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分析和货币分析

我们在第四章讨论魁奈的著作时，已论及了这个题目。现在我们对这个题目作更为深入一些的探讨，为的是尽可能清晰地了解一种学说上的发展，由于货币分析在我们的时代再一次风行，这种学说上的发展已引起了研究近代经济学的学者的浓厚兴趣。首先让我们重新界说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含义。实物分析（Real Analysis）依据的原则是，经济生活的所有主要现象

都可以用商品和劳务，用有关它们的决定，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来描述。货币只不过是配角，是用来便利交易的一种技术装置。这种装置无疑会出故障，而如果出了故障，确实会带来一些可以特别归因于其运行方式的现象。但只要它运行正常，它就不会影响经济过程，经济过程就会象在物物交换经济中那样运转。这实质上正是中立货币概念的含义。因此，货币被称为“外衣” 或“面纱”，无论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和厂商来说，还是对于观察它们的分析家来说，真正重要的都是隐藏在外衣或面纱后面的东西。分析经济过程的基本特征时，不仅可以揭掉这种面纱，而且必须揭掉，正象要看面纱后面的面容，必须揭掉面纱那样。因而，货币价格应让位于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因为这种交换比率才是货币价格“后面”真正重要的东西；收入形成应看作是比如劳动和生活物质资料的交换；应把储蓄看作是储存物质生产要素，把投资看作是将这些生产要素转换为诸如厂房、机器和原料这样的物质资本品；虽然工业贷款表现为“货币形式”，但“实际”贷出的却是这些物质资本品。所以，正象我们可以单独分析其他许多问题如保险问题那样，我们也可以单独分析货币所特有的问题。

货币分析首先意味着否定这样一个命题，即除了可以称之为货币失调的情形外，货币因素对于解释实际经济过程是次要的。实际上，我们只要看一下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期间及以后发生的事情，就会明白，这种发现的影响远远不是仅仅改变了价值单位所具有的意义。我们也象 A.斯密那样很容易认识到，建立不建立高效率的银行系统，对于国家财富的增长来说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情以及另外一些事情是能够征实物分析的范围内被人们所承认的，而且确实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我们甚至可以在实物分析的范围内持有货币商业循环理论或货币利息理论。不过，读者应该认识到，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不太远就会意识到，那种造成严重失调的货币过程，即便是在最正常的经济生活中也不会停止起作用。就这样，我们被一步一步地引导着向前走，最后不得不让货币因素进入实物分析，由此而怀疑货币是否真能保持“中立”。于是第二，货币分析就把货币因素引入了分析结构的基础部分，抛弃了这样的看法，即经济生活的所有主要特征都可以用物物交换经济模型来表示。货币价格、货币收入以及与这种货币收入有关的储蓄和投资决定，不再被看作是商品量和劳务量的表达式（这样看有时很方便，有时则会产生误解，但通常是不必要的），也不再被看作是商品量和劳务量的交换比率的表达式。它们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和地位。人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过程的主要特征或许依赖于那块“面纱”，没有这块面纱，“隐藏在它后面的面容”就是不完整的。应该明确指出，这一点得到了现代经济学家的普遍承认，至少征原则上是如此，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分析已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a）货币分析与总量分析或宏观分析的关系。]**按照通常的理解，

