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经济分析史》全书共分为五编，前两编比较难读，后三编难度逐渐减轻。第一编为导论，讨论了经济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这一编最能看出熊彼特的治学观点、态度和作风。本编在开头一章提出了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以及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熊彼特认为要看我们如何定义“科学”，他的最终回答是肯定的）的问题。接着以一章讨论了经济分析的技术和方法，包括经济史、统计学、“理论”、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应用领域的各个学科；又以一章讨论了与经济学同时发展起来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即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和哲学。最后一章讨论了所谓“经济学的社会学”，主要只讨论了“经济学史”是否即为“意识形态史”？着重阐述了“经济法则”的特性以及“经济分析史”如何有别于“政治经济学体

系史”和“经济思想史”。

第二编到第四编则按年代顺序，分别评述了从纪元前四、五百年希腊一罗马时期起，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作者去世前为止，绵延二千四百余年的经济分析发展史，包括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思想观点、学说体系、分析工具和方法、贡献和影响、评价等等。其中第二编包含的时间最长，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所谓“希腊一罗马经济学”开始，直到 1790 年古典经济学建立起来为止，上下二千二百余年，中间经过早期的封建主义和“经院学派”，接着是“经院学派”和资本主义，重商主义、“自然法”观念、自由放任思想，以及重农学派、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等派别和人物，包括了他们的哲学观点和经济学说。值得注意的是，1790 年正是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1723—1790）离开人世的一年，熊彼特选取这一年作为“经济学”这门科学建立时期的完成，当然不是随意的。

第三编从 1790 年到 1870 年，共历时八十岁月。这一编首先着重阐述了经济学说各派的学术思想渊源，诸如“功利主义”、“浪漫主义”、“环境决定论”、达尔文“进化论”及其它类型“进化论”、早期社会主义等等；然后评述了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等人；最后数度提到了马克思，着重阐述了他的学说体系和他的利息剥削理论，并分别评述了马克思和李嘉图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学说。

第四编从 1870 年到 1914 年及其稍后一段时期，共经历四十余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广泛传播，也标志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始形成和奠定基础。熊彼特也着重描述和评述了这一时期。他首先用前四章的篇幅阐述了这一时期的背景材料和有关学科的发展情况。例如，除了第一章为导言和写作计划外，他用第二章讲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自由主义的失败；又讲了自由贸易与对外政策、国内政策与“社会政策”；还讲了艺术与思想——一是资产阶级文明和它的“难以驯服的后代”，二是资产阶级文明和它的哲学。他用第三章讲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学科的发展情况，包括历史学、社会学（包含历史社会学、史前人类社会学、生物学派、独立自主的社会学等）、心理学（包含实验心理学、行为主义、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或“完形心理学”、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他还用第四章讲了“社会政策”和历史的方法，着重讲了“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特别是讲了“最年轻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皮托夫（Spiethoff）、桑巴特（Sombart）和韦伯（M.Weber）。在这里，我们不厌其烦地列举本编上述章节细目，在于使大家正好可以看出，熊彼特为了阐述本时期经济学说和分析方法的发展，不得不越过经济学科的范围而涉猎众多的有关学科，其考察范围的广泛和深入程度，恐怕是迄今任何其它一本关于“经济学史”的著作所未曾见到的。

熊彼特在摆清楚了本时期的背景场面以后，接着就用后面四章的篇幅论述了本篇的主题。第五章题为“本时期的普通经济学：人物和派系”，共分为八节：1.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2.英国：马歇尔时代，先谈到了埃奇沃思（EdgeWorth）、威克斯蒂德（Wicks—teed）、鲍利（Bowley）、坎南

（Cannan）、霍布森（Hobson）等人；后论述了马歇尔及其学派。3.法国。4.德国和奥地利，主要论述了奥地利或维也纳学派，还谈到了一些政界元老或其他从政者。5.意大利，也谈到了政界元老；然后论述了潘塔莱奥尼

（M.Pantaleoni，1857—1924，著有意文本《纯经济学原理》，初版 1889 年，再版 1894 年，1898 年有英译本，熊彼特甚为赞许此人及其著作，但过去鲜为他国经济学界所知）；并着重论述了帕累托。6.荷兰及北欧学派，主要论述了瑞典学派（亦即北欧学派）创始人威克塞尔。7.美国，先谈到了美国经济学界的先驱者：然后着重论述了 J.B.克拉克、费雪和陶西格；最后又谈到了一些其他知名经济学者。8.马克思主义者，先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然后谈到了“修正主义”；最后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本章内容广泛和丰富，不仅在本编，而且在本书，就单章比较而言是数一数二的；而且也说明，熊彼特对英、美学派的重要人物及其学说也是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的。第六章题为“普通经济学：它的特点和内容”，包括总的理论，从人口、企业、资本直到价值、成本、生产、交换和分配；从利息、地租到工资；还有各个应用学科的部门经济学：国际贸易、财政学、劳动经济、农业、铁路、公用事业、托拉斯、卡特尔等等。

