超然的批判态度；不仅如此，在他们身后还有一种力量保护着这种自由。就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来说，同后来的世俗知识分子相比，那时的宗教界知识分子受政治权力机构和“压力集团”的干涉，不是较多而是较少。

因此，我们认为，一些人指责宗教界学者由于盲目服从神学权威而无法进行科学推理，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讨论一下一种特殊形式的指责。一些人否认宗教界学者的推理具有分析性质，其理由是，他们的论证只能是依据权威观点所作的论证：由于他们必须服从教皇的权威，因而他们要想证实或反驳某一命题，只能靠引证那一最高权威所承认的学术权威的观点来支持或反对该命题，别无其他办法。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只要引述一下圣·托马斯的话，便可以澄清这一点。他固然教导说，在涉及神启的事情上，权威——也就是受到神明启示的那些人的权威——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他还教导说，在所有其他事情上（这当然包括整个经济学领域），根

① 后面将讨论显然与这种说法和矛盾的事实。

据权威观点所作的论证都是“极端没有力量的”。①

学术上的垄断伴随着“高等”教育上的垄断。在自七世纪以来由世俗领主和宗教领主建立的学校中，都是由教士来讲授希腊一罗马科学的片断知识以及他们自己的神学和哲学学说——象阿伯拉尔那样的杰出教师吸引了大批学生，偶尔也给主管当局带来许多麻烦。到十二、十三世纪，便建立起了自治的“大学”，其中一些是在上述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些则是独立建立起来的。当时所谓的大学只不过是法人组织②，或者象在巴黎那样由教师组成，或者象在博洛尼亚那样由学生组成。没过多久，这些大学便分戌了神学、哲学、法律和医学等“学院”。最初，王公贵族和主教同大学的关系，仅仅是授予法人特权和进行宗教上的监督。因此，大学享有很大的自由和独立；它们给予每个教师的自由、要大于今天装备有仪器设备的大学给予每个教师的自由；它们是社会各阶层聚会的场所；它们本质上是国际性的。但自十四世纪起，政府创办的大学愈来愈多，而且逐渐控制了以前独立的学府。最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府不仅使纯粹的功利主义目的在大学占了上凤，而且还限制了大学的自由，特别是在讲授政治学说方面的自由。但是，由于宗教界教师有所依仗，大学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直到十六世纪宗教分裂为止。

大学提供的机会自然加强了学者转变为教师这种久已存在的倾向。因为当时和现在一样，人们往往过分强调知识的传授而忽视知识的生产，所以中世纪的科学家当时而且现在仍然常常被称为教师或经院哲学家。为了消除流行的偏见，读者最好把经院学者仅仅看作是学院或大学的教授。圣·托马斯当时就是教授。他的《神学大全》，正如他在序言中告诉我们的，是为初学者写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