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改革

尼康（1605—1681 年）出身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家庭，1635 年入索洛维兹修道院为修士。1624 年任哥捷阿则斯基修道院院长，1646 年得到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1629—1676 年）赏识，被指任莫斯科新救主修道院大司祭，1648 年升迁诺夫哥罗德都主教，1650 年当选为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正教会牧首，1666 年被沙皇撤销牧首职务，并被流放到偏远的菲拉波托大修道院。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的继任者费多尔二世宣布赦免尼康，并准他返回莫斯科，1681 年，尼康死于途中。

尼康改革起始于 1653 年，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严格统一教仪，另一个是确立君权神授体系。前一项获沙皇全力支持。对后者，沙皇的支持是有保留的。作为一种观念，君权神授有利于加强沙皇的统治；作为一种教会组织形式，尼康将东正教牧首即他自己作为神的象征，凌驾于沙皇之上，这是沙皇绝不能容忍的。尼康因改革而享尽荣贵，也因改革而受尽凌辱。他的命运就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命运——只能成为沙皇统治的工具。

尼康的改革首先从统一全国的宗教礼仪开始。他规定祷告时划十字要用三个手指，不准用两个手指；绕行教堂的礼仪行列是自西向东（迎着太阳的方向），不能自东向西（顺着太阳升降的方向）；十字架可是八角的、六角的、也可以是四角的；对耶稣的赞美诗要唱三遍而不是两遍；做弥撒时应在圣像面前摆 5 块圣饼，不准摆 7 块；祈祷时用鞠躬礼而不是跪拜礼；圣像要仿照希腊正教式样描绘，不准仿照其他样式。此外，尼康还依据希腊正教原版《圣经》，修订了俄罗斯正教的经文，统一了东正教的祝祷词。

这些措施都是与俄罗斯正教中已成为习俗的礼仪背道而驰。开始时，尼康也很谨慎，不敢冒然行事。1654 年，尼康动身到君士坦丁堡见牧首巴伊西，想从巴伊西那里寻求支持。当时，尼康带了 27 个有关礼仪方面的问题，诸如什么时候在教堂里点燃长明灯，什么时候敞开教堂的圣门，弥撒后要把圣餐布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圣餐杯上面还是放圣餐杯下面，等等。巴伊西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不做直接回答，他只是劝告尼康，不要着手对固有的宗教仪式进行改革。这未能打动尼康的决心，他相信沙皇会支持他。1656 年的所谓东正教周期间，在莫斯科圣母升天节大教堂祈祷会上，宣布了把所有坚持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人革出教门，还郑重地申明了这样做的理由：大姆指及与其相连的两个手指一起象征着三位一体，如果用两个手指划十字，三位一体的出现就显得不匀称，并且划十字的两个手指表明的是存在两个基督实体，这是属于聂斯托利派的异端。

这场宗教礼仪的改革，果然招致了强烈的反抗。首先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神甫们感到新礼仪是无法接受的。这些新礼仪，新的祈祷词等都是以书面文字为基础的，可这些农村神甫多是些不识字的人。以前，他们从事圣事活动主要靠口耳相授，现在则必须重新学习，先要学习识字，才能取得继续任职的基本条件，否则将失去生路。

城市的宗教界也有反对新礼仪的人，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库姆和伊万·涅罗诺夫，不少经书和教会文件的“校勘者”（编辑）追随他们。同时，一些主教，如科洛缅斯克大主教保罗·里沃夫公爵，还有一些贵族也加入反抗新礼仪的队伍。所有这些人组成所谓“旧礼仪派”。这些人的目的各不相同，农村的基层教士不仅不满于他们必须重新受教育，而且对他们的物

质境况和教会方面的无休止的掠夺也愤愤不平；农民由于亲身体验到国家和教会的奴役，更是激愤难平；一些上层贵族对沙皇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极为不满。从前，这些贵族都是各霸一方，能挟持地方的封建王侯谋取自己的利益，他们迫切想恢复旧的秩序。现在，这些势力以宗教为旗号集合到一起，决心向沙皇政府和它的鹰犬—国家教会发起反击。旧礼仪派把尼康的礼仪改革视为对基督教的背叛，推行的是一种非基督教的秩序，是不符上帝的愿望的。他们说，沙皇及其周围的人同牧首和教会一起毁掉了真正的信仰，投靠了基督的敌人，他们在保卫基督教的纯洁性的口号下起而反抗政府和国家教会。

