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储蓄、投资

① 其失败不是由于这种思想 [脚注未写完。]

① 这并不是说罗没有先驱者。第一，管理通货这一思想，潜藏在他以前的大多数银行发起者的推理中。可是，这里的问题似乎是怎样把“先后顺序”同理解的充分与深刻连在一起。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讲，每种通货总是受到管理的。而且，长期以来，通货一直是受人摆布的。但这并不是我所谓的 [到此中断，未写完]。

早在经济学家使用“资本”这个词以前，这个词就一直是法律和商业上的术语。对罗马的法理学家和他们的后继者来说，资本是指贷款的“本金”，以区别于利息和放债者的其他附加要求。显然与此有关，资本后来使指合伙人投入合伙企业或公司的货币总额或其等价物，也就是一个企业资产的总和，如此等等。因此，这个概念实质上是货币性的，或者指实际的货币，或者指对货币的要求权，或者指用货币估价的某些货物。而且，虽然它的意义并不十分确定，但决不是含糊不清的。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它的含意是毫无疑问的。假如经济学家有足够的见识，坚持这个词的货币的或会计上的意义，而不试圈“深化”它们，那我们可以免去多少纠缠不清的、毫无意义的，愚蠢透顶的争论呵，不过，在十八世纪以前，经济学家几乎不使用这词。撇开佛罗伦萨的圣·安东尼是否提出了资本理论这样的问题不谈，我们仅仅指出，十七世纪，象财富、财宝、存货这样的词常常使用在应该使用资本的那些地方，而且，整个十八世纪——甚至十九世纪的头几十年，最初的资本理论往往喜欢用存货这个词。

存货多少含有耐久性财富或生产性财富的意思——生产性财富可以用蔡尔德的工具存货和材料存货作例子——因而自然是注意和介绍的对象。当我说经济学家很晚才使用这个词时，我是指在有关资本的性质和职能的理论中或表达清晰的分析中使用这个词。在坎梯隆和重农学派以前，只有资本理论的萌芽。考虑到魁奈强调的是自然的作用，读者也许感到吃惊，我们竟然把奠定资本理论基础的功劳归于他。不过，我们不应被魁奈强调自然力的作用蒙住眼睛，而应认识到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仅在政治方面经常出现，在科学方面也经常出现——即一个人达到的目的往往不同于，甚至完全违背于他想要达到的目的。魁奈就正是这样情况。重农学派甚至同后来出现的若干种资本生产力理论中的一种有关系。《经济表》所描述的整个过程开始于给定的“预付”，并且按年预付运行。这些预付就是——生活或生产所必需的——货物，虽然它们的数量可以用货币来表示，而就资本这个词含有的许多意义中的一种意义而言，它们也正是资本。就采用预付一词的任何理论体系的一般性质而言，该概念如此重要，以致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体系归为一类，称其为“预付”经济学。①

这一点几乎立即为杜尔阁所把握，他勾画出了与此相对应的资本理论。他强调——几乎可以说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所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准备是财富（即预先积累的动产）而不是自然力（《考察》，LIII），这就等于为将来把在这个意义上的资本看作是生产要素助了一臂之力。亚当·斯密按自己的方式做了同样的工作。但我认为他并不知道《考察》（发表在 1769

—1770 年的《公民评论》上）一书，其理由之一是，他的阐述虽然非常冗长，却远远不如社尔阁的阐述。在我看来，《国富论》第二篇第一章似乎是根据魁奈的提示写成的。那里有“预付”的概念，因而暗示了资本的生产力（必要性），但不象杜尔阁那样（见下面第 7 节）提出了利息理论，而只是根据预付概念对资本进行了“分类”。魁奈的原始预付也许提示了“固定资本”

① 当然，读者应看到，一个理论体系是否能被称作“预付”经济学，仅仅承认以下谁都知道的事实是不够的，即要生产就必须有工具和原料，生产需要时间——正如要理解牛顿的物理学，仅仅承认如果苹果脱离树枝就会落在地上这一点是不够的一样。

这个概念，魁奈的年预付也许被变成了“流动资本”。接着，A.斯密列举了构成这两种资本的各式各样的货物，并讨论了每种货物应包括哪些，不应包括哪些。人们常指出，由于他的观点很混乱，这种分类并不令人十分满意。我们不必深入探究这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是，物质资本或“实物”资本概念

——不过这个概念也包括货币、“全体居民通过学习获得的有用的能力”以及“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虽然最后这一项在斯密的分类中并不明显