货币分析的含义并不止于此。第三，它还包含有总量分析的意思。总量分析有时也称为宏观分析①，这种分析力图把经济体系中的各种变量归并为若干社会总量，例如总收入、总消费、总投资等等。魁奈的《经济表》是货币分析与总量分析相结合的突出例子。这种结合并不是逻辑上所必须的，但却是很紧密。正象我们所说的，不采取总量观点，也可以把货币引入一般经济分析的基础部分。但货币总量是同质的，而大多数非货币总量则是相互完全不同的事物的堆积，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想只使用几个变量，就不得不求助于货币总量。因为货币分析与总量分析的这种结合实际上贯穿于整个货币分析史，所以我们在后面将把货币分析的含义限定在总量分析的意义上①——正如我们在考察《经济表》时所看到的，这里的所谓总量主要是指各种支出流量。我们在考察《经济表》时曾指出，这种分析并没有抛弃实物分析，而只是把实物分析局限于描述个别家庭和厂商的行为。再说一遍，要点是，产生于这种行为的社会总和于是就被当作社会总和来研究，而不再每一步都回溯它们背后的个别行为或决定。举例来说，投资作为一项社会总和，是许许多多正的和负的个别投资的代数和。货币分析让“有关个别家庭和厂商的理论”去解释个别投资，而自己只关心个别投资的代数和，其所依据的假说是，对于整个经济过程来说，重要的仅仅是这种代数和，许许多多个别投资决定对经济过程产生的影响，可以用它们的代数和来衡量。①应该特别强调指出，接受这一假说的货币分析与不接受这一假说的货币分析相比较，前者不如后者稳妥可靠。因为我们可以严格地证明，这一假说一般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用刚才提到的例子说明一下就够了。假设某一年所有企业的投资加总后等于零。毫无疑问，事情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加总后等于零这个事实，而且还取决于个别投资。例如，以下两种情况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一种情况是，所有厂商实际决定不投资，也就是说决定保持其资本额不变，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厂商决定投资，另一些厂商则决定减少资本，而且资本增加额和减少额正好相等。另外，依据个别厂商的投资所具有的“实际”性质，特别是依据个别厂商的投资是相互补充的还是相互竞争的，整个经济过程所受到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的确，就厂商支出本身的直接影响来说，代数和仍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货币分析才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货币分析只不过是有关整个经济过程的理论的一个

① 这一术语是拉格纳·弗里施教授创造出来的。

① 一些读者也许欢迎我们以当今主要的货币分析体系即凯恩斯体系为例作一番说明。读者如果对凯恩斯体系一无所知，可以略过这个注释。凯恩斯体系中的主要变量是货币量（即货币需求量与供给量相抵后的现金总和）、国民收入、消费和投资，所有这些都是用货币或工资单位（即一理想劳动单位的货币工资）来衡量的。与这些货币总量相对应的，是一些相同的总量“表”，如边际消费倾向表、灵活偏好表以及资本边际效率表，这些表包含有关于家庭和厂商的总体行为的各种假设（参看下面第五编第五章）。除利率外，单项价格并不直接出现。不过，应该指出，虽然利率不是总量，但它却很适宜充当总量体系的组成部分，因为与所有其他单项价格不同，利率很容易与总量发生关系。小麦的价格与投资总额之间一般没有什么关系；但利率与净投资总额之间却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扩大综合变量的概念，以使其包含必须引入总量体系的所有非综合变量。另一最为重要的例子是工资率。

① 琼·罗宾逊以无比生动和巧妙的语言表述了这种观点，见《货币理论与产出分析》一文，载于 1933 年 10

月号《经济研究评论》。根据该文所表述的观点，“货币理论”——即我们的所谓货币分析——实际上就是社会总量理论，归根结底也就是总产出理比，这种总产出是用消费和投资的货币价值表示的。

