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逼近伊斯兰世界

本书所谓伊斯兰世界，从地理上指小亚细亚、北非、阿拉伯半岛、中亚和西亚地区，政治上则主要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中央帝国及其属国，以及伊朗地区的沙法维王朝、卡加尔王朝等。所谓伊斯兰世界面临的挑战，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来自内部的挑战，是指在伊斯兰的形式掩盖下的部族、种族、民族、阶级矛盾逐渐加深；外部的挑战，主要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法、俄等国的殖民主义侵略行径。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的西方早有接触，并且一直以胜利者的姿态傲视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方，当它们重回伊斯兰世界的时候，已不是手握斧和剑的十字军骑士，而是装备着火炮和滑膛枪，携带着工业革命生产的大量商品、资产阶级的社会人文思想、政治制度，以及近代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商人。这是一次新时代的文明对中世纪文明的挑战，它首先降临到处在伊斯兰世界前线位置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头上。

苏丹苏莱曼一世（1570—1566 年）把土耳其帝国推到极盛。它的辽阔版图，从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连绵到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从克里米亚一直到尼罗河第一瀑布。凭着苏莱曼一世的基业，他的子孙们不可一世，仍想向四周扩张，尤其在欧洲，想继续向西北方向推进，第一个目标是要拿下维也纳，然而，也正是在这里，苏丹帝国的脖子被折弯了。1683 年进攻维也纳失败，可以认为是下坡路开端的标志；土耳其在欧洲的扩张，再也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此后，土耳其人的问题，变成如何保持既得领土的问题，而不是获得更多领土的问题；武装力量的任务不再是进攻，而是防守了①。1683 年，土耳其军队在首相卡拉·穆斯塔法率领下包围了维也纳，几乎要攻战了它。日耳曼和波兰联军解了维也纳的围，土耳其军队不得不撤退。1699 年，土耳其与教皇纠集的反土耳其联盟签定卡洛维条约，使它失去了欧洲的一半领土。1718 年 7 月，基督教盟国又强迫土耳其接受巴沙洛维兹条约。土耳其在欧洲失去了更多的领土。更可悲的是，土耳其人这一次甚至不能对条约的屈辱内容提出抗议。1774 年 6 月，土耳其与俄国经过数年失利的战争后，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根据条约，俄国占领了克里米亚的部分地区，这是俄国梦寐以求的。俄国还获得在土耳其水域自由航行的权力。更糟糕的是，土耳其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内政不内干涉。俄国在伊斯坦布尔的外侨区建立一个东正教会，土耳其必须承诺保护基督教堂，承认俄国有权代表教会讲话。“事实上，这是为分裂土耳其帝国打进的一个楔子”①。不久，俄国便占领了整个克里米亚，并开始深入高加索地区。到 18 世纪末，土耳其帝国已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被视为“欧洲病夫”。任何一个欧洲大国都能够结束土耳其这个政治实体，如果其他列强的利益允许这样做的话。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只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把它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总之，这时的帝国，其存与亡已不由己，全由欧洲列国间的交易而决定了。其间，虽然出现一个立志复兴的苏丹色里姆三世（1789—1807 年）。“但谁能使一个重死的民族再度兴旺呢？！”②

① 参见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857 页。

① 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吴云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25 页。

② 同上。

世纪对土耳其帝国也不是好兆头。如果说 18 世纪土耳其的失败大多是表现在缩小领土版图，那么，19 世纪它简直就成了砧板上的一块肉，任欧洲列强宰割了，问题只是在什么时候瓜分和按怎样的比例瓜分。

1798 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奥斯曼帝国的属国。苏丹向法国宣战了，但这更多地是表现一种愤怒的姿态，实际上，他根本无力阻止拿破仑的东进。法国军队最后撤离了埃及，这是英国人的力量使然。之后，苏丹虽然恢复了在埃及的主权，但也只是个名义上的君主，实权掌握在马木留克人手里。1805 年，埃及总督穆汗默德·阿里建立了王朝，它实际上已脱离了帝国苏丹的控制。阿里及其子孙能与土耳其苏丹分庭抗礼，但在欧洲人面前，它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埃及历史上因为扼守欧亚商业通道的地理位置，在财政收入上曾获得很多好处。自从葡萄牙人发现绕过好望角可达印度洋的航线时。埃及的地位逐降低了，这必然有损于它的经济利益。后来，因为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埃及的地位虽又上升，却又不能完全自主地行使主权，1879 年，英法对埃及建立了共管制。

