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体系

为了免得读者得到完全错误的印象，有必要立即对前一节的叙述进行补充，至少有必要叙述一下与前一节论述的各种体系相平行的各种准体系，因为一旦让错误的印象在读者头脑中扎下根，后面的章节就没有力量加以消除了。我们知道，大多数准体系是发展工商业的纲领，其作者要么提出有利于实施这种纲领的政策，要么抨击不利于实施这种纲领的政策，并就具体问题进行推理。但他们的思想在连贯一致的意义上并非没有系统。他们知道如何把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联系起来，知道如何用统一的原则说明各种问题，所谓统一的原则，不仅包括政策原则，而且还包括分析原则。尽管没有随时阐明这些分析原则，但它们却得到了有效的运用，这类似于英国法律的发展情况。本节只从十七世纪的作家中挑选出一些加以讨论，这些作家随着我们的讨论不断深入，还将被再次提到。下面一章和以后各章将介绍更多的这种类型的作家。

如果说这类文献取得了成就的话，则荣誉应归于英国的工商业者和文职人员，但最高荣誉却应归于意大利人塞拉。我认为，正是此人第一个写出了有关经济原理和政策的论著，虽然不是系统性论著。这部论著的主要价值，不在于用国际收支状况解释了那不勒斯王国金银的外流，而在于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对决定经济有机体状况的各种条件作了一般性分析，以此来解释国际收支状况。实质上，这部论著讨论的不是货币的充裕而是物品的充裕所依赖的诸因素，即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政府的办事效率。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整个经济过程运行正常，则货币因素无需加以任何特殊治疗，就会自行健全起来。这一论点对于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那些理论工具作出了若干贡献，我们将在下面提到这些理论工具。①

一连几十年，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与此相类似的著作。但到十六世纪下半叶，却在英国出现了大量与此相类似的著作，其标准书名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是“贸易论”。渐渐地，这类著作的作者独立地发现了经济过程所固有的逻辑，而本来他们是可以从经院学者及其后继者那里学到这些东西的。他们所发现的经济过程的逻辑，后来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并因而服从于不同政治目的的需要，变成了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这条发展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是蔡尔德的“贸易论”。①这本杰出著作过去和现在常常被斥之

① 1600 年左右从事经济著述活动的 B.德·拉菲马斯，在掌握经济原理方面和分析能力方面，远远不如塞拉，但他对实际政策问题的看法却与塞拉相同。他的著作目录，参看 F.海姆：《亨利四世的裁剪师巴泰莱迈·德·拉

菲马斯》，1905 年；并参看 H.豪泽：《亨利四世统治时期的商业自由和劳动自由》，载于《历史杂志》， 1902 年。

① 乔赛亚·蔡尔德爵士（1630—1699 年）。这部著作最后是以《贸易新论》（1693 年）的名称出版的，但为了对其历史功绩作出公平的评价，我们必须考虑到，该书最后以《贸易新论》的名称出版，其间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初稿《关于贸易和货币利息的简要考察》连同《简短的补充》发表于 1668 年。1669—1670

年增添了十章。这些年份与确定该书的出版时间有关联，因为 1690 年出版的《论贸易》增添或修改的内容都不是很多，1693 年出版的《贸易新比》所作的修改就更少了，除了一篇新的导言外，没有增添任何东西。蔡尔德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辩护的一本小册子，也值得人们注意。蔡尔德作为经济学家的声誉，既受到了人们一般对“重商主义”著作抱有偏见的损害，又受到了一桩在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的损害。蔡尔德是个大商人，实际上是那个时代最受人憎恨的大公司的化身，他不但非常富有，而且还是东

