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外汇管制]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外汇管制方面的实践论点。从经验中我们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使政府控制经济生活，并同样不可避免地设置官僚机构来进行此项工作。官僚机构不仅将抱住其权力不放，而且还将自动地尽力扩大其权力。很明显，进口、出口和外汇是最重要的管制对象。主张管制的论点也适用于长期处于战争边缘的状况。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到战争和持续的战争威胁所造成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凡是对外国不利而对本国有利的事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或者换一种说法，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国际经济关系政策与经济战政策溶合在了一起，并且成了旷日持久的强权政治游戏中的一种武器。假如我们承认这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那么外汇管制的理论基础就很清楚了，尤其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一切官僚主义的实践具有内在的扩张趋势的话。我们认为，在外汇管制时期，禁运铸造过的和未铸造过的金银，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补充措施，虽然在较早的时期，这种补充措施

① 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同样缺乏节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有关殖民她的经济推理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方法，而且根据不同人的实践会没有矛盾地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沃论·黑斯廷斯的实践——即：无耻的掠夺——是一回事，威廉·本廷克的实践——即：施仁政——是另一回事。经济利益也随之不同。研究一下有关奴隶贸易的看法的演变，可以察觉出大致的分界线。

是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或者是可以采取的唯一措施。①

然而，用较为一般的形式来表述外汇管制的理论基础，也就是不涉及战时经济的特殊情况，也许是有用的。在这样做时，我将只考察完全外汇管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地垄断外汇交易的政府部门，能够随意使用和分配外汇。于是，该政府部门能够（a）克服外汇的暂时短缺，而这种暂时短缺如果不加以克服，可能导致经济失去平衡，特别是通过累积过程使经济失去平衡；（b）在国际市场的运行受到阻碍从而不可能进行自动调节的情况下，该政府部门能够使债务的偿还有秩序地进行；（c）在缺乏正常弹性的外汇市场上，能够制止或打击空头投机；（d）能够防止自动调节产生不良的（有害于经济的）结果，即使在可以进行自动调节的地方，也有可能产生这种结果；

（e）能够阻止某些进口或出口，同时能够鼓励另一些进口或出口，从而能够强有力地影响国民生产；（f）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改善国家的贸易条件，这种范围可以通过实行辅助性的限制以及把垄断因素引入同外商的交易而扩大。还有两点需要补充。第一，外汇管制要成为锐利的武器，不仅需要留意

跨越国界的一切交易的净结果，即与其他每个国家单独贸易的净结果——当代双边贸易原则——而且还需要留意每种商品和每个商人的交易额。如果想要获得有可能实行的歧视性外汇管制的全部益处，那么上面一点是特别重要的。第二，外汇管制（加上禁运货币金属）要想作为全面计划的一项工具而发挥充分的作用，必须补充以直接影响单个交易本身的其他控制。各个时期都曾使用过许多这样的控制，但我们所讨论的那个时期有其自己的特殊控制方法，即建立贸易中心城镇。①很明显，当贸易已被纳入了规定的渠道而受到控制时，管制外汇就容易多了。由于贸易中心城镇拥有铸币厂、审计员和旅馆老板（实际上是监视外国商人的看守）等手段，因而它具有控制外汇市场的极好条件。不过，应该记住，这两种政策虽然主要是相互补充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能够互相代替的。①

无论我们现在怎么看这种政策的间接影响，尤其是如果所有国家都实施这种政策的活，无论我们怎么看实际实施这种政策的方式（当然，任何时代颁布的法规都是一大堆很不合理而且相互矛盾的措施），但从原则上说这种政策决不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不能指责那些在当时条件下鼓吹这种政策的作家态度不严肃。就实践论点来说，因而就实施这种政策的人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在实施这种政策的人中，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1579 年）是佼佼者。就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也不可能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假如他死而复生否定这一点，我们可以回答说，他对那个时代的情况不够了解，如果他否定这种政策，人们就可以指责他犯了推理错误。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以下事实：即一般认为，那些可以辩护的实践观点是与不恰当的理论甚或荒谬透顶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由此而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否有任何理论上的论点。

① 见下一脚注。

① 因而，下面的事实没有丝毫令人惊奇之处，特别是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这个事实就是有些作家只鼓吹贸易中心城镇制度，不鼓吹外汇管制，而另一些作家只鼓吹外汇管制，不鼓吹贸易中心城镇制度。还是让我们指出，大约直到 1600 年，自由贸易作为一项纲领意味着发展贸易中心城镇制度，约束甚或解散商业公司。

1600 年以后，自由贸易意味着迫使商业公司开放门户，使每个商人都能进入商业公司。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贸易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解散托拉斯”。

