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第二次教难”

1659—1670 年，清朝曾发生一场借历法问题打击陷害天主教传教士的事件，是为中国基督教史上的第二次教难，是相对于明末的南京教难而言的。

范礼安、利玛窦、汤若望的传教路线，在来华传教士中，以及在耶稣会，罗马教廷内部，也并非一致赞同。中国内部也不是都支持在一定范围内有条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第 875 页。

件地接纳天主教。双方都有偏离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对话的关节点的因素，因而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利玛窦等开始采用借佛以传教的策略，后又改为联儒排佛、道的方法，引起佛教的不满。始于 1616 年，至 1621 年平息的南京教难，发起人和组织者是明南京礼部侍郎沈◻，礼部尚书及东阁大学士方从哲，二人背后有大太监魏忠贤的支持。这些人的动机据说与佛教的怂恿有关。

对天主教的责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正统意识形态；二是法律；三是政治。沈◻等认为天主教欲扫灭中国圣贤传统，劝人信奉天主教，不祭祖宗，是教唆人不孝不忠；天主教宗教仪式中涂圣油、洒圣水、男女聚于一堂等，是伤风败俗，搅乱纲纪，念咒语，尚巫术，违背正统儒家观念，也为大明法律所不容；天主教修历法，以西洋历代中历，破坏了自尧舜以来的传统历法，又直接触犯了“禁私家告天”的明律。所有这些，都是无视大明皇帝的绝对权威，蛊惑民众，图谋不轨。沈◻三次上疏皇帝，请求禁教。前两次，万历皇帝未予理会。方从哲便暗示沈◻先斩后奏。于是，沈◻派兵逮捕了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严刑拷问，之后解往澳门；南京西式教堂全部拆毁，天主教圣像及经书被焚；将中国的天主教徒治罪，罚作苦役。 1616 年底，明政府终于发布焚教令。

清顺治朝，由于皇帝的特别宠爱，天主教似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传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即便如此，排挤天主教的势力也依然存在。到康熙初年，杨光先等便又借历法问题掀起了反天主教的高潮。

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参与修历工作，很有成就。《崇祯历书》被命名为

《时宪历》后，全国实行，汤若望又被委以要职，此事引起固守正统历法的人不满。历法本属学术之争，可杨光先却将其拉入政治范畴。

首先，杨光先以宋明理学的宇宙观批判天主教的创世说。他认为，第一，天不是由什么具体材料制造而成，只是阴阳二气的一种存在形态。“夫天二气所抟撰而成，非有所而成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时行而物生，二气之良能也。”第二，他认为天之上并没有造天的造物主。“天设为天主之所造，则天亦块然无知之物矣，焉能生万有哉？天主虽神，实二气中之一气，以二气中之一气，而能造万有之二气，于理通乎？”第三，既然天不是造物主所造，它就不应有起始点。他说，儒者讲“无极生太极，言理而不言事。”“若以事言之，则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论则涉于诞矣。” “而所谓无始者，无其始也。有无始者则必有先无始者之无无始，有先无始者之无无始，则必有生无无始者之无无始。溯而上之，遏有穷极，而无始亦不得名天主矣。误以无始为天主，则天主属无，而不得有。”第四，他认为，天实际上只是一“理”，并非仅为有形之物，所以也就不存在有形的天的主宰者。“夫天，万事万物万理之大宗也，理立而气具焉，气具而数生焉，数生而象形焉。天为有形之理，理为无形之天，形极而理见，此天之所以即理也。天函万事万物，故推原太极者，惟言理焉。”

杨光先还从盖天说的立场出发反对地圆说。他说，如果世界各地都处在一个大圆球上，则此面上的人与彼面的人脚心相对，彼方人就是头下脚上的倒立着了，这是个常识，因此，说地为一大圆球，不觉令人喷饭满案。

至此，杨光先对天主教的批判，仍有学术责难的色彩。然而其真正目的却不在学术之争。他将天主教士的宗教活动说成是妖言惑众，另有阴谋，一下子将学术之争扯到了政治性的问题。他说，汤若望等“借历法以藏身金门，

窥视朝廷机密，若非内勾外连，谋为不轨，何故布党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教士们推行西洋历法，实是将关系国家兴亡的修历大事交与西洋人。如此一来，传教士们传教活动的全部目的便为预谋颠覆大清帝国了。