组成部分，如果单独应用它，是会使人产生严重误解的。

**[（b）货币分析以及有关支出和储蓄的各种看法。]**第四，正如我们在讨论魁奈时已经看到的那样，货币分析是同一套独特的有关支出和储蓄及与此相连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虽然并非是逻辑上所必须的，但却是很紧密的。实际上，一旦我们把经济过程基本上或完全看作是一由各种支出流构成的体系，我们就会预料到，只要这些支出流的均匀流动受到阻碍，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失调，或者反过来，我们会把在经济过程中所看到的全部失调归因于这种阻碍，至少会把这种阻碍看作是经济失调的近因。因此，家庭和厂商如何运用货币，如何对货币量作出反应就获得了重要意义，而不管它们的行动具有什么样的商品性质。特别是，我们会更加重视人们是否“充分利用从厂商那里得到的收入”，也就是说，更加重视人们是否迅速用所得到的收入购买厂商的产品，而不那么重视他们在这样做时得到的是什么商品，是以什么样的价格得到的，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会把储蓄等同于支出的流动所受到的阻碍，并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把储蓄看作是扰乱经济的罪魁祸首。因而，货币分析不仅很适宜充当“支出派”和“反储蓄派”经济学家独立于所有理论的一个工具，而且还会使货币分析的拥护者产生“赞成支出”和“反对储蓄”的态度，因为货币分析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产生货币收入的过程上，而忽略了这一过程背后的所有其他东西。澄清了以上问题，现在就应该追述一下实物分析和货币分析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的命运。首先让我们正视做这一工作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困难在于当时的情况是，货币分析所依据的思想或与货币分析有关的思想，可以说是处在两个水平之上，一是前科学水平，一是科学水平。自从工资开始用货币支付以来，每个女仆便认为，只要雇主花钱足够大方，那就什么都好办；自从交易活动开始使用货币以来，每个商人便认为，只要有充足的货币或者只要能够说服拥有货币的人放弃货币，他就能卖掉自己想出售的所有东西。由于有一些例外情况可以提供佐证（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例外几乎取代了普遍规律），这种看法一直是普通人的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普通人虽然口头上赞成节俭准则，但从未真正相信过这种准则。分析工作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除这类“货币幻觉”。另外一些分析工作则不断创造出和再创造出科学水平的货币分析。这种货币分析有力地抨击了实物分析，正如实物分析有力地抨击了那些“流行的偏见”。不过，这两种水平的分析并非不相关联，而历史学家正是在这里遇到了麻烦。一方面，普通人对货币和支出的看法证明是不可战胜的。它们保存了下来，而且经常表现在文学潮流中，这种潮流有时在“公认的”经济学范围之外流动，有时则在公认的经济学范围之内流动。而且，每当人们试图进行科学的货币分析时，普通人的看法总是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经济专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支持，并不是由于这种理论具有科学价值，而是由于它正好与无法用理性来说明的人类心灵的渴望相一致，与此相同，要解释科学货币分析为什么会赢得普遍支持，就得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分析正好与超理性的感情相一致，因而特别是在艰难时期，很受人们欢迎。①

事实上，科学的货币分析中最有效的命题是这样一些命题，在这些命题中，公众可以找到摆脱困境的简便方法，而且这些命题非常类似于指手画脚

① 美国的情况可以充分说明这一切。

的专业人员所说的流行的偏见。另一方面，这些偏见和其他偏见一样，也包含有在科学上可以证明的真理因素，因而同这种偏见发生关系并不能成为拒斥科学货币分析的充足理由。不过，实物分析的倡导者则不这样看。他们不仅忽略了那些真理因素，使自己的学说受到了损害，而且他们还趁机把货币分析的成果说成是不容置疑的流行谬误的翻版。后来，货币分析的提倡者一有机会就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而且越来越起劲地进行报复，因为实物分析的提倡者实际上多多少少也是换汤不换药，揣上来的同样是早已遭到驳斥的错误见解。可是，只要经济学家进行分析时着眼于自己想提出或反对的实际计划，正象大多数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所做的那样，就肯定会出现上述混乱局面。因为，任何这种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斗争的特点，在政治斗争中，最基本的策略常识就是不承认对方的观点有任何可取之处。结果是，就我们讨论的这件事来说，“实物”分析家和“货币”分析家都叫牌过高。但是，为了说全这一比喻，必须加上一句，他们玩牌时还犯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下面我将首先描绘出学说发展的大致轮廓，然后列举出一些代表性人物，以此尽可能澄清这种混乱局面。

