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理论”]

第三个基本学科是“理论”。这个名词有很多含义，但是就我们在本书中的用法来说，只有两种含义是有关系的。第一种比较不重要的含义把理论看作和“解释性的假说”是一回事。这些假说当然也是编史工作与统计的主要组成成分。举例说，即使最激烈地主张以事实为根据的历史家，是经济史家也好，其他史家也好，都很难避免对于城市的起源构想出一种或几种解释性的假说或者理论。统计学家对于他碰到的问题中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也必须建立一种假说或理论。对于这一点只需指出，如果认为经济理论家的唯一或主要任务就是搞这类假说（有人也许会加上一句：“凭空捏造”），那就错了——虽然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误。

经济理论要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一些以简驭繁的图型或模式用来描述现实的某些方面，以及从某些视为当然的事实出发以便按一定程序确定其他事实，那么经济理论的确也和理论物理学一样是无能为力的。就我们目前的论证而言，我们视为当然的事情（命题），可以一律叫做假说，或叫公理，或叫假设，或叫假定，甚至称之为原理，①而那些我们认为已经按适当程序确定的事情（命题），则称为定理。当然，一个命题在一个论证中可以是假设，在另一论证中则可以是定理。这一类假说也可由事实提出——它们是根据实际观察得来的——但是从严格的逻辑来看，它们都是分析家武断的产物。①它们与第一类假说的区别在于不包含研究的最后结果（这些结果本

① 因此，本段第一句话所作的一个简单而无可辩驳的论断至今还受到某些经济学家的强烈否认，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① 所谓”原理”，在本书中是指任何我们（或者我们正在讨论的作者）不打算提出任何异议的陈述。但它可以是我们（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命题，也可以是我们（他们）假设或假定的命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可以提出异议的“法则”，这种法则的出现、运用或误用，必须仔细考虑：例如我们常说报酬递减”法则”或者凯恩斯的消费倾向“法则”，实际上这些都是假定：也说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递减“法则”，这是马克思认为他已经确立了的一个命题。

① 用 J.H.普安卡雷的一个比喻来说，裁缝可以随心所欲地裁衣服；但他们当然要力图按照顾客的身材来剪

身乃是人们感到兴趣的东西），而只是为了证实有兴趣的结果而铸造的器械或工具。而且铸造工具并不是经济理论家所做的一切，就像铸造统计学的假说也不是统计理论家或任何理论家所做的一切一样。同样重要的是设计其他小用具以便于从假说中搞出一些结果来——所有的概念（例如“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假说的成份在内。②而正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组成了经济理论。用罗宾逊夫人无比巧妙的比喻来说，经济理论是一个工具箱。

这种经济理论的概念，和其他科学部门一样，道理也很简单。经验告诉我们，某一类——经济的、生物的、机械的、磁电的和其他的——现象，实际上都是个别发生的事件，其中每一事件发生时都显示出它本身的特性。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些个别发生的事件有某些共同的性质与共同的方面，如果我们对这些性质与方面及其所提出的问题索性一次加以处理，那么在心力方面将实现很大的节约。为了某些目的，有时的确需要对个别市场上个别的定价情况，每种收入形成的情况、每次经济循环、每一笔国际贸易等等加以个别分析。但即使征这种场合，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每一场合都在使用对全体分析时所出现的概念。其次我们发现所有场合，或者至少大部分个别的场合，都显示类似的特点。这些特点及其含义可以合在一起用定价、收入形成、循环、国际贸易等共同的图型来加以处理。最后我们发现这些图型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上升到“一般化的抽象”的更高水乎很有好处；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可以建立经济分析的一种复合的器械、引擎、或研究方法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我们把它转向①什么样的经济问题，它在形式上都会以同一方式发挥作用。理查德·坎梯隆②的著作是第一部著作，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已对这个道理有所觉察，虽然经济学家们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它的所有可能性——莱昂·瓦尔拉是第一个这样做的（请参阅下面第四编第六章第 5b 节）。

虽然我们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去进行一次经济学的认识论的探讨，同时与这方面有关的一些课题在本编的以下各章和所有以后各编中还会受到注意，但在这里插进几点意见，借以减少我自己与读者之间可能的隔阂，将会是有益的。

