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

阳明学是指中国王阳明的思想，16 世纪初由禅僧了庵桂悟传入日本，在日本禅宗各山寺流传。当时，他们并未严格区分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不同。阳明学派的真正创始人应是中江藤树（1608—1648 年）。

中江藤树初奉朱子学，逐渐对它生疑，遂转向阳明学。他的学风是不重记诵，而以体察求道为要。33 岁时，中江藤树读到王阳明著名弟子王龙溪的语录，疑其近禅，后直接研读王阳明原著，才深深信服。他以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为基础，融贯《大学》、《中庸》、《论语》，认为良知是至善， 一念至于良知，则满腔子皆善而无恶。

日本阳明学也坚持神儒相结合的立场。他们认为，神道以正直为本，以爱敬为心，以无事为行。正直、爱敬、无事与中庸相通，同智、仁、勇是一一对立的。神道有三种神器：镜、玉、剑。认为“三种神器即神代之经典也。上古无文字，作器而象”。玉象仁，镜象智，剑象勇①。阳明学虽主张神儒相通，但反对照抄儒学，认为世界各国都有各自的具体情况，因而，各国思想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他们看来，印度好幻，所以生出佛教的那些神奇东西， 中国好文，才喜欢文饰任何细小的事情，日本好质，所以性情急。不过，思想内容虽然不同，词语文字又可以借用，所以，可以借中国经典说明日本的神道，也表达日本学问独立的意向。

阳明学并不固守王阳明的一词一句。他们接过王阳明的基本观点，往往做出自己的解释发挥。譬如，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万物皆在我心中。而心即是理，理在心中。关于理的表现，就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纲常。为了更合理说明心与理与物的同一性，阳明学派将心归结为太虚。又根据张载“太虚即气”的观点，将心看作是气。他们在道德纲常中特别推崇孝，认为“孝”是道德之本，无时无孝，无物无孝。而“孝”又以太虚为本。“孝” 即是“良知”的核心，“良知”即元气之精灵，天地万物非元气则不生。从而就确立了心是万物统宰的观点。此说的出发点和结论都与王阳明相同，而论证的基点则放在形而下的“气”上，就与王阳明有区别了。这可能也是注重实务，不尚空洞思辨的日本民族精神的体现。再譬如关于“知行合一”的观点，王门后学做两种发挥，一是说“行”是“知”的体现，知而不行，不得称为真知；二是说“知”本身就是行，“一念发动之处便是行”。前者强调“实行”，后者重在“致良知”。日本的阳明学派着重发挥了前一种解释， 强调“实行”的重要性，反对读书讲学，徒为空言，不及当世之务。他们认为，如果只是空谈圣贤之书，好比观人剑术，一旦较量格斗，唯败逃而已。所以，日本阳明学并不看重类似“坐禅”的心性修养工夫，而提倡“有用之学”，在实用中发挥自己的良知之本心。于是，阳明学派对于传入日本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取欢迎态度，认为西洋所发明的新学术，其要都是实理， 可借此充实阳明学说，斥责反对西学的人都是庸人，不知穷究事理。这在日本被称为实学，是为日本跨入近现代历史做了舆论准备的。

日本的阳明学派并不把阳明学当做纯学术，而是力求将其化为社会生活的实践，特别将它运用到人格塑造和政治实践上去。

在人格塑造方面，日本的阳明学派特别提倡自尊无畏和立志上。王阳明

① 参见中国文化书院编《日本文化概论》，第 37 页。

思想的核心是“致良知”，这是他的宇宙观、认识论、道德哲学的基点，也是在人格上安身立命的根本。譬如历来有“人言可畏”的说法。对此，王阳明认为，“人言”是自外来的东西，不用将它看得过重。“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诽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①很有点我行我素的味道。日本的阳明学派就很看重这种人格，即使身陷囹圄，只要心无愧怍，内心仍平静如故。在立志方面，阳明学派发扬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观点。既然宇宙万物都在我心中，“万物皆备于我”，合乎逻辑地就要引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结论。阳明学派中人在实践上也确实将此作为人生目标，声称有志者要当以古今第一等人物自期。这种精神确是深入日本国民的人心。

王阳明既然以“致良知”为第一要义，就包含以“我心”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意思。阳明学发挥了这一思想，强调心贵自得，不做经典的思想奴隶。他们认为，“为学之义，当就我心上理解，朱注委实细备，然靠其注而理解， 则朱子之奴隶，非学之真义。”②这与王阳明的下述说法极相似。王阳明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①阳明学派的这一思想在日本社会的大变革时代，确是起了思想解放的推动作用。

阳明学派的唯我主义在江户幕府时代的时运很不济。幕府确定朱子学为官学，给思想界规定的任务是为幕府森严的等级秩序服务，为确立幕府的绝对权威地位服务。阳明学派发挥的思想似与此不甚合拍，因而屡遭幕府的迫害。中江藤树的高足熊泽蕃山（1619—1691 年），就是被德幕府幽禁至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