本编第七章题为“均衡分析”，和上述第五章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也共分八节：1.本时期经济理论的基本一致性。2.库尔诺与“数理学派”：经济计量学，包括数学对经济理论的用途以及库尔诺的贡献。3.均衡的概念，包括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静态和演进；以及可决定性、均衡、稳定性。4. 竞争假设前提与垄断理论，还有“寡头垄断”和“双边垄断”。5.计划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6.局部分析，包括马歇尔的需求曲线、弹性概念、其它用于一般分析的概念，例如马歇尔关于个别企业的理论等。7.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包括瓦尔拉的“概念化”、交易理论、简单交易的可决定性和稳定性、瓦尔拉的生产理论、资本形成与货币导论等。8.生产函数，包括其意义、这一概念的演进、一阶齐次的假设前提、收益递增与均衡、接近“零利润”的趋势等。最后在本章还添加了一个关于“效用理论”的附录，包括早期和现代有关这方面的发展、它和“功利主义”的关联、心理学与效用理论、基数效用、序数效用、假设条件的前后一致性、福利经济学等。最后第八章，题为“货币，信用与周期”，共分九节，论述了这方面的实际问题，瓦尔拉、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分析工作，货币的性质，职能与克纳普（Knapp）的“国家货币学说”，货币的价值与指数分析，货币的价值与交易方程式，货币数量学说及购买力平价学说，货币的价值与现金余额分析和收入分析，银行信用，危机和周期的货币解释理论，非货币周期理论

——朱格拉周期等。

第五编是本书最后一编，总标题为“结论”，实际内容则如副标题所示： “现代的发展梗概”。全编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导论和本编计划”，除了计划外，主要论述了过去二十五年（即大约从 1925 年到 1950 年）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情况，包括“马歇尔—威克塞尔体系”及其发展，经济动态学，收入分析等。第二章题为“根源于马歇尔—威克塞尔分析工具的发展”，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为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和“新的”生产理论，二为单个厂商理论与垄断竞争。第三章题为“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主要论述了当时的德国、意大利和俄国（苏联）。看来熊彼特对当时苏联的斯大林统治是不满的，竟然把它和德、意的“国家社会主义”或法西斯统治相提并论，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但熊彼特在简短叙述苏联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情况时，却对布哈林表示了高度的崇敬，认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坚贞不屈者”。熊彼特还对当时苏联农业经济研究所以康德拉捷耶夫为首的几位农业

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长周期”理论等等科研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当时是“登峰造极的成就”。事情经过五六十年之后，年前苏联终于为康德拉捷耶夫等十余位农业经济学家的冤案进行了平反，最近又为布哈林等几位当时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冤案进行了平反。这说明远在四十年以前，熊彼特作为一个学者，不仅早有真知的见，洞察事物真相，而且始终坚持科学上的实事求是，不因一时的政治浪潮而干扰了自己的看法。

接着熊彼特在本编第四章，以“动态学与经济周期研究”为题，论述了宏观经济动态化：“宏观动态学”，统计上的补充：“经济计量学”，以及宏观动态学与经济周期研究的相互作用。最后在第五章，以“凯恩斯与现代宏观经济学”为题，论述了凯恩斯《通论》中的分析工具，以及凯恩斯学说的影响。

如上所述，全书五编都各有其独自的特点和重要性。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并且值得特别着重学习和研究的是第四编，即从 1870 年起到本世纪开头二十余年为止的这一段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最重要而又值得特别重视，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由。第一，这一时期是现代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滥觞时期或奠定基础的时期。第二，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并开始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时期。第三，它是边际分析方法和其它数量分析方法开始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注意并逐渐试行应用的时期。第四，就本书作者熊彼特来说，这一时期对他尤为重要，因为这是他早年接受教育熏陶而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学说主张以及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的时期；他最崇敬的瓦尔拉及其一般均衡理论和分析方法，他尊敬的宗师庞巴维克及其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他敬佩的马歇尔及其均衡价格理论和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还有他敬重的马克思及其历史发展观点和辩证分析方法，无不对他的经济学说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想真正学懂或进一步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必须认真学好本书第四编，即从十九世纪末叶到本世纪开头的这一段时期。