——传到了十九世纪的理论家手里，而且只受到轻微的批判就为他们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杜尔阁和斯密的储蓄和投资的理论也是如此。A.斯密断言（第二篇，第三章）：“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节俭可以推动更多数量的勤劳”；它会“立即”（没有延迟地）起这种作用，因为“每年节省的如同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也就是说，节省者会象浪费者一样，把钱迅速花掉，只不过节省者这样做的目的不同，节省的钱是由别人即“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因而“每个省俭者都是社会的恩人”。杜尔阁在此以前就已讨论了这个问题，只不过不象斯密这么详尽罢了。①但无论是魁奈，坎梯隆，还是布阿吉尔贝尔都没有论讨过这个问题。杜尔阁显然背离了在他那个圈子内确立起来的反储蓄传统。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位更早的法国经济学家——雷菲热可能例外——可以称为真正的“先驱者”。在英国的经济学家中，只有休漠具有这种主张。无疑，在十七世纪和十七世纪以前，有一群作家强烈反对奢侈（和害人害己的懒惰），尤其是反对输入奢侈品，要求制定或颁布节约法令，提倡节俭，至少商人和工人应该如此。在西班牙和英国经济学家当中，这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风气。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储蓄倾向不高是使英国人难以取代荷兰人——英国人认为荷兰人非常节俭，因而既羡慕又嫉妒——在国际贸易中的领导地位的原因之一。这就与储蓄和投资概念发生了联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止步于耐用品特别是金银的积累，止步于贸易顺差——这种重商主义的做法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谁也没有看到，或至少没有人费心去研究储蓄和资本形成本身的规律。因而应该认为是杜尔阁首先认真地分析了这些问题，正象（至少）应该认为是斯密首先把这种分析灌输进了经济学家的头脑那样。

为了将来参考，有两点必须提出来。第一，面对经常不断的批评，杜尔阁的理论顽强得难以令人置信。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是否超过了该理论仍值得怀疑，而约翰·穆勒则肯定没有超过。庞巴维克无疑给这个理论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支，但他实质上是同意杜尔阁的命题的。第二，这个理论不仅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是全盘接受。好象罗——和其他人——从未存在过似的，一个经济学家接着一个经济学家不断地重复说，只有（自愿的）储蓄才创造资本。而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怀疑“立即”这个词，但是实际上—

—不管对它可以作其他什么样的善意解释——这便意味着，每一储蓄决定都和相应的投资决定相重合，以致储蓄实际上没有任何障碍地、理所当然的转

① 比较一下《国富论》和《考察》，会使我们不免对以前提到的斯密的独立性产生某种疑问，因为杜尔阁也说过，至少在企业家的情况下，储蓄会立即（sur-le-champ）转变为资本。（而斯密的“立即”（immediately）无疑正是 sur-1e-champ 的译文。这并非不重要；相反，我们马上会看到，这是这两个人的理论的主要特征，也确实是这两种现论最严重的缺点。这样一种错误确实有可能在他们两个人的著作里分别发生，但这种可能性却不是很大。

变为（实物）资本，或者换句话说，储蓄实际上等于（实物）资本的供应。读者无需绞脑汁去想象，假如发生另外一种情况，学说史会有什么不同，这种情况就是从一开始就指出，有出现障碍的可能，在萧条的情况下，则极为可能——这种障碍可以使杜尔阁所描述的机制陷于瘫痪，储蓄成为经济过程的扰动因素，因而有可能使其成为工业机器的破坏者，而不是工业机器的缔造者。承认这一点不仅可以摧毁现代攻击这个理论的矛头，而且可以使该理论在其完全适用的范围内成为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找不出什么理由拒绝承认这些必要的限制条件，因为不仅从当时的经济学家那里而且从早期的经济学家那里，特别是从魁奈的《准则》中，是可以见到这类限制条件的。

如果在这出戏中让储蓄扮演上面的角色，则“王子”（即公共支出，因而公债）将不得不扮演这出戏中唯一的反派角色，或许多反派角色中的一个。公债这一主题，虽然从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和从财政技术的观点来看很有意思，但对我们来说却不很重要，因为在有关公债的讨论中判断远远压倒了分析。因此，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即许多作家都曾努力试图发现可以归因子公共借债的合意效果。有人甚至认为公债是国家繁荣的一个因素。①然而盛行的还是相反的趋势——喜欢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的人往往把这归因于资产阶级思想日益增大的影响，而实际上除了不喜欢骑士财政外，还有更多的原因。这种趋势得到休馍和亚当·斯密的有力支持。从他们的储蓄理论中

——该理论在休漠那里萌芽，在斯密那里得到发展——的确可以推论出，非生产性的公共（或任何）借债会使财富增长遭受挫折。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两人都认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公债是毁灭性的负担，有可能带来破产和毁灭。不过，他们对于这个题目只不过表达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事实上英国公众对公债问题极为敏感，以致皮特政府于 1786 年在更大的规模上，以更加认真的态度恢复了按年支付偿债基金的政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