首先，对于前面关于经济理论的性质与功能的论证，应该加上一个修正。这个论证的措词，至少大部分可以适用于所有那些具有任何通用分析工具的学科。但是这种类似性也有限制，其中最主要的可由下列两件事实来说明。经济学不能像物理学那样从实验中得到好处——当经济学家谈到做试验时，他们所指的和在实验室条件下的试验完全不同—— 但另一方面却享有一种物理学所得不到的信息来源；那就是人类对于经济行为的意义的广泛知识。这种信息来源也是争论的根源，在我们的征途中将反复找我们麻烦。但它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现在例如当我们说

裁。

② 举例说，理论力学从一套假定（就这种意义来讲或者称之为假说）出发，但显然这许多假定并非理论力学的全部，而当它们明确地汇集在一起时，仅能构成理论力学的第一章。

① 对 E.马赫学说的一个简译，他说每种（理论）科学都是省力的一种方法。

② 见下面第二编第四章第 2 节。

到可以激励个人或集团起来行动的动机时，我们的信息来源大致与心理方面有意识或下意识过程的知识是一回事，对这种知识不加利用是愚蠢的，虽然我将继续不断地强调，这与侵犯心理学专业的领域不同——就象我们陈述土地报酬递减法则并不意味着侵犯了物理学的领域一样。不过我们对于意义的知识还有另一种解释的方法，与逻辑比较接近。例如我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瞬间利得最大化的产量，是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的一点上（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边际收入等于价格）。可以认为我是对这种情况和一个结果建立逻辑关系，也和一般逻辑的规则一样，不管是否有任何人的行为与之相符总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有一类经济定理，它们是逻辑上的（当然不是伦理或政治上的）理想或规范。它们显然与另一类直接以观察为根据的经济定理有区别；例如说，对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对工人在消费商品方面的支出有多大影响，工资的变动对结婚率有多大影响等等。如果同时把逻辑上的规范解释成为从观察来的资料或必要时从共同经验下意识地积累起来的观察中“净化”的普遍规律，则无疑有可能把这两种类型的理论融合为一。不过，整个说来，最好不要这样做，而应该坦白承认我们有或认为有能力去了解意义，并以适当构造的图型来代表这些意义所隐含的东西。

第二、上述解释也许可以使我免于沾染“科学主义”色彩的嫌疑。这个名词是哈那克教授①曾经用来指出某些人不加批判地抄袭数理物理学的方法，他们同样不如批判地相信这些方法可以普遍适用，并且是所有科学活动都应该遵循的金科玉律。整个这个历史将可解答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是否有这种不如批判地抄袭数理物理学方法的行为，而这些方法仅在发展它们的科学的特殊形态范围之内才有意义——当然除去纲领性的词令，自从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今人敬畏的成功以来，这些词令已经够多了，但并无多大意义。至于原则性问题，哈那克毫无疑问是对的——所有十九世纪在他之前提出类似抗议的人也是对的——那就是他认为经济学家以在别的地方运用成功为唯一理由而任意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这是不允许的；同时他认为，那些实际上这样做了的极个别和次要的事例，应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幸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我们能够提出什么叫做不合法的借用以前，首先要问一问什么叫做“借用”。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与马克思主义者相似的一种错觉，这种错觉使得他们在谈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秩序时不愿使用像价格、成本、货币、土地劳务的价值、或甚至利息之类的名词；这些名词虽然是一般经济逻辑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似乎仅仅因为它们也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就沾染了资本主义的气味。同样，“高等”数学的概念与程序确实最先是和物理学家的问题相联系而发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学这种特殊语言有什么特别的“物理主义”的属性。①但这也适用于物理学的某些一般概念，例如平衡位势或振荡器、静力学与动力学等等，它们也和

① 哈耶克：“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见《经济学》1942 年 8 月号、1943 年 2 月号，1944 年 2 月号。这一篇论文——这些文章合在一起不亚于一篇论文——我要极力推荐，不仅因为它是深邃学识的产物，而且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在这类讨论中真理与谬误是怎样紧靠在一起。