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始于实物分析占领阵地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学者进行的都是实物分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除了公众的毫无分析可言的看法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我们知道，这里应加上一重要限制条件，那就是，他们对利息现象作出了货币的解释。非常粗略地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初。在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一时期，经济分析史也是以实物分析取胜而告终，而且是大获全胜，在一个多世纪内，货币分析实际上被打入了冷宫，尽管有人曾在科学经济学的范围内作过一两次货币分析的尝试，尽管货币分析仍然在科学经济学的范围之外，仍然在“下层社会”苟延残喘。①这种胜利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人们对中世纪和新近的银行管理方法的严重失当造成的货币混乱记忆犹新，对约翰·罗的所作所为（参看下面第 5 节）记忆犹新，并对“重商主义”学说抱有敌对情绪。毫无疑问，这些因素②对于实物分析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虽然这些因素很有力量，却不应强调得过了头，而使我们忘记实物分析也是分析进步的结果，也有助于促进分析的进步。

**[（c）货币分析的插曲（1600—1760 年）：贝歇尔、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但是，在大约 1600 年和 1760 年之间却有一货币分析的重要插曲。

① 这群征服者中的佼佼者是杜尔阁和 A.斯密，在接下来的那一时期，出现了他们的同盟者 J.B.萨伊，萨伊完成了这种征服。凯恩斯勋爵（从他那里我借用了“下层社会”一词，这个词形象地说明了货币分析在十九世纪所处的地位）认为，实物分析取得胜利是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展开论战的时候（《通论》，第 32 页）。这是不正确的，但他的以下说法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与实物分析相关联的政策观点“完全征服了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熊彼特]，恰如宗教法庭征服了西班牙”。事实上，凡是带有货币思想的东西都遭到了驳斥，不仅被认为是错误的，而且被认为在道德上也不十分妥当。人们把货币分析同鼓吹浅薄无聊的政策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美国，把它同维护松散的银行业务和白银利益联系在了一起。不用说，人们这样做并非总是毫无道理。

② 如果我们给意识形态下一比马克思的定义更为广泛和有用的定义，那么这些因素就是意识形态发生影响

的恰当例子。因而任何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并奴役我们的思想的迷念，都是意识形态。例如，有人认为只要是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作家写的东西就不会是正确的，认为凡是可以你之为通货膨胀主义的观点都应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反对，这类思想便可以称为迷念。

当时一些工商业者、公职人员和政治家拿起了笔，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具有货币性质。他们不怀疑增加货币会使利润和就业人数增加，不怀疑高物价是有益的，不怀疑高利率是有害的，就象不怀疑下雨会淋湿衣服那样。虽然这类文献无疑是以分析前的货币分析水平为起点，从未割断与女仆经济学的联系，但它并没有停留在那里，除去分析方法外，它最终所得出的几乎所有结论，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又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我们暂且不考察“重商主义”所特有的那些原则，也不考察所有其他事情，而只注意最有意义的货币分析的出现，所谓最有意义的货币分析就是用支出流量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虽然魁奈的例子足以表明，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这种理论与保护主义毫无关系，但最先无比清晰地表述了这一理论的文献却是一本带有强烈“重商主义”色彩的小册子，即贝歇尔的《政治考察》（1668 年）。

①这本小册子包含一分析图式的雏形，该分析图式的核心是把人们的消费支出

看作是经济生活的原动力，或者用贝歇尔的话来说，消费支出是经济生活的“灵魂”。实际上，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或消费者的支出产生收入，这是一种既古老又乎几的看法。但可以把这种看法转变成一项分析原则（一个世纪以后，魁奈的《经济表》就体现了这一原则），正如另一种古老而平凡的看法即静止的物体若没有外力的作用是不会运动的，可以转变为分析原则那样。我们将称它为贝歇尔原则，因为贝歇尔似乎第一个认识到了它在理论上的用处。贝歇尔没有建立任何货币分析体系，因而为凯恩斯留下了充分发展的余地。①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建议可以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分析图式的话，则这两个人（除了对人口的看法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②特别是在国内投资的问题上是一致的。