1658 年，索洛维茨修道院以旧教名义举行暴动，在接到新礼仪书籍后，修士们在主持司祭伊利亚领导下一致公开拒绝执行。政府对索洛维茨修道院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和平”镇压，无效，便派去了军队。军队得到的命令是占领这个暴动的巢穴，迫使修道院的修士们接受新礼仪。修道院顽强抵抗，坚持到底的决心日益坚定。斯切潘·拉辛领导伏尔加—顿河农民起义失败后，许多充满战斗精神和有战争经验的流亡者来到索洛维茨修道院，使原来出于宗教动机的暴动带上了政治色彩，防御战的领导者逐渐由修士手里转到起义流亡者手中。1676 年，由于修道士费奥克吉斯特的变节，沙皇军队冲进了修道院，暴动者被残酷镇压。

在莫斯科，沙皇政府宫庭内部的政治反对派，也以旧礼仪派的名义开始自己的行动，其中最积极的力量是近卫军。1682 年，在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率领下，近卫军中不少士兵以恢复旧礼仪的姿态到克里姆林宫向索菲娅女皇请愿，要求同新礼仪派开会辩论。7 月 5 日，辩论在克里姆林宫多棱厅举行，双方互相威胁，谩骂，嘈杂一片，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旧礼仪派却盲目乐观，他们走上莫斯科街头，到外宣扬自己的胜利，而此时，对付他们的屠刀已经磨好了。索菲娅女皇站在牧首约阿吉姆一边，决心打击旧礼仪派。多棱厅辩论的第二天，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被捕，1682 年 7 月 11 日被处死。

旧礼仪派意识到自己的反抗丝毫没有获胜的希望，之后便采取消极抵御的方法。很多人向边远地区逃亡，逃向森林茂密的伏尔加流域，或乌拉尔、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及顿河一带。还有许多人在无谓的反抗中激起一种狂热情绪，以自焚的形式控诉新礼仪派的反基督教行为。还有的寄希望于奇迹力量的产生，借助于所谓世界末日的来临来惩罚新礼仪派。早在 1619 年，基辅出版一本名为《信仰篇》的书，书中说，1666 年将出世有反基督的人，这是由 666 个这个神奇凶恶的数字加在耶稣诞生 1000 年这个数字上。反基督的人

出世三年后，即 1669 年，世界末日就将来临。相信这一说法的人认为，17

世纪 50 年代的一些不祥事件是世界末日的征兆：瘟疫、饥荒、还有尼康的改革。1668 年秋天，大面积的土地已无人播种，许多人把自己的产业赠送给那些不期望世界末日来临的人。然而 1669 这年过去了，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

于是有人又说这个日期计算错了，应该把 666 这个数字加到耶稣复活的那一

年，即在 1669 上再加 33 年，1702 年，世界末日将来临。对旧礼派中决心殉

道的人来说，这 33 年是很难熬的。反抗仍然无望，又不愿做反基督的人的奴

役对象，只有自焚一条路了。据说，在旧礼仪派活动的期间内，旧教徒有 2 万多人自焚。1685 年，沙皇政府还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对以旧礼仪方式划十字者或“怂恿自焚”以“非难教会”罪判以火刑，那些与旧礼仪派有秘密

