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为了深入理解这种不同之处，以及《经济分析史》在写作意图上和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我们必须先简要了解熊彼特的生平、学识渊源和治学之道。

熊彼特于 1883 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 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尔（Otto Bauer），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通过这些人，他受到马克思学术观点的影响。迨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但终其一生，他极其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 年，他曾一度出任由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经济顾问；1919 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 年，他弃仕从商，任私营比德曼银行

（Biedermann Bank）行长，1924 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亦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 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 1931 年才又短期践约访日讲学。1932 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 1950 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 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 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学说体系；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影响和阅读书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观点，也有了较深的理解。这些阅历，对于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可说是极其重要的渊源。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如同在他的其它重要著作中一样，重视甚

至更加强调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它们的演变和发展。他之所以把本书当作“经济分析史”来写，而不是当作“经济思想史”来写，主要原因也正在这里。熊彼特曾在 1949 年初给他的英文本出版商简要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本书将要描述从希腊—罗马时代直到今天在经济领域里科学分析的发展和成果”；又指出“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描述和解释经济事实并为从事此项工作提供各种工具所作的种种努力的历史”。（详见本书开头：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为本书所写的“导言”。）

综观熊彼特在他的经济著述中的方法论，概括而言，它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强调发展观点和内在因素。熊彼特尽管不同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但是他对于在分析问题时强调要采用“变动”、“动态”、“发展”的观点，以及强调要认清“发展”现象是来自事物“内在因素”的作用这个方面，则极力推崇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认为这“完全是他（马克思）的创见”。伊丽莎白·熊彼特则认为这个方面是熊彼特和马克思的“共同之点”。（见伊丽莎白为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所写的前言，载于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2 页。）我们认为，在这个方面或在这一观点上，熊彼特很可能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两者所采用的“发展”观点，确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从根本上说，则又大不相同。马克思的发展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用在社会问题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熊彼特虽然也采用了“发展”观点，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可说胜过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他的“发展”观点是并不承认社会制度的“突变”等等。不论怎样，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自始至终是以对经济的科学分析为中心线索，并十分强调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演变和发展的。

第二，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怯。熊彼特早在 1914 年就以德文发表了短篇著作《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台湾经济学者阎子桂曾根据英译本译成中文，书名为《经济学说和方法——历史的概述》，于 1972 年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这就是现在的巨幅著作《经济分析史》的前身和雏形。这大小两本著作，说明熊彼特从青年到老年都一直重视经济学说和方法的发展史的研究。不仅如此，而且在熊彼特的共它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从而不仅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经济学说体系，而且也形成了他自己的颇具特色的分析方法。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史学家厄谢尔（A.P.Usher）曾在一篇悼念熊彼特的文章里写道：“他把不同的分析工具加以综合运用，是具有高度创见性的。” “当时除了马克思文献的领域外，实难以见到这种有成就的综合运用的分析工具。”（见 A.P.厄谢尔：《经济发展理论的历史意义》，载于 H.E.哈里斯主编的《熊彼特——社会科学家》英文本，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25—129 页。）

第三，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

注解详明。熊彼特的这种求实态度和作风，几乎见于他所有的长篇著作或短篇论文中；在《经济分析史》这一巨幅著作里，尤其是这样。对于本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并加以必要的评论。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对于一本著作，如果有一种或几种其它文字的译本，则必然在附注里注明其各种文字的译者、出版地点和出版年份。熊彼特的这种做学问的踏实作风，是值得我们赞许和效法的。不仅如此，有时熊彼特在本书中对某一个经济学者的附注，就包括有这个学者的生平、著作和学说要义，以及他在经济学界的影响或贡献，最后还加上熊彼特三言两语的评论。所以我们阅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必须同时仔细阅读书中的注解，这些注文不仅读来饶有兴趣，而且往往能为进一步钻研某个问题找到深入堂奥的阶梯。这无论是对西方经济学史的初学者，或是对专业研究者，都将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