贝歇尔在德国找到了继承者是不足为奇的。的确，德国的顾问行政官完全不理解贝歇尔原则的分析意义。但是，上述意义上的货币分析中的一些概念，虽然实际上是很抽象的而且确实是不符合实际的，可却具有人人都非常熟悉的表面含义。这种表面含义德国的顾问行政官很容易理解，因为它与他们的其他思想十分吻合，吻合得甚至无需分辨其相互依存关系。他们作出的许多诊断和提出的许多建议，实际上可以依据贝歇尔原则来加以协调和给出

① 《关于城市、州和共和国兴衰根源的政治考察，特别是如何使一国富庶，成为真正的市民社会》。约翰·约阿希姆·贝歇尔（1635—1682 年）有点象冒险家。从职业上说，他是医生和化学家。他脑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计划和方案来到维也纳，并在维也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为了躲债，不得不离开维也纳。但他的活力和创造性得到了普匾承认，甚至得到了莱布尼茨和施塔尔等人的承认。

① 凯恩斯勋爵（《通论》，第 23 章）在承认”重商主义的”贡献方面不仅很慷慨，而且过于慷慨了。虽然这从道德观点和美学观点来说是值得称道的，而且这对于一个注重自己所鼓吹的事业甚于注重自己的发明权的人来说也很合适，但他这样做却会或多或少地使人产生误解，会使人看不清那些著作中有多少分析前的智慧和错误。他没有提到贝歇尔，而提到了 w.冯·施勒德尔（1640—1688 年；主要著作：《君侯的国库和帐房》，1686 年）。施勒德尔与贝歇尔处于同一时代，但他没有贝歇尔那么重要，也没有贝歇尔那么富有创造性，他似乎既受到了贝歇尔的影响，又受到了托马斯·孟的影响。

② 贝歇尔的身后之名，是在许多德国历史学家的颂扬声中确立的。这些历史学家效法罗雪尔（《德国国民

经济学史》，1874 年，第 270 页），不断从贝歇尔的学说中列举出一些或多或少令人感兴趣的观点，例如列举出他所强烈反对的三种市场结构，即垄断、先占和完全竞争。但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不喜欢完全竞争，而且几乎象凯恩斯那样厌恶自由放任，对于这一点，人们现在无疑会比在十九世纪作出更有利于贝歇尔的评价，但他所取得的分析成就很可能低于而不是高于后来的自由竞争论点所取得的分析成就。

理论上的说明。例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认为，高水平的大众消费具有决定性意义，或者用他们的标准表达方式来说，他们认为应采取刺激大众消费的措施。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看来，例如在尤斯蒂看来，主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应该特别重视人口的增长，以此扩大需求，而不是相反。贝歇尔本人看出了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当然，正象人们现在所做的那样，贝歇尔原则也可以用来评价高价物、储蓄和奢侈的作用。

据我所知，在英国，无论是贝歇尔原则还是与该原则紧密相关的东西，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述。不过许多人都暗示了这一原则。例如，波特的论点

（1650 年），即增加货币供应量会相应地增加支出和产量，就指向了这一方向，约榆·罗的与此相类似的但更为谨慎的论点（1705 年）也是如此。①法国的文献提供了许多东西，尤其是提供了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即布阿吉尔贝尔的《论财富的性质》（参看上面第四章）。该书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布阿吉尔贝尔与魁奈一样，在原则上是自由贸易论者和自由放任的鼓吹者。他并没有求助于国家的管理来确保货币价值（支出）的稳定流动，相反，他指出了国家对这种流动设置的种种障碍，如出口税。国内贸易关卡、对农业和制造业的行政干预以及最重要的直接税人头税所带来的恶劣后果。所有这些使农村一片荒芜，使城市贫穷不堪，因为它们限制了消费者的支出。而且，我们是把工资挣取者看作是最可靠的支出者，而布阿吉尔贝尔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则让地主充当这一角色。但这种差别只不过突出说明了，他的理论和他对实际问题的看法与我们现在的理论和我们现在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是基本相同的。消费者的支出被看作是经济生活的主动

