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阿吉尔贝尔与坎梯隆

虽然作为财政这个研究领域的领袖人物，我们已经提到过布阿吉尔贝尔，同时作为货币研究领域的领袖，我们不久即将和他重逢，但是在我们现在试图展示的图景中，最好也不要忘记他是“一般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被称为重农学派的前驱，原因很容易理解：一方面他积极支持农业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发现“所需要的只是听任自然，享有充分的自由”这一类语句。虽然这些事实足以使他与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合辙，但并不足以使他成为重农学派特有的分析方法的始祖。虽然他与魁奈的货币观点在分析方法上很接近（见下面第六章），但总的说来似乎不宜过分强调这种关系。他是下面这类作者中的又一个代表：他们把经济有机体看成是互相关联的经济量的一个均衡体系，并从消费的角度来建立这个体系

——这要比坝梯隆以前的任何人都走得远些。他的经济社会学几乎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从贫富两个社会阶级立论，而他对这两个阶级的存在所作的解释，随着十八世纪的推移就变得十分普遍了：强者以犯罪行为和暴力掌握了生产手段，然后他们就不愿再干活了；同时——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讽示，读者不要加以忽略——这些强盗在变官之后，宁愿存钱而不愿存货（窖藏的货币，这个人世间的莫洛克”啊！）从而使真正的财富贬值，扰乱经济生活之流。他和半个多世纪以后亚当·斯密看得同样清楚，发现经济秩序的原则在于竞争。从分析的立场出发，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发现，基于这一点，他不像亚当·斯密那样拥护无条件的自由贸易，这倒无关紧要，因为得出这个实际结论，需要涉及其他许多方面的考虑，此外还涉及许多个人的偏好，所以对这个结论本身的赞成或反对，并不足以成为肯定或否定一个人的分析的理由。虽然他关于竞争的“成比例的均衡”概念与亚当·斯密的一样明确，但仅此而已，他没有想到要给它下定义或研究它的性质。他像坎梯隆一样，给财富所下的定义是对每一项能产生“满足”的东西的“享受”；他也和配第一样，宣称这种财富除了土地与劳动外没有其他来源；①然后简单地宣称，假如所有的商品与劳务都是由互相竞争的生产者自由地去进行生产，那么把土地与劳动不间断地转变为消费品的过程将正常运行无阻——似乎这不需要任何证明。第一个试图给均衡下一个（粗略的）数学定义并对这一命题加以

（也是粗略的）数学证明的是伊斯纳尔，这个人作为莱昂·瓦尔拉的先驱，尚未取得他在经济理论史中应该享有的地位。②

① 配第仍然认为资本是积晃起来的劳动。不过布阿吉尔贝尔的理论是把被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分解”为自然要素与劳动所提供的服务的一个早期事例；这将成为庞巴维克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参阅下面第四编第六章），但布阿吉尔贝尔没有打算对这个观点进一步展开分析。

② 艾基利·尼古拉斯·伊斯纳尔是一位工程师，关于他的情况我们实际上一无所如，甚至生卒的准确日期也不清楚，《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也没有关于他的条目。除了写有一本与我们无关的著作外，他还写过一本题为《论财富》（1781）的著作，该书侥幸没有失传：杰文斯在他《政治经济学理论》附录中把这本书列入了计量经济学著作的清单中，不过，对于伊斯纳尔著作的（几乎）完全忽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本书中所提到的历史性成就，包含在反对重农主义学说的老一套论证以及其他既无创见、又不十分有趣的

坎梯隆的巨著命运较佳，一方面是因为它计划周密的、系统化的、甚至带有教导性的形式，一方面是因为早在实际出版以前（参看上页注刚就有幸得到两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古尔内与米拉波的热情赞许与有效的支持。配第所未能完成的——但是在这些方面他几乎提出了全部基本观念——在坎梯隆的