北非西部的情况也不妙。那里也是土耳其的属国，但教派和部族的战争从未停止过，与帝国中央政权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欧洲列强的触角一伸向这里，就干脆将它们从帝国正腐烂的躯体上分割出去了。 1830 年，法国军队开进阿尔及利亚，1870 年，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的一部分。 1881 年，突尼斯成了法国的属国，一个法国总督控制着突尼斯的实权。摩洛哥和利比亚也于 19 世纪、20 世纪初沦为法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地。

伊斯兰世界的东部伊朗地区，18 世纪是沙法维王朝（1502—1736 年）， 19 世纪是卡加尔王朝（1794—1725 年）的天下，中间则是短命的阿富沙尔王朝（1736—1747 年）和赞德王朝（1750—1779 年）。波斯地区有悠久的文明，沙法维王朝的建立有复兴波斯文明的性质，它在建立和健全十叶派的教义教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欧洲列强不会忽视被称为古丝绸之路的地段。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势力已经南下到波斯北部地区。

把波斯带入 19 世纪的卡加尔王朝，一开始在欧洲列强面前就显得不知所措。它一会儿听命于俄国，一会儿听命于英国。而对于不能坚定地行使主权的国家，列强也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只是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耍弄它。 1800 年，俄国吞并了卡加尔王朝的乔治亚，4 年后，俄军又逼近吉兰。英法利用卡加尔的这次危机，竞相为改组波斯军队提供援助，并派了军事使团，但还未容其有所作为，俄国已深入波斯腹地。 1813 年 10 月，卡加尔朝与俄国签定古里斯坦条约。根据条约，波斯丧失了高加索的迪尔本、巴库、希尔旺、沙吉和卡拉巴，并放弃对乔治亚、达吉斯坦、明里亚及其毗领地区的权利要求。“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条约。穆斯林国家从未在一次单一的冲突中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①。十几年以后，俄国又根据土库曼恰依条约，强占了波斯的两个省，并索要大批赔款，英国曾诱使卡加尔朝进攻阿富汗，一旦波斯这么做了，英国人又对卡加尔朝施加压力，阻止它的进攻。 1858 年，英国为了反对波斯进攻阿富汗的行动，不顾与波斯有盟国的条约，竟向波斯宣战。迫于英国的压力，波斯承认阿富汗独立。从此，波斯以东，包括阿富汗和印度，都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

当伊斯兰世界的领土遭受着欧洲列强吞食分割的时候，它们的国家主权

① 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吴云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82 页。

也受到极大的损害，列强的势力以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形式侵入伊斯兰世界的机体，促使其社会内部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随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大军来到伊斯兰世界的基督教，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十字军的后代。据说，直到 1920 年，一个法国将军进入大马士革的第一件事，是到萨拉丁的墓地，敲着门说：“萨拉丁，听着，我们回来了。”② 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摆出一副与伊斯兰教决斗的架势，时刻准备殉教的。但是，这些传教士的影响很有限，经过他们的传教工作而改依基督教的伊斯兰教徒极少。在非洲地区，只是在伊斯兰教影响较小的原始部落中，基督教才争取到一些新信仰者，抱着殉教信念的那些基督教教士们，发现在伊斯兰世界似乎不能成全他们。穆斯林对他们以礼相待，让他们讲道，穆斯林坚持“沉默是金”的格言，并不反驳基督教教士，除非他们公开诋毁先知和侮辱伊斯兰。伊斯兰精神是那么深深地扎根于伊斯兰世界民众的心中，以至于不可动摇，使一些西方的殖民当局都怀疑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是否值得，甚至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只会招致伊斯兰世界的仇恨与反抗。

经济渗透是列强势力侵入伊斯兰世界的基本内容。当年十字军到这里是掠夺现成的财富，新时代的资产者先是看重伊斯兰世界所处的东西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19 世纪后半叶，这里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石油，已引起西方注意，不少西方公司已开始在这一地区直接投资开发矿产、兴建铁路、公路交通事业和电信业。这样，伊斯兰世界就具备了产生现代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经济条件。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工业革命的成果一旦移植到伊斯兰世界，就打破这里由农业和游牧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将使伊斯兰世界传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对伊斯兰的最根本性的挑战。在这些西方资本的企业中，当地一批初、中级管理人员也成长起来，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政治倾向便逐渐西方化。