性源泉。均衡是指用货币表示的各集团相互之间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所达到的均衡。当且仅当每个卖者迅速成为买者的时候，才会自动实现这种均衡。①一旦人们迅速花钱购买消费品的行为受到阻碍，物价就会下跌，因而收入就会减少，转而使消费者的支出再一次减少，由此而造成累积性的物价下跌。所以，令他恐惧的是所有灾难中最为严重的灾难，即面包价格的下跌。除美国参议院外，他的这种恐惧比谁都大。他以可爱的天真态度告诫律师、医生、演员等一些人不要吵嚷着要求降低农产品的价格，这样做等于“自掘坟墓”，因为地主只不过是中间支出者，他们一旦发现自己的收入减少，就不得不减少支出，这样一来，律师等一些人的处境又会怎样呢？由此可见，布阿吉尔贝尔心目中的繁荣社会，不是物品便宜而丰富的社会，而是物品昂贵而丰富的社会。他没有使用现代“支出论者”很喜欢用的“廉价谬误”这个词，但很显然他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既然这个问题至少在职业经济学家和民间经济学家之间的无人地带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就最好利用这个机会谈一谈它。

**[（d）昂贵而丰富与便宜而丰富。]**首先，很明显，这两种意见是深深地扎根在公众头脑中的，政治家、立法者和行政官员采取行动贯彻这种意见或另一种意见，只不过是顺应公众的要求而已。今天的情况

① 关于波特和罗，参看下面第 2 节和第 5 节。

① 这车涉到用货币表示的、针对整个产出而言的总需求概念，因而可以说预示了马尔萨斯（和凯恩斯）的总需求概念，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总需求这一概念。前面已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去世几乎一百年后，G.奥特斯提出了实质上相同的思想（参看上面第三章第 4d 节）。说消费者的总需求是生产（就业）的限制性源泉同说它是生产的主动性源泉，是一回事儿。

是这样，后期罗马皇帝颁布物价敕令时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不仅可以解释我们在公开宣称的目的与实际采取的措施中看到的矛盾，而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虚伪地用显然是一般性的论证来为提高某一特殊集团的相对地位服务。概括地说，工人总希望商品便宜，工商业者总希望商品昂贵，两者都盲目认为商品便宜或商品昂贵不会产生别的影响。在这方面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早期的分析是从公众的这种感情出发的，对其进行合理的说明，然后改造成为理论。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作家们在这方面仍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总是偏袒一方或另一方，因而不善于，常常也不愿看到另一方观点中正确的东西。经院学者把繁荣同物品便宜联系在一起，而把物品昂贵同饥馑和大众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十七世纪英国的商人经济学家，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很自然地倾向于相反的看法，但也并不全是这样，一些人例如罗杰尔·科克就主张物品便宜而丰富；但大多数人都把物品昂贵而丰富——我们还可以加上低利率——同生意兴隆和高就业水平联系在一起。应该看出，他们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他们大多数人与经院学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完全是不同作家和不同作家集团所处的不同环境造戍的，在乍看起来似乎完全相反的观点之间，实际上并没有逻辑上不相容的地方。但当时谁也没有看到或承认这一点，因为谁都想实实在在地给人上课。十八世纪更为精致的分析仍然是这样。高价论证明是不容易战胜的，至少在一些重要方面象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这样的一流人物也赞成高价论，但最终它还是被战胜了，其真正荒谬的部分连同其站得住脚的、甚或富有启发意义的部分一起被战胜了。A.斯密投票赞成便宜而丰富，十九世纪的几乎全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都追随了他。应该指出，主张物品应“便宜而丰富”的学派实际上所做的只不过是：第一，坚持了以下两条平凡的真理，一是经济所适应的任何一般物价水平及其货币表现形式，就封闭型经济来说，实际上与任何其他物价水平及其货币表现形式没有什么两样，二是就此而论，重要的仅仅是一些价格与另一些价格的关系，例如商品价格与要紊价格的关系；第二，用人所做出的努力而不是货币解释了物价的低廉；第三，承认积累和改良引起的货币价格下降是使物品在人力方面越来越便宜的自然方法；第四，一方面不重视与物价下跌密不可分的经济失调，另一方面不重视提价政策可能具有的刺激作用。这一切当中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谬误。在一些重要方面，主张物品应便宜而丰富的人所取得的胜利，意味着分析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却是片面的，忽略了主张物品应昂贵而丰富的人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其次，应该指出，昂贵而丰富这一口号与货币总量意义上的货币分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很显然，在货币总量分析中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我们把繁荣同廉价联系在一起。因而，货币总量分析与高价之间的联系显然仅仅是历史的，从而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需要有特殊的原因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布阿吉尔贝尔的情况来说，这种要求很容易得到满足。他的高价论实际上是农产品高价论，高价之所以能对福利产生影响，是由于高价意味着地主可以得到高收入，而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地主正是主要的支出者。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率高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总收入也高，工人阶级的总收入高意味着消费者花钱就大方，与此相同，布阿吉尔贝尔认为，农产品价格高意味着地租也高，地租高意味着地主花钱