为许多“重商主义”著作中的一种，这曾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足以妨碍许多历史学家看到它所具有的价值。不管该书的书名取得是否合适，我们都应该承认，该书根据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所清楚地显示出来的“规律”，讨论了当时的各种实际问题，例如就业、工资、货币、汇兑、进出口等问题；我们称之为均衡理论的工具，虽然没有被明确地表述出来，但可以说，它就在帷幕的后面。巴贲、达文南特、诺思、波勒克斯芬等人的著作，可以和这本著作相匹敌，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这本著作。②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们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存在着一种分析工具，无论用这种分析工具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题，它都以实质上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作者们都或多或少地愿意而且也有能力运用这种工具。对我们来说，这正是最要紧的，而我们喜欢不喜欢作者从其分析中得出的实际建议，则完全无关紧要。

我要借此机会提及艾萨克·杰维斯的《国际贸易体系或理论》（1720 年）一书。这是一本虽然鲜为人知但很出色的有关对外贸易的论著。福克斯韦尔教授（见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克雷斯工商业与经济学图书馆目录）称它是“政治经济学最早的正式体系之一，为自由贸易作了最有力的实际论证”。不过我认为，福克斯韦尔这种说法的后半部分要比前半部分更为正确。维纳教授（见下面第七章）已对杰维斯为国际贸易理论作出的这一杰出贡献作了完全公正的评价。杰维斯除讨论国际贸易问题外，还概述了一些与此有关的一般经济理论问题，当然没有“正式”铺开来谈。

然而，这类著作一般说来却远远低于蔡尔德所达到的水平。它们大都仅仅是目的明确的发展英国工商业的纲领。既然自由贸易在这类纲领中占首要地位和大部分篇幅，所以我们将在本编最后一章有选择地提及几本这类著作。这里作为例子，只要提及孟、卡里和佩蒂特的几本小册子就够了。①其中

印度公司的董事长，有几年甚至独揽了该公司的大权。因此，他当时很不得人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二百五十多年，历史学家才小心谨慎地为他洗刷了“垄断者”和“特别辩护人”的恶名。

② 参考书籍将在后面各章列出。不过，查尔斯·达丈南特的贡献，不应根据他的《论英国的财政收入和贸易》（1698 年）一书来加以评价，而应综合他发表的所有著作来加以评价，这些著作合在一起，便是一内容广泛的准体系。下面我们谈一谈波勒克斯芬。约翰·波勒克斯芬是商人，下院议员，并曾在商务部任职。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贸易、铸币和纸币》（1697 年，1700 年再版），除此之外，他还写有《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在制造业方面的矛盾》（1697 年），这是一本小册子，是为答复达文南特的《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1696 年）而写的，除抨击了他最厌恶的东印度公司外，还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他的《论贸易、铸币和纸币》一书的论证。就分析能力来说，波勒克斯芬的《论贸易》确实是一本杰作。因而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为什么他得到的承认如此之少，特别是为什么人们总是指责他缺乏创造性、指责他犯有这样那样的“重商主义”错误，致使他所得到的承认也丧失了光彩。说他犯有重商主义错误似乎是毫无根据的，而说他缺乏创造性、则只要提出以下问题就够了：如果判断一个经济学家卓越与否的标准仅仅是看他的著作中是否有全新的研究成果，那么应把斯密、李嘉图或穆勒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① 约翰·卡里是布里斯托尔市的商人，著有《论英国与其贸易、贫困和赋税的关系》一书，这里使用的是

1695 年版本。还有另外几个版本，1745 年版的名称是《论贸易》。读书取得了巨大成功至于洛克为何称赞

此书，我只能说是因为卡里主张根据旧的重量和成色标准重新铸造货币，而洛克在 1695 年会对任何持有这种见解的作家表示欢迎（参看下面第六章）。不过，卡里对英国与各国的贸易所作的详尽讨论，或许也吸