杨光先的禁教主张，在顺治朝并没有被朝廷采纳。到康熙帝初即位时，鳌拜擅权，杨光先又上书要求翦除天主教，废除西洋历法，并且也不再讲什么学术理由，完全由盲目排外情绪所驱使了。按杨光先自己的说法，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664 年，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被捕。次年，礼刑二部决定将汤若望肢解处死，临行刑时，忽地动山摇，发生大地震，此后皇宫发生连续 13 天的一场大火，会同定案的官员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释放了一批传教士以求免灾，但对汤若望仍维持死刑。这时，太皇太后出面干预，传谕说：“汤若望向为先帝（指顺治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①汤若望因此保住了性命，几位中国教徒处斩，另有一些信天主教的中国官员被革职。杨光先被任命为饮天监监政。

京城开了头，各地方争相效仿，全国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天主教热。各省查封教堂，焚毁经像，将各地西方传教士押解北京，除南怀仁（字敦白，比利时人，1659 年来华，先在陕西传教，1660 年奉召进京，参加汤若望等入修历工作，授饮天监监副）等四人留京外，其余遣送广州，不准出城，不准再传教。

1668 年，康熙帝亲政。这位皇帝很有见识，也有原则性。此时距请入关不远，内地及边远地区仍有反抗势力。为稳定局面，缓和矛盾，清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康熙帝由此立场出发，正确处理了此次历法纠纷。他说：“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已见，以已为是，以人为非。务当平心考虑谁是谁非，是者从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

②他让南怀仁和杨光先当着众大臣的面，实地测量日影和星象，以比较中西历

法。此可谓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揭了杨光先虚妄无知的底儿。南怀仁的测量准确无误，杨光先却不知如何下手。然而，杨光先并未死心，又上书皇上，危言耸听，说：“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且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洋历法，必然短促国祚，不利子孙。”①此言一出，不但未吓倒康熙帝，反被斥为妄言，随即以诬陷罪名将杨光先革职，遣回原籍安徽。汤若望已于 1665 年去世，遂命南怀仁接替他任钦天监监正。恢复汤若望制定的西洋历法，发还宣武门内天主教堂，为汤若望平反，康熙帝还为他写了祭文，赞誉他“鞠躬尽瘁，臣子之功劳，卹死报勤，国家之盛典。”还其“天微教师”称号（即顺治帝赐“天玄教师”，因讳“玄”字，改为“微”）。原遣往广州的天主教士准予返回原所在教堂。历法案风波至此结束。

经过这次劫难，于以后康熙帝在位的 50 年间，天主教基本上再没有遇到

清政府方面的压制，传教事业又有较大发展，据统计，到 18 世纪初，全国

13 行省共有传教士 117 人，传教士住所 114 处，大小教堂 250 处，教徒达 30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第 908 页。

② 同上书，第 909 页。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第 909 页。

万人②。

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态度是明确一贯的。他认为，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礼教大致相符，政府既容得喇嘛教、佛教、回教，也无禁绝基督教的理由。他们很器重有丰富实务技术知识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他们私交甚深。不少传教士经常出入宫中。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曾用奎宁治愈康熙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修士为康熙帝治愈心悸症和上唇症；白晋（法国人，1687 年来华）在宫中设有化学实验室，他还将一部法国外科专家的著作《根据血脉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康熙帝交御医参考（但禁止印刷至宫外）③。南怀仁也经常被康熙帝召见，为皇帝讲解数学和天文学。自 1670 年被任为钦天监监正后，南怀仁又连续加任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工部右侍郎。南怀仁、张诚（法国人，1668 年来华）、徐日升（葡萄牙人，1672 年来华）在平定三藩之乱和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时曾有功于清廷，对此，康熙帝念念不忘。 1691 年，当又发生浙江地方当局迫害天主教事件时，徐日升、张诚曾见皇上，请求皇上出面干预。康熙帝命礼部议奏，结果令其不满，命再议，国舅佟国纲深解皇帝心意，拟一议决结果：“臣等会议，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数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进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之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臣等未擅使，谨具题请旨。”①康熙帝对此很满意，批示“依议”，全国照此执行。这等于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业绩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天主教传教活动也因此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这是它进中国 100 多年以来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