联系或庇护他们的人则要处以鞭打、流放、罚款。

关于礼仪的这场斗争是残酷的。最初反对新礼仪的那些人，有的被取消神职，有的被流放、监禁、拷打、割去舌头、斩首或火烧。阿瓦库姆先是被流放，后被活活烧死。实际上，尼康派与旧礼仪派之间的这场血与火的斗争很难说有什么严格的宗教意义，双方都不是为了明确的宗教信仰，只是在搞权术，玩政治游戏。原苏联宗教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在他的《宗教史》一书中引证有关史料，说明尼康实际是不讲什么宗教原则的。尼康曾同已经悔过的反改革者伊万·涅罗诺夫讨论新旧教的礼仪问题，尼康说：“旧的也好，新的也好，反正一样，你喜欢哪个，就按哪个执行好了。”①既然如此，又何必对旧礼仪派刀枪相见呢？上书引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的解释：“教会当局命令采用为教徒们所不习惯的礼仪，教徒们不服从命令不是为了旧礼仪，而是由于任性。但是谁悔过了谁就会同教会重归于好，并准许他保持旧礼仪。这好像训练人们时刻准备打仗的那种野营警报一样。”②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考验和训练教徒们对教会和尼康牧首的忠诚，像秦二世时赵高的指鹿为马。在旧礼仪派方面，他们拼死反抗尼康的改革，也只是在做一场政治赌博。他们反对尼康和尼康分子，却说不出反对他们的更多的宗教上的理由。阿瓦库姆曾说，尼康要是落在他手里，他在一小时内就要将其剖腹破肚，把他开成 4 份，然后再杀死尼康分子。对尼康的仇恨可谓切骨，但却看不出这位大司祭是在捍卫什么宗教原则。尼康发动了改革，沙皇的改革热情也丝毫不亚于尼康，但两者的打算却完全不同。尼康是想借教仪改革表统一全俄教会，加强教权，确立牧首的绝对权威地位。沙皇是要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加强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制的俄罗斯。俄罗斯 10 世纪时由基辅罗斯奠定国家的基础，并引进了东正教，但直到莫斯科大公国时期，它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并不稳固，各地方诸侯仍保有自己的割据势力。在教会方面，即使在牧首制建立以后，各地方大公国的教会也都依附于本国的诸侯，各教会的教仪还夹杂着不少地方原始的多神教的成分。统一是当时摆在俄罗斯教俗两方面的头等课题，沙皇和牧首对此不谋而合。然而统一的教权和统一的皇权，它们的关系又该怎样？尼康想使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按基督教的观念，上帝是万物之主，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牧首当然要统辖俗人的皇帝。尼康在他升任牧首后曾公开扬言，既然要他当牧首，就得听命于他，犹如听命于上帝、慈父。在他看来，沙皇应是牧首决策的附首贴耳的执行者。尼康说，牧首的权力是太阳，沙皇的权力是月亮，沙皇从牧首手里接受权力，如同月亮反射太阳光辉。为了表明教权高于皇权，尼康主张在棕枝主日那天，牧首要威风凛然地骑着高头大马，由沙皇牵引马缰走出克里姆林宫。1654 年，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远征波兰，尼康受权为沙皇代表坐镇莫斯科，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出尽了威风。沙皇对此终于忍无可忍。沙皇支持教会，只是在一个普遍信仰东正教的国度里，利用宗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他要的是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牧首。对教会方面，沙皇早就存在戒心。还在尼康当上牧首之前 3 年，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就颁布一个法律大全，其中就有限制教会的内容，规定了教会和修道院占有地产的规模，制定了控制教会土地的修道院法令，还明确神职人员要接受地方法院的审判。尼康当时

①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5 页。

② 同上书。

对这个法典就恨之入骨，称之为异端邪说，万恶之源。尼康不仅攫取政治权力，对世俗财富也极为贪婪。在当牧首不太长的几年内，他成了沙皇之外全国最富有的人。沙皇决定削减尼康的权力，下令牧首不准参与国事。尼康高估了自己的力量，采取了一种“撂挑子”的举动，企图迫使沙皇屈从自己。1658 年 7 月 10 日，在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召开的宗教大会上，尼康当众宣布辞去牧首职务，脱下牧首神袍，到他自己的新耶路撒令修道院隐居。沙皇并不买他的帐，来个顺手推舟，让他继续留在他的修道院。不得返回莫斯科。1664 年，尼康似乎感到自己失策了，不经允许就回到莫斯科牧首公署，想重坐牧首宝座，被沙皇毫不留情地赶了回去。1660 年，沙皇曾召集会议，决定废黜尼康，大多数与会者愿意接受沙皇的决定，但要有东正教会其他牧首的同意。1666 年，在莫斯科召开了有东方各大教区牧首和都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沙皇受邀参加大会。他肯定了尼康推行的教仪改革，又历数尼康对他的种种欺侮和给教会带来的“烦扰”，要求罢免尼康的牧首职务。沙皇的指令被执行了。尼康被正式罢免并被流放。

尼康垮台了，他推行的教仪改革由沙皇更热心地坚持下去。继任牧首变乖贴了，教会似乎也屈从了，在教权与皇权的争夺中，沙皇暂时占了上风。但事情远没有完结，沙皇要全俄东正教会成为完全驯服的工具，这是沙皇彼得一世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