孟常常得到过高的评价，他的小册子的名称不是“贸易论”，而是《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 年）。就政治眼光来说，这几本小册子不无一致之处。它们的这种眼光都十分广阔，触及了英国的所有经济问题。但却没有取得任何分析成果，推理错误比比皆是。举例来说，卡里认真讨论了英国与其他各国，与爱尔兰及各殖民地开展贸易活动的情况和可能性（这正是其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除此之外，他还讨论了垄断（即各大贸易公司的垄断）、失业的原因及其救治方法、铸币、信用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乃至讨论了（见第 162 页）如何使女仆“更加懂规矩、更加顺从”的问题（这也许是卡里夫人的贡献）。但他的分析一超出常识范围，就糟得一塌糊涂。例如他认为，英国货物在国际市场上价格过高，是由高地租造成的，同时高利率也是一个原因，但他却未作更多的论证，来使这一理论超过一般人的见识。他强调要保持出超，但却建议物价和工资保持高水平，其理由读者是想象不出来的。如此等等。然而，他却对所有问题都很敏锐，不仅是敏锐，而且还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气味以及质朴与粗暴（例如参看他在第 76 页对奴隶贸易和英国“银矿”所作的赞美，以及他在书中各处对如何对待爱尔兰发表的见解）。一旦我们学会如何在那些声称只讨论特殊问题的著作中或其背后辨认出 “准体系”，我们就会在各处发现这类著作。譬如在荷兰，格拉斯温克尔的著作和德·拉·库特的著作①就属于此类，尽管前者讨论的只是谷物贸易。许多历史学家对他们的评价，会高于对当时英国作家的评价，因为这两位荷兰作家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尽管德·拉·库特的国际贸易观点不那么值得称道）、政府干预、中世纪公司等问题上采取了“自由主义”观点。但我们对这些作家的评价却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价格机制在各方面的因果作用。如果一个人象格拉斯温克尔那样在 1651 年认识到“囤

积”和投机的经济作用，那么一直到 1751 年这都可以说是一项发现（我并不

是说这真的是一项发现），尽管到 1851 年就是老生常谈了，而现在听起来则是完全错误的。

十七世纪德国的这类著作，当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观点，撇开这一点不谈，它们都没有达到蔡尔德的水平，但却有许多类似于或优于卡里的著作。这里只需举出奥地利的代表人物著名的霍尼克就够了。①霍尼克同比他重要得多的比彻等人一样，在任何一部经济学史中都占有显著地位。他的著作也是鼓吹经济发展的纲领，不过是为一个穷国写的，这个穷国不断受到土耳其的侵略威胁并缺乏英国的资源和成功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我们适当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霍尼克的建议与其同时代的英国人的建议，甚或与《论公共福利》一书中那位博士提出的建议如出一辙。霍尼克建议开发利用荒地和其他未得到利用的资源；更好地训练劳力以提高劳动效率；促使消费者购买本国产品以此扶助国内工业；鼓励出口工业品和进口必要的原

引了洛克。另外一本著作《病弱的不列颠，或论的贸易》（1680 年），是以菲兰格鲁斯这一笔名发表的，福克斯韦尔教授认为此书出自威廉·佩蒂特之手（见克雷斯图书馆的目录）。

① 德克·格拉斯温克尔（1600—1666 年），是律师和公职人员，写有一部论著，讨论了粮食贸易方面的经济问题，但书名却起得很糟糕，叫《粮食法规汇编》（1651 年）。彼得·德·拉·库特（1618—1685 年）是制造商。他的著作我们只需提及《荷兰的利息》（1662 年；1669 年第二版书名改为《指南》）。

① 《奥地利富强论》（1684 年）。菲利普·冯·霍尼克（1638—1712 年）是公职人员。A.E.门罗的《早期经济思想》对该书作了摘录。

料，限制原料出口和工业品进口；与各国保持贸易平衡（参看本编最后一章），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建议或大部分建议都很有道理，而且作为这位贤达官僚的思想记录也很今人感兴趣，但它们也不免太有道理了，致使作者甚至没有想到可以通过分析来增强建议的说服力。