不言而喻，如果我们能同时结合学习本书第五编，即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期的二十余年，那么我们就会对现代微观经济学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形成及其发展，有一个比较扼要的了解。因为第五编所阐述的这一时期，正好包括有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问世的以马歇尔体系为基础的美国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英国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在书中提出并建立了接近完整的“厂商理论”，从而初步确立了“现代微观经济学” 的理论体系：又有三十年代中期问世的一反马歇尔传统的英国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由此比较全面地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有三十年代末期问世的英国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从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转到帕累托的“序数效用”，介绍并运用了“无差异曲线”图式和边际替代率，从而建立了现代微观消费和需求理论，大大地丰富了福利经济学和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内容。这一基础，对于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也就是熊彼特越数年去世以后，当代西方经济学在近三四十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它们的来龙去脉和主要内容，将会是大有助益的。

当然，本书也有不足之处，其一，就各部分的内容而言，有些地方显得不甚匀称或相互重复。比如有的章节论述甚为详细，有的则甚为简略；有的章节分析比较深透，有的则好象只是资料的初步整编；有的章节编排比较完整，有的则又不过是简单的一点或两点提示。在不同的编章之间，亦有少数

重要人物及其学说相互重复之处。比如马尔萨斯及其“人口理论”，在第二编第五章第 1 节曾加以详细讨论；接着又在第三编第四章第 2 节对马尔萨斯给予专门评述。这些缺陷，主要是由于本书毕竟是熊彼特生前未完成的作品。他的夫人伊丽莎白，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已经为了整理和编辑本书遗稿的浩繁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献出了余生；恐怕除她而外，也没有第二人能胜任此项艰巨的工作了。所以，对于书中有关这一类的不足之处，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次，熊彼特在书中的论述，除了学派人物史料大都是经过他本人详加搜聚考证而得，因而是比较可靠可信的外，至于对于各学派人物及其学说和分析方法的评论，则有些意见是我们可以同意的，有些意见是我们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的，有些意见是我们过去（由于极“左”思潮）不同意而现在又可以同意的。

总之，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诚如三年前去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所说的，是“一部崇高而又宏伟的著作：其所以说是崇高的，是因为它是由一位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具有卓越的洞察力以及具有敏锐而尽管不稳定的判断力的学者所撰写的；其所以说是宏伟的，是因为它的设计规模是如此的庞大，以致即使花费一生的长期努力，也难免不留下宽阔的空隙和厄猝补缀的痕迹。”（见库兹涅茨为本书所写的“书评”，载于英文《经济史杂志》第 15 卷，1955 年，第 323 页。）确实，

《经济分析史》是一部内容广博、宏大的著作，它不仅囊括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且还远远超越经济学科范围之外，涉及其它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法学、史学，还有哲学。

这部巨著的这些特点，正反映了它的作者熊彼特本人学识渊博、造诣深厚的特长。熊彼特常说，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统计学家，特别最重要的是一位史学家，那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界，熊彼特自己可说不仅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还超越于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伯勒曾在前引文章中说，“作为一位综合一切经济部门的大师和一位博学的学者，熊彼特在当代的经济学家中，保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库兹涅茨也在上述“书评”中说过，“熊彼特实质上是一位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在熊彼特离世的第二年（1951 年），美国哈佛大学特地出版了一本英文的纪念专集，题为《熊彼特——社会科学家》，撰文者大都为哈佛老同事以及欧美其他著名经济学家。前面提到的基希教授还在上引 1979 年发表的论文中，称熊彼特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巨人”。可见本书及其作者熊彼特，在西方经济学界享誉之隆盛和学术地位之高超。

现在，我高兴地重复说一遍：我们盼望和等待已久的这部巨著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中译本，终于在多位译者、校者和商务印书馆有关同仁的艰辛努力下，分卷出版而与我国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国经济学界和出版界值得庆幸和欢迎的一件大事。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和竞争体制，使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得以有效地结合起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对于西方的市场机制、竞争体制、企业创新、技术进步、自由贸易、保护政策、财政金融与货币管理等等的特点和作用，以及有关学派人物的学说主张和分析方法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过程，都有十分详尽而比较深入的分析，还有作者本人的一些具有独特见解的评论。这些都值得我们通过本书，加深了解，以求有所参考和借鉴。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部巨著，不仅是专业研究者和经济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参考用书，而且也是大专院校经济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和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所必须具备的教材读物。

1988 年 8 月初旬，于武汉市盛暑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