迫于欧洲列强的压力，一些伊斯兰国家迫切需要改造落后的经济和较弱的军事机器，为此，它们常常采取向西方借贷的办法，周旋于互相争斗的列强之间，以便谋取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这样，就不得不接受支持者提出的条件。波斯的两个王朝都曾接受美法派出的军事使团，来改造自己的军队组织。这些由欧洲人训练的伊斯兰军队，只能表明伊斯兰国家主权的丧失，其战斗力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马克思曾论及由西方人训练的波斯军队的状况，他说：“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轮流试图建立一支波斯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由于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所具有的嫉妒、阴险、愚昧、贪婪和腐败，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和战斗能力。”①马克思强调说，“不能根据这点就指责波斯人是怯懦的民族，也不能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民族学欧洲式的战术。”②关键是这种由欧洲人强加给波斯的组织形式，使波斯军队既失去自己的文明之根，又未能消化和吸收欧洲的组织制度，因而使之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土耳其帝国。在那里，不时地总有人想恢复帝国昔

② G·H· 詹森：《战斗的伊斯兰》，高晓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7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 页。

② 同上书，第 17 页。

日的风采，那是靠军事进攻争得的，而一旦进攻的锋芒减弱，帝国机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就连绵不断，依靠内部力量很难再有复兴的希望。所以，想重振雄威的帝国统治者，便企图借助欧洲列强的势力。这样，实际上是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一条绳索，而将另一端，交给了西方列强。早在苏丹色里姆三世（1789—1807 年在位）时，就曾进行组建欧式军队，以除掉近卫军为目标的改革。马赫茂德二世（1808—1839 年当政）时期，继续这样的改革，聘请欧洲军事教官，成立军事院校，扩建新式军队，在经济上强化国家对宗教的控制。 19 世纪 30 年代，在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文职官员的推动下，又推出一些非伊斯兰式立法、司法、行政的改革措施。按伊斯兰教法，国家没有立法权，不设独立的司法机构，没有教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改革者们主张国家立法，实际上否认了《古兰经》和《圣训》的权威。40 年代，土耳其帝国仿照法国法律制定商法，设立民法刑法混合法院，其中欧洲法官和土耳其法官各占一半。1856 年 2 月，苏丹又在英、法、奥的胁迫下，做了某些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公开宣布保障基督教徒的生命、财产、信仰、荣誉和平等的公民地位。自此以后，这种西方化的改革时起时落，20 世纪初的凯末尔改革是它的继续。关于这种改革的实际效果，世人有不同的评价。曾长期在伊斯兰世界任职的英国外交官 G·H·詹森在他的《战斗的伊斯兰》一书中认为，土耳其的这类改革是不成功的。它与其说是土耳其帝国主动应战姿态，不如说是西方列强挑战的一种形式。

西方列强在教育领域的渗透，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外国统治者以罕见的一致性和不寻常的目的性、顽固性，力图尽可能少让穆斯林受教育（即使不得不做，也是施行一种非伊斯兰教育），同时，力图在穆斯林社会的精神中制造分裂。”①西方国家在伊斯兰各国建立、扶植欧式学校，排挤、压制、冷漠传统的民族教育事业，让它逐渐削弱、解体。这些欧式学校都使用列强的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将民族语言，特别是阿拉伯语逐出学校之外（例如，法国在西北非、叙利亚、英国在埃及）。打入伊斯兰世界的西方教育事业，其目的根本不在传播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只是为了反对伊斯兰，造就适合殖民主义需要的少数人材，使他们在伊斯兰范畴之外去发展。列强的教育目标甚至不想培养彻底西方化的青年穆斯林，认为这对西方也是危险的。对接受西方教育的青年穆斯林，仅仅是要求他们能在西方的行政或商业机构里作中低级职员，并且人数也限制在仅能维持这些机构正常运转的水平上。这些青年穆斯林本人的命运是可悲的。他们被从伊斯兰的土壤中连根拔出，移植到不充分的欧式教育环境，既不能理解欧洲文化的精华，又失去了本民族的精神依托。这种教育制度的实施增加了伊斯兰世界的文盲人数，也人为制造了它的精神上的空白。

伊斯兰教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伊斯兰世界，家庭、部族、各族、民族以及阶级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少数上层统治者借伊斯兰的名义谋取世俗利益的争夺，对人民的掠夺和压迫，也是一个经常性的矛盾。“个人主义和部族主义是穆斯林社会的两大毒瘤”①。伊斯兰世界的广大人民皈依、信仰伊斯兰教，是希望并相信它能给自己带来和平和幸福。担当这项使命已经够艰难的了。欧洲作为近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本应对伊斯兰世界的文

① G·H· 詹森：《战斗的伊斯兰》，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74 页。

① 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吴云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22 页。

明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欧洲人及其掌握的文明成果却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巨大压力。面对新的形势，伊斯兰教必须有新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