至于美国，十九世纪以前没有一本系统性著作。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美国当时的环境条件不可能产生对一般性论著的需求或供给。但甚至在殖民地时代，人们就已积极地讨论当时的各种实际问题了，到十八世纪，各种报告、小册子和论文大量涌现，讨论的主要是纸币、铸币、信用、贸易和财政政策等问题。①其中一些著作是符合我们的“准体系”观念的。这里有三个例子，美国读者可以自己看看是不是准体系。首先，汉密尔顿的著名的《工业报告》

（1791 年），②虽然无疑是想描述美国工业的情况并提出一项发展纲领，但实际上却包含有极好的“应用经济学”，十分清晰地显示出了分析结构的骨架。这种分析结构后来在 D.雷蒙德、F.李斯特等作家的著作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其源头则可以一直上溯到蔡尔德和达文南特等作家那里。其次，考克斯的著作几乎可以说是系统性著作。①第三，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年）讨论经济问题的各种小册子②提供了大量材料，足以为他建立起一个体

① 已故塞利格曼教授的论文《经济学在美国》（该文后来作为他 1925 年出版的《经济学论文集》一书的第四章而重印），有选择地列出了一份书目（遗憾的是仅仅列出了书名），一份再好不过的书目，我主要就是根据它来阅读美国十八世纪的经济著作的。并参看 C.F.邓巴的《1776—1876 年美国的经济科学》，载于1876 年的《北美评论》，以及普林斯学会 1911 年重印的一些较为重要的小册子（麦克法兰·戴维斯版）。总的说来，美国的经济学家似乎总是从科学观点出发低估这些早期文献的重要性，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些文献所鼓吹或抨击的具体政策或措施上。因而喜欢吹毛求疵的历史学家便根据自己对这些政策或措施的看法，褒贬早期的经济文献。每一作家所作出的特殊分析贡献通常也就被丢在了一边，特别是当“不健全的”实践与健全的理论相并行或者反过来不健全的现论与健全的实践相并行时，在货币领域中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但在本书的计划范围内却无法纠正这种状态。[熊波特写这章时，约瑟夫。H.多尔夫曼的著作《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尚未出版，该书的头两卷讨论的就是 1606—1865 年这段时期。熊彼特读了第一卷，并作了笔记，拟用来修改这一章。]

②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 年）这位卓越人物，读者是很熟悉的，无需介绍其生平，也无需介绍

其著作。对于本书的目的来说，需要指出的仅仅是，他是个杰出的经济政策执行者，认为与其用一知半解的知识来取悦于某些听众，倒不如多学习点分析经济学。他很熟悉斯密派经济学（不仅仅是斯密本人的经济学），事实上熟悉得可以根据自己对实际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看法来改造这种经济学，熟悉得觉察到了这种经济学的局限性。他的所有报告，不单单是正文提到的那份，而且还有讨论进口税、公债、建立国家银行、建立造币厂等问题的报告，都远远超过了粗浅的常识水平。我特别建议读者仔细读一读汉密尔顿与麦迪逊和杰伊合办的杂志《联邦党人》，美国读者可以从这份杂志中学到远比经济学更多的东西。作为开始研读汉密尔顿著作的指南，请参看 P.L.福特的《汉密尔顿著作目录》（1886 年）、以及 H.C.洛奇的汉密尔顿传（1882 年）。

① 坦奇·考克斯（1755—1824 年），曾任税收专员，其著作《合众国概观》（1794 年），是一本由许

多篇论文和讲演稿结成的集子。

② 特别是《略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1729 年）；《关于人口增长的考察》（1751 年）：《论有关国民财富的各种观点》（1769 年；正是由于这本书的缘故，一些人才把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看作是重农主义者的）。不过，尽管也许除了他的《论工资增长》外，以上是他可以列入经济研究范围的全部著作，但他以通俗形式发表在通俗出版物（如《穷理查历书》）上的另一些东西，也有助于完善我们对他的见解和分析努力的了解（参看约翰·比奇洛 1887—1888 年编辑出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集》）。当然，详细介

系，一个在实践方面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体系，尽管没有什么纯分析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