① 哈耶克的导师，奥地利效用学派的理论家们在运用边际效用概念时，实际上发现了微积分。把他们的推理正确地用公式表达出来，不能算是什么罪过。

方程组一样出现在经济分析中；例如当我们使用“振荡器”这个概念时，我们所借用的只是一个词，别的再没有什么。不过有两种情况结合起来加深了那种错觉。一方面，当物理学家与数学家首先碰到那些一般概念时，不仅对它们加以命名，而且还搞出了它们的逻辑。只要这种逻辑没有引进什么“物理主义”的东西，我们不加以利用就是枉费气力。另一方面，学生们碰到一个问题时，要了解其中的经济学内容不如了解一个实物的类比来得容易；所以教书时常常要用这些比喻。因此，我们被指控借用的那些东西似乎只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大家，物理学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仅有一种类型的头脑可以运用，而其活动方式，不管担负的任务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原来都是相似的——所谓“科学统一运动”就是基于这一事实而产生。这并不牵涉任何机械论、宿命论，或其他什么“主义”的错误，也未忽视这一事实，即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所谓“解释”是有些不同含义的，同时也没有否认经济分析史的历史性质的含义。

第二、如果经济理论如我所表述的是这样一种单纯而无害的东西，那么读者会奇怪，自从它引起人们注意（大约从重农学派的时代开始）直到今天，那种伴随它的敌意究竟从何而来。我在这里只列举一些主要标题作为答案，而以后的叙述将会充分加以说明：

从每个时期的要求来判断（而不是用以后的标准判断以前任何时期的理论状态），那么在所有时期，包括现在在内，经济理论的成绩总是落后于人们合理的期望，并受到正当的批评。
不能令人满意的成绩从来都是、现在也是与不公正的要求相伴随的，特别是人们不负责任地把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过去和现在都超过了同时代分析工具解决的能力。
虽然经济理论的成绩从未达到标准，没有达到它可能达到的一切，但同时又超过了大多数感兴趣的人们的掌握能力；这些人不了解它，同时对于任何进一步改进分析工作的企图都抱有反感。让我们仔细区分这种反感的两个不同因素，一方面总是有许多经济学家惋惜大量事实的丧失，而实际上这些事实在任何抽象的过程中都是会丧失的。如果谈到应用，那么这种反感通常是很有理由的。可是另一方面有些人缺乏理论头脑，他们对于不直接与实际问题有关的任何东西都看不出有什么用处。或者，比较不客气他说，他们缺乏评价分析工作的提高所必须具备的科学修养。读者应该牢记这两种（有理的与无理的）对经济理论的批评的奇怪结合，本书将在通篇对这一点反复加以强调。这足以说明对经济理论的批评实际上总是从两种人那里来，一种人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经济理论水平之上，一种人则在其下。
从这些方面来的敌意常常因为反对大部分理论家坚持要形成的政治联盟而更为强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十九世纪经济理论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联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联合有时足以使政治上自由主义的失败变成经济理论的失败。在那个时期，许多人极端痛恨经济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理论仅仅是用以吹捧他们反对的政治纲领的一种计策。这种想法很容易产生，因为经济理论家自己也持有错误的政见，他们尽力使自己的分析工具为他们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放纵自己爱管政治闲事的强烈痹好，贩卖政治秘方，

自命为经济生活中的哲学家，同时却忘记他们有责任把自己引进经济推理中的价值判断交代清楚。类似的情况很多，而现代经济理论不过是又一个值得悲叹的事例而已。

有人认为，经济理论是要把未确定的、推测性的假说，装在上面区分的两种意义中第一个意义的框架内；在上列标题的一项或几项之内虽已隐含了这种看法，但我们仍以单列一项为宜。因此，在经济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家中常常出现一种倾向，就是把经济理论排斥在严肃的科学领域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①并不限于经济学。艾萨克·牛顿首先是一位理论家，可是他对理论，特别对于建立表示原因的假说，一贯抱有明显的敌意。他真正所指的不是我们第二类的理论或假说，而不过是证据不足的推测。也许在这种敌意中还有点别的什么，那就是真正的科学头脑对于使用这个带有形而上学气味的“原因”一词的厌恶。牛顿的例子也可以用来说明一个真理，那就是在实验性科学领域内不喜欢用形而上学的概念，绝不意味着对形而上学本身的厌恶。[熊彼特原意是想把这九段缩进去的材料用小一号的字体排印，以便一般读者容易把它们省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