实际上，几乎所有主张保护国家外汇、输入金银币或金银块的作家，都没有谈到贸易差额或收支差额，因而不应把任何理论归功于他们或归罪于他们。①正是为了公正地对待他们，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在分析上是多么无辜。这将消除对他们的一些指责。指责他们已经成了一种传统，其原因仅仅是我们把他们的言词看得太认真了，硬把这些言词同它们似乎暗含的理论连在一起。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做过分析。他们只了解经济现象间的极明显的关系。由于生活在各国都决心与其对手较量的年代里，他们强烈地憎恶输入不必要的奢侈品——这并不意味着有意否定亚当·斯密的伟大而平凡的格言，即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和目标”。他们看到汇率反复无常地变化，把这种现象归之于投机者的阴谋诡计，正象 1919 年以后法德两国的政客们和公众看待他们国家的情况那样。他们觉得一个国家如同个人，有钱是好事——他们没有对此事多加思考。他们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外国人当然就成了厌恶和不信任的对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可以称为商业和商人活动的天真的批评者，一如古今舆论之所为，读者会理解这一点的，恕我不再谈论这个论点，列举例子也是没有用的。①

可是，也有例外。②需要特别注意的唯一的一位作家是马利内，我们已在前面提到过他。他的建议主要是提高进口关税，禁止金银出口，建立贸易中心城镇制度和恢复皇家汇兑局以确定正式汇率，这些建议背后的理论，要比看不起他的观点的许许多多批评者所承认的更加重要。事实证明，他不应该受到这种对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整个那个世纪，没有一位作家象他那样清楚而全面地了解国际汇兑机制，这一机制是通过价格水平和金银流动起作用的——我们很快就将在“贸易差额”题目下讨论到“自动机制”。在《论英格兰公共福利之积弊》一书的第二编中，他巧妙地说明了，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跌到铸币平价以下，因而硬币外流的话，那么该国的物价将下跌，而外国的物价将上涨，因为“在外国，我们的货币加上外国的货币将使通货数量增加，从而外国货物的价格将上涨”。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一直到十八世纪，人们才得出该论点表明的结论。为什么马利内本人当时没有得出

① 如果我们记住他们是在分析方面而不是在实践方面处于原始状态，那么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他们为原始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英国原始政治经济学》，载于《爱丁堡评论》1847 年）。通党的名词是重金主义者，我之所以避免使用这个名词，是因为它——如同其他名词一样（见 E.R.A.塞利格曼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写的“重金主义者”词条）——会使人认为有一种自成一派的理论。他们实际上不是一个学派。他们所共同具有的那种观点，在较高水平的作家中也能找到，但谁也不会把他们列入这些作家的行列。

① 读者如果对这类例子感兴趣，可参阅前面脚注中引证的琼斯和塞利格曼教授的文章，以及托尼教授为自己编辑的托马斯·威尔逊《论高利贷》（1925 年）一书所写的引证。至少还要提到一个人，即托斯·米菜斯、此人是海关官员，象所有善良的官僚那样渴望管制贸易中心城镇的贸易，渴望输人金银；他把贸易管制说成是“通向天堂的第一步”，把输入金银说成是经济生活的太阳、领航员和”乳糜”。他的著作极不成熟。名为《邪恶的神密》（1611 年）。

② 这些例外是马克·安东尼奥·德·桑蒂斯（《论那不勒斯王国汇率变动产生的影响》，1605 年），此人只是由于安东尼奥·塞拉抨击了他的理论，才得以被后人所知（参看 T·福尔纳里：《有关安东尼奥·塞拉和马克·安东尼奥·德·桑蒂斯的研究》，1880 年）；托马斯·卡尔佩珀爵士，此人在前面提到的《论反对高利贷》（162l 年）一书中，象其他人和经院学者一样，以分析高利贷的方法研究外汇交易；《皇家汇兑局》（1628 年）的隐名作者；米奎尔·卡萨·德·莱鲁埃拉（《恢复西班牙古代的繁荣》，1613 年）；还有另外许多西班牙作家。然而，这些人都没有作深入的分析，只是分析了外汇管理技巧本身。

这个结论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对那个机制的缺点比机制本身有更加深刻得多的印象。特别是他抱怨，在他那个时代的范围狭小而又受到限制的市场上，汇兑对英国的作用是使它超过必要程度较便宜地出售自己的货物：而较昂贵地购买外国货物——也就是说，使它的贸易条件不必要地处于不利状态

——“主要就是在这里出现了⋯⋯超值。”他察觉到有可能用管制外汇的办法来改善贸易条件（见上面 f 条）。以下事实进一步证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推理是正确的。在考察反对他的计划的意见时（《论英格兰公共福利之积弊》第三编），他首先提到的是改善贸易条件可能对销售产生的影响，并立即回答说，“我们的商品是人们所必需的，因而各地何等需要我们的商品呀！”

——这意味着依照他的看法，外国对英国货物的需求是无弹性的。但是在估计实际情况方面他可能错了，甚至可以肯定，他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外汇投机损害国家利益的作用，同时也过高地估计了外汇管制增进国家利益的作用。很显然，在与米塞尔登的论战中，他夸大了自己的观点。但是，问题不在于此。我们并不关心英国是否“应该”接受他的忠告。我们关心的是他的推理。他的推理虽然并非没有可以指摘之处，但首先必须看作是他对经济分析的贡献。如果我们把他称为“重金主义者”，那么理论上的论点显然并非对重金主义不利。就他在理论上的地位来说，他也并没有被米塞尔登压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