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一世的改革

彼得一世在俄国历史上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励精图志，决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青年时代，他曾游历西欧，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想以西欧为样板，改造俄国。回国以后，彼得一世推行一系列新政措施，扶植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发展教育事业、组建新式军队、扩充海军、加强中央集权、寻机向海外扩张，为后来俄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俄罗斯东正教会是彼得一世推行振兴俄国计划的主要障碍。它们说彼得一世是个叛教者，基督教的敌人。这种舆论在全国广泛传播，影响很大。1698 年彼得一世回到了俄国，他没有按常规先到克里姆林宫朝拜伊维尔斯基圣像和其它有灵的圣像，而是马上到居住在佛尔托沃的德国人那里去了。而后，彼得一世开始干预人们的服饰，他强制人们剪胡须，裁短长袍，并改变历法，废儒略历，使用格列高利历。这一切使神甫和贵族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破坏了自古以来俄罗斯人赖以生存的老规矩，是彼得一世反基督的证明，必然会给俄罗斯带来灾难。反尼康改革的旧礼仪派，又想起了那个世界末日的故事： 1699 年，俄国要出现反基督的人（正好彼得一世 1698 年回国），1702 年就将是世界末日。不单旧礼仪派，国家教会也加入到反对彼得一世的行列。牧首阿德里昂写出自己的公开信，大骂剪掉胡须和裁短长袍的人，诅咒他们将在“蓄着美髯的使徒和正直的人们面前接受严酷审判。教会有人还使用巫术，制造种种所谓上帝显灵的神奇怪事，如圣像更新、钟声自鸣、圣像流泪等。这些东西并没有吓倒彼得一世，他不信邪。1720 年，彼得堡一个教堂里又发现圣母像哭起来的事，彼得一世马上查明了制造这种怪异事件的肇事者，给予严厉惩罚，并把圣像送到古董陈列馆去了。

为了推行新政，波得一世对来自宗教势力的反抗进行了残酷镇压。但他并不想真的完全摧毁宗教，只是想从组织制度上做改革，限制宗教势力，使其完全听命于自己。按原苏联宗教史学家约·阿·克雷维列夫的看法，“彼得一世是个非教徒，无论何时他对任何信教的人都不怀有特殊的敬意。”① 但是，他又离不开东正教。东正教是俄罗斯帝国立国的支柱之一。从基辅罗斯时代，这个传统就延续下来了。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沙皇政权是先扶植宗教的统一，而后再通过统一的教会控制全国的。

1721 年，彼得一世着手教会制度的改革。他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另一个是使教会按组织和行政系统隶属于国家。

应该说，教会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它对国家及皇权的盛气凌人的态势也是沙皇们造成的。在基辅罗斯时代，大公国确立了以东正教立国的基础，引进东正教，并拨给教会、各修道院大量土地和农奴，作为其活动经费。以后，各代统治者为了笼络教会人士，对那些俯首贴耳的教职人员和他们所在的修道院又屡屡馈赠财产，教会和高级神职人员实际上也成了大农奴主。世俗财富刺激教会人士的贪欲不断膨胀，他们总想从国家，从沙皇那里更多地夺得财富。这就不可避免地危害了沙皇们的利益，从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33

—1584 年在位）始，历代沙皇曾多次想办法控制教会的财力。伊凡四世几次查抄教会的财产，并以谴责教职人员道德堕落的名义提倡禁欲主义，但收效

①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2 页。

不大。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时代曾颁布一个关于支配教会和修道院财产的法令，1677 年又取消了。彼得一世回国后，1701 年，发布一个专门命令恢复这个法令。沙皇的想法是按准确详细的清单将教会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由自己支配它们，不容许任何神甫插手。这一点触及了教会最敏感的利益，神职人员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财产占有权。彼得一世之后，沙皇与教会争夺财产的斗争仍在继续。1762 年，彼得三世的妻子杀死丈夫，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称号当了女皇以后，在一次主教公会上教训那些主教：“你们的职责是管理教堂，履行圣礼、传经布道、保护信仰、进行祷告和禁欲⋯⋯你们是圣徒的继承人；上帝嘱托圣徒教诲人们蔑视财富，圣徒自己就很穷，圣徒的天国并非来自人世，——这一真理我是从你们嘴里听到的。假使你们没有违背自己的职称，假使你们没有在良心上遭到痛苦，你们怎么能够、怎么敢于占有无数财富，拥有着能使你们在实力上与沙皇相匹敌的那种无限权力呢？你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你们不可能看不见这一切财产都是从国家那里窃取的⋯⋯假如你们服从法律，假如你们是我最忠实的臣民，那么，你们就把你们用不正当手段所占有的一切，马上归还给国家。”①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这个训词中申述剥夺教会财产的理由，也规定了教会的职责范围——管理教堂、履行圣礼、传经布道、保护信仰、进行祷告和禁欲。这样的主张早在彼得一世时就明确了。他要求教职人员要“尊敬圣书，不要陷入危害公共秩序的胡思乱想，不要成为社会和教会的敌人。”对违反正统教规的人，彼得一世继续施以武力从肉体上惩罚。1718 年，他发布一项命令，规定凡不参加忏悔者，凡节日和礼拜日不去教堂者，都要严惩不贷。此外，彼得一世又从国外学来了一个新方法，即对不从教规者课以罚款。像对那些不参加早祷、晚祷、弥撒的人，他就是这么处理的。礼仪的划十字问题，唱赞美诗的次数问题，以前是将坚持旧礼仪者革出教门，彼得一世也改为课高额税金的方法，这既震慑了人心，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1700 年，彼得一世开始筹划教会组织制度的改革。这一年，牧首阿德里昂去世，牧首职位空缺下来。1709 年，彼得一世物色到一位宗教事务方面的助手菲奥芳·普罗柯波维奇，此人原是基辅莫吉良神学院院长，1716 年被召到莫斯科任命为普斯科夫地区主教。彼得一世很器重菲奥芳，视他为执行文化、护教、传教使命的干才，经常负责起草国家宗教事务方面的文件，宣布废除牧首制和确立新教会管理体制的《宗教章程》就是出自于他手。1721 年，