《概论》里都完成了。当然他不像学生那样每走一步都要回头向老师请教，而是作为具有同等知识水平的人，尽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地向前迈进。正如坎梯隆不仅仅是配第的学生一样，魁奈也是尽自己的能力大步前进，而不仅仅是坎梯隆的学生。然而，在经济分析史中很少有像配第一坎梯隆一魁奈一脉相承的例子这样值得我们注意、了解和牢记。坎梯隆对计量经济学的热忱是从配第那里得到启示的。他的《概论》附录中包括他的数学计算部分，不幸已经散失。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该书正文中描述的计算结果，已足以显示正是受了配第的问题——主要是土地与劳力之间的“平价”——和配第的方法的启发。而且这种依存关系，或者说可能存在的依存关系——这是无法确定的——超过了某些个别重要的论点如流通速度理论或人口理论，而扩展到一般理论结构的基本特点方面。我们将会看到，完全相同的论断也适用于魁奈著作与坎梯隆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亲缘关系是明显的，不一致的地方也和一致的地方同样足以显示这种亲缘关系：因为一个人从批评另一个人和接受他的教诲中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而魁奈有些观点看来好像就是通过前一种方法从坎梯隆那里引导出来的。而且魁奈分析结构的基本特点，正是在坎梯隆的著作中已经明明白白地预示出来的特点。打一个比喻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坎梯隆之于魁奈、配第之于坎梯隆，正如李嘉图之于马克思。这里把布阿吉尔贝尔撇开了，虽然他与坎梯隆之间有重要的亲缘关系，而在货币方面又与魁奈之间有重要的亲缘关系。但目前重要的似乎是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条强有力的和单纯的发展线索上。为了不使上面所说的这一切停留在含糊的概论阶段，唯一的办法是对坎梯隆的著述作一鸟瞰，或者换句话说，提出一个读者指南。这就是我所要做的。

第一编包括分析结构的要领。第一章是用关键性的概念——土地、劳动与财富——所作的一般性安排。恰好和配第一样，而且也同样容易引起误解，这里作为物质来源的土地，与赋予物质形态的或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是处于同等地位来制造财富的，而财富只不过是食物、生活的舒适和享受（布阿吉尔贝尔的定义）。第二至六章实质上是一套经济社会学，首先有一个社会阶级的理论：土地所有权——其本身就建立在征服与暴力之上，和布阿吉尔贝尔主张的一样——创造了地主、农民和劳工三个基本的“自然”阶级（商人与企业主，连同艺人、强盗，律师、乞丐也算在里面，但他们是加在这个体系上面而不是真正融合在里面的）。然后我们得到关于乡村的起源、城镇（坎梯隆采纳了城镇的“市场学说”，认为城镇首先是从定期开放的市场、然后从永久性的市场发展起来的）、城市、以及都市的出现这一套很有意思的理论。坎梯隆除去创立了那种为十九世纪的许多教科书所采用的论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包括马歇尔的论著）外，还清楚地证明了他注意到通常目光短浅的人所难于掌握的事实，那就是任何分析性的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在

享情里面。由于在我们这个领域中人们对严格科学性的兴趣比较淡薄，沿着这条基本路线所取得的进展几乎慢得令人难以相信。

处理方法上必须分成两类，一类回答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如何产生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一类则回答这些行为又是怎样形成的。在第三章中我们也学到有关区位的一些知识——这也许是想在这个领域中取得进展扎初步尝试（假如我们不谈农业文献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一些想法）。第七至九章转到了纯经济学——也就是讨论上述社会结构内人类

行为的经济学。坎梯隆为了以后参考的方便，在这里先确定了许多初步的问题，涉及到（a）劳工与工匠之间以及不同行业的工匠相互之间报酬的差异；（b）人口。（a）项是后来的作家们喜爱的题目，特别是亚当·斯密，而在十九世纪的标准教科书中成了标准的课题。（b）项我们将在后面“论人口、工资与就业”一章中加以讨论。但这里不妨先提一下，坎梯隆（显然是在发展配第的主张）一方面让人口适应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受最低生存工资律的约束，所以假如不是他也把劳动看作是一个国家的“自然财富”（见第十六章，在这一点上他更像配第），那么马尔萨斯的主张也可以说就是起源于他了。后面这一点指向一个不同的方向，但这两种观念之间并无真正的矛盾。两者都成了十六世纪的通俗学说。

这样作了准备以后，我们的作家就在第十章提出一个正常价格或价值（“内在价值”：这里不要管他这个讨厌的用词，它并不害事）的成本理论。坎梯隆除了按照配第的理论，以生产每一商品所用的土地与劳动数量给他的成本下定义而外，这一套理论实际上还达不到烦琐哲学派理论的水平。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明显问题——我们可称之为配第的问题