就大方，地主花钱大方意味着就业和福利会保持高水平。但维里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刺激生产，从而导致物价下跌（维里是斯密以前最为重要的论述廉价与丰富问题的权威），他的这种论点也许可以扩展为一种与低价哲学相结合的货币分析。

魁奈对价格问题持有相同的看法（特别参看他的《一般准则》，1758 年）。他也认为，丰富和低价不是富裕，匮乏和昂贵意味着苦难，只有丰富和昂贵才意味着富裕。不应让物价下跌，因为有怎样的售价，就有怎样的收入（准则十八）。不要以为价格低廉有利于穷人，价格低廉只会使穷人的工资下降。不应减少最低阶层的收入（准则十九），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减少他们的消费

（即以货币或支出表示的总需求），从而减少生产和收入。这种理论很容易用大家所熟悉的现代语言来表述，其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它对储蓄的看法，这种看法是由布阿吉尔贝尔所暗示，魁奈加以充分发展的。在这种分析图式中，最为重要的是购买力迅速向前流动。储蓄被认为是对这种流动的阻碍。因而可以说储蓄是人民的公敌。魁奈提出的一项准则是：全部收入每年都应流回到流通中去，周转在整个流通领域（准则七）。不应有金钱财产的形成

（实际现金的积累？）。地主和那些做赚钱生意的人不应有“积蓄，因为积蓄会妨碍耕种预付的回收⋯⋯：积蓄所产生的这种阻隔作用会使收入和租税的再生产减少”。这里的所谓“积蓄”，无疑就是未投资的储蓄。即使如此，魁奈的观点也与凯恩斯的观点有惊人的类似之处，他们都认为，储蓄实际上是不生产的，是干扰因素，必须时时加以“抵消”，而这种抵消是一种特殊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就这样，相当强大的厌恶储蓄的传统，在其即将消声匿迹之前，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关于重农学派的货币理论，要说的就这些。

那么，实物分析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取得完全的胜利呢？这个问题将由本章最后两节来回答，那两节将考察实物分析打了胜仗的两个主要战场，即储蓄理论和利息理论。不过，这里可以作一一般性的回答：十八世纪末叶货币分析的失败或毋宁说崩溃，是它自身的软弱无力造成的。即使我们为讨论方便起见，姑且无保留地承认货币分析原理是健全的，承认其现代发展是对十九世纪实物分析的改进，我们也应当明白，十九世纪的实物分析同样优于十八世纪的货币分析。我认为，这种螺旋式的上升并不罕见。被取代的理论往往又回过头来取代那些曾经取代它们的理论，这种取代和再取代也许对那种奇妙的东西即科学知识的发展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