《宗教章程》正式公布，分发到全国各地要求立即付诸实施。随后，又相继发布几项该章程的补充规定和法令，将取消牧首制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改造成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

第一步，设立一个宗教委员会协助牧首管理教会，将牧首的个人独裁变为在宗教委员会基础上的集体管理。

第二步，从 1722 年开始，在教会之上又设立一个“最高权力主教公会” 的机构，都由一些有影响的都主教和主教组成。起初，这个主教公会设一个总裁，由神职人员提担任，另由政府委派一个平信徒的官吏，称总检察长，与公会总裁并立。第一任主教公会总裁斯捷潘·亚沃尔斯基死后，总裁就没有人再出任过，实际上就自然地取消了，总检察长就成了东正教会的最高主管，负责执行沙皇处理宗教事务的指令。值得一提的是，总检察长一职几乎

①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都由军人担任。

再下一步是改造修道院。彼得一世对修道院无好感，他称修道生活是一种“血液病”。1724 年，沙皇发布法令，历数修道院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这个法令的中心论点是说修道士的等级制度既无益处，也无必要。该法令中的语言看起来都不像教徒的，倒像出自反宗教者之口。例如法令中说，如果修道士的祷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大家都去祷告好了”；“对上帝也好，对人类也好，修道士都是无用的，他们是为了逃税、偷懒和吃闲饭才进修道院的。”①这么说来，修道院都应当全部废除了。当然，彼得一世并没有这么做，他仍然以东正教会最高牧首和教义最高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只是把一些修道院改成了年迈和退伍军人的养老院。据《宗教史》一书的作者说，彼得一世如此憎恨修道士，完全出于政治原因。沙皇认为，修道士们是反对新政的重要力量，起着各种阴谋集团的联络人的作用。攻击彼得一世为反基督的言论都是出自这些修道士之口。

彼得一世对神甫们的职责做了明确要求，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类似秘密警察的告密职能。譬如“忏悔”这种生活方式，彼得一世就高度重视，以为从中可以发现心怀不满者。还在 1708 年，沙皇就通过牧首临时代理斯捷潘·亚沃尔斯基的名义向各教区转发一项通谕，要求听忏悔的神甫要从忏悔者那儿获取情报，及时发现其中是否有图谋不轨者，并将情报上报。1722 年发布的《宗教章程补充规定》重申了这道通谕，并解释说告密者不必详细说出反抗沙皇的人的全部情况，只要抓住蛛丝马迹即可。

彼得一世还为神甫规定一些世俗生活方面的任务，如负责维持治安和公共秩序，按警察的指示同市民一道尽到警察的所有其他职能。神甫们还要同政府官员一道进行人口调查，并要对隐匿被调查人口数字负特殊责任，如果有神甫在这方面犯有罪过，则罚做苦役或豁鼻孔。

为了保持这支穿教袍的警察队伍的忠诚，彼得一世对神职人员进行了认真的清洗。首先，他把领导农奴起义的斯捷潘·拉辛革出了教门，企图以此恫吓同情和追随起义的人，并以此为起点，严格按东正教的程序，明确规定革除教籍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以惩罚那些“图谋不轨、仿佛东正教君主的地位不符合他们特殊神意的人，在加冕时把圣灵赐于这一伟大称号的过程无动于衷的人，胆敢以造反和叛逆来反对帝国的人。”①

其次，彼得一世从教会中剔除了俄罗斯本土上成长的那些老派成员，认为他们是古代宗教的护卫者，野蛮的莫斯科古罗斯的余孽，是阻碍他推行新政的人。他从受西欧基督教影响的神学家中挑选神职人员，其中受教于基辅莫吉良神学院的人尤其受重视。这个神学院以彼得·莫吉良的名字命名，他是基辅的都主教。该神学院属于东仪天主教系统，使用拉丁语，而不是希腊语和斯拉夫语，与波兰的天主教有联系。这些人当中，有的倾向于罗马天主教，有的倾向于新教，曾行使过代理牧首职的斯捷潘·亚沃尔斯基属前者，起草《宗教章程》的菲奥芳·普罗柯波维奇属后者，两者也存在激烈争论。菲奥芳有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把东正教与新教联为一体，理论上更多的是理性主义观点。在政治上，菲奥芳坚定地站在沙皇一边激烈地抨击反对现行制度和彼得一世的人。他的逻辑是，反对当局即反对上帝，很受彼得一世赏识。彼得一世竭力把这种思想灌输到宗教界，使之成为全体神甫的行动规范。在

①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神学院的成员就职时，他们要按规定宣读一份誓词，表明绝对效忠沙皇和皇后，作一名忠诚、善良驯服、可靠的“仆人”。这成为一项制度，凡神职人员就职都要宣读这样的誓言。彼得一世死后，教会中曾有要重新恢复牧首制，更改上述誓词的人，都遭到残酷镇压，轻者解除教职、革除教籍，重者流放、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