——，也就是李嘉图打算避开的一个问题，其办法是去掉土地因素（见后面第三编第六章）以便只留下一个生产要素，而坎梯隆则在第十一章以另一种权宜的办法来解决：劳动也可以化为土地，因为最低贱的奴隶的劳动至少值⋯⋯必须被用来供应他的需要的土地数量。或者更确切他说，既然按照哈利的表，约有一半儿童十七岁以前死亡（以及基于其他理由），它大约是该数量的一倍.其他的劳动者所得较之最低贱的奴隶为多，但这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要用更多的土地来生产，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报酬要冒风险。坎梯隆用来证明他这种估计的工人家庭预算数字，在附录中已被散失。但我们必须将这一特殊研究领域内所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归功于坎梯隆。这方面在该世纪结束以前曾有很大发展。至于其他方面，我们既不须在这里对土地一劳动价值论本身（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也不须对那种使它可以进行数字运算的企图加以批评。尽管如此，但必须说这种企图并非像它表面看来那样毫无意义。在遥远的将来这一方面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不过让我们重复一下：第一、真正重要的是这种企图给我们带来了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启示——任何科学无论是怎样“理论性的”，只要本质上可以计量，那么数字计算就必然是这门科学的基础；第二、每年土地的亚彭（arpent，每一亚彭等于330 平方英尺）数在坎梯隆的分析中所起的作用，恰好等于李嘉图分析中劳动日数所起的作用。同时让我们补充一句，这里有魁奈的正常价值论的积极的核心。他关于自然有创造价值的力量的哲学，对于配第—坎梯隆理论的有效内容并没有增添多少东西，正如马克思关于劳动有创造价值的力量的哲学，对李嘉图理论的有效内容也没有增添什么一样。

坎梯隆对于实际价格脱离这个标准的现象——他把这个标准从土

地与劳动两项所表示的成本化成以土地一项所表示的成本——讨论得很仔细。在《商业性质概论》中没有称得上独占理论的东西；这需要较为认真地加以对待，因为从我们叙述的其余部分可以看出，坎梯隆的推理是以完全竞争中最完全的情况作为前提条件的，所以任何不完全性就自然而然具有特殊重要性了。但他也谈到由于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许多暂时偏离正常的现象，也就是说，坎梯隆对于有别于正常价格的市场价格问题给予很大注意——正如亚当·斯密后来所做的一样。他处理这个问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因为这一特点实际持续到约翰·穆勒。像十九世纪所有的“古典学派”特别是李嘉图一样，坎梯隆从来不问市场价格怎样和正常价格关联在一起，正常价格又是怎样从产生市场价格的供求机制中出现的——如果它确实出现过的话。他把这种关联视为当然，于是把市场价格看成一独立的现象，而把供求关系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市场价格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肤浅的、而且被价值论后来的发展显示为容易引起误解的公式——正常价格由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由供求决定—— 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编中将更多地加以说明。

再继续下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魁奈的影子浮现于未来，而布阿吉尔贝尔的影子也同样清楚地浮现于过去。社会上所有的阶级（等级）以及一个国家所有的人生存或致富都是靠了地主（第十二章）。根据第十四章的论点，这就是说虽然每一其他收入项目都有一个相应的成本项目相抵，成本中包括接受收入者必需的生活费在内，而地主的地租却是唯一不被抵消的收入项目，用以后的说法来说，这是因为地租是对“无成本的”、不是生产出来的、自然的要素的报酬。所以，得自土地的收入，由于事先没有或多或少规定了的用途，就可以由地主任意花销。这种收入的花法是不确定的；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成为国民总消费中决定性的、活动的因素——而在国民生产总额中也是决定性的与活动的因素，以致每个人的经济命运都取决于君主与拥有土地的贵族的生活旨趣和生活方式。这种旨趣决定了人们利用土地的方式，特别是决定了多少人能被雇用而能在一个国家内维持生活（第十五章），以及一国的贸易收支会呈现什么状况，如果收支两方都用土地来衡量的话——这是他用来判断一国从外贸中获利或受损的标准。并非所有这些都重现于重农学派的著作，例如最后提到的一点就没有。但大部分是重现了的，因此我们对地租怎样看法，有必要弄得很清楚。有几方面一定要辨别清楚。第一、有一条定理说纯地租是一种净报酬，它可以用稀缺的自然生产要紊的生产力来解释：这是一个真实和有价值的命题，经过多次徘徊歧路以后，理论的发展约在 1870 年左右又回到这个命题上来了。第二、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净报酬是唯一的报酬，所以正是农业生产了社会的全部净收入，其他经济活动不生产任何净收入。这一点表面看来是错误的，但是——像劳动价值论一样——如果加上足够的辅助条件与假设——例如绝对完全竞争、静止状态、没有城市地租、工资仅足以维持最低生存因而使劳动变成劳工消费的东西的产品、以及其他等等① —

—也就可以使它变为正确。不过加上这些假定条件，就破坏了这个说法的实用价值。第三、这里强调了净收入迅速用掉以维持经济过程持续运

① 读者把这些方面充分推导出来是很有神益的。

行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坎梯隆那里所起的作用不大，但在他以前的布阿吉尔贝尔那里与他以后的魁奈那里，作用就要大些。第四、这里还强调了净收入的花销方式——这种强调是坎梯隆所特有的。对此，特别是对于坎梯隆眼中的社会来说，可以用常识来加以证明。

接着，坎梯隆断言：土地产品被分成三个大体相等的部分，1/3 用来补偿农民的支出，其中包括他自己必要的生计；1/3 属于他的“利润”； 1/3 则归于地主。地主把相当于他们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花在城市，这里约居住着总人口的一半。农民也花些钱购买城市生产的制造品，也就是他们分得的 2/3 的 1/4。因此相当于农业总产品的一半（1/3＋1/6）最后流入城市，流到商人和企业家的手中，他们回过头来又用以购买食物和原料等等。坎梯隆自称上述这幅图景价值不大，不过是一个祖略的轮廓。我们如果要加以解释，还会遇到各种困难，不能深入下去。不过它也有不少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想举出两点。

第一、坎梯隆关于企业家的职能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第十三章）。那是很一般的概念，但他结合农民的情况作了特别细致的分析。农民向地主和劳工按合同支付一部分收入，这是“确定的”；他卖出的部分，卖价是“不确定的”。布贩和其他的“商人”亦复如此，他们全都是先付出一笔钱而期望得到的收入是不确定的，因此他们实质上是生产与贸易中担负风险的指挥者，竞争往往会减少他们劳务的正常价值应得的报酬。这当然是经院哲学派的学说；但坎梯隆以前没有人这样充分加以阐述。也许就是因为有了他，法国经济学家才从来没有像英国经济学家那样忽视企业家的职能及其关键性的重要地位。虽然坎梯隆很可能不知道莫利纳，也没有迹象说明他实际上影响过 J.B.萨伊，可是他在这一点上的成就——这是配第既未提示、魁奈也没有发展过的论点——“客观上”成了那两人之间的一个环节。第二、如果我们再一次地观察坎梯隆关于付款与交货的顺序，他从农业总产品分成三份开始，通过许多确定的阶段，又把我们带回到这个过程的起点农民那里，我们就会立即感到看见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一些坎梯隆以前或同时代的人——甚至配第—

—理论结构中没有明白显示的东西，或者说任何时代大部分理论家的理论结构中都没有的东西。从他们这些人那里，我们确实得到了关于控制经济过程的一般原理的陈述。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是怎样在社会集团或阶级之间运行的，他们却留待我们去想象。坎梯隆是把这种循环流转弄得具体而明白的第一个人。他提供给我们一幅经济生活的鸟瞰图；换言之，他才是第一个编出“经济表”的人。而且，除了一些无关宏旨的差异而外，他这张经济表和魁奈的相同，不过坎梯隆没有把它浓缩为一张表格的形式而已。因此关于这项“发明”，坎梯隆的领先地位是无可置疑的。米拉波出于他一贯的慷慨热情，曾把这个成就的重要性和“发明” 文字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但是由于魁奈的公式更要著名得多，将来谈到他的著作时我们将加上应该加添的东西。

理所当然，列表的方法为研究货币现象提供了特殊的机会，特别是在流通速度方面——这是它的主要优点之一。事实上坎梯隆最擅长于此。第一编第十六章提出的货币理论的基础，并不见得有什么创见：还是那老一套，包括金银的可分割性、可携带性等使它们得以担负货币职能的属性。但是整个第二编（其中也包括物物交换、市场价格等理论）

都是讲货币。信用和利息。第三编（主要谈对外贸易）也是如此。这里可以看到坎梯隆对银行、银行信用与货币铸造的分析。这种辉煌成就的绝大部分差不多历经一个世纪都没有人能够超过——例如对国际间货币金属分配的自动机制，就描述得完美无缺，这一成就往往被人们归功于休漠——不过其主要内容我们将留待以下各章加以研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