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日本佛教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自中国，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佛教系统。日本民族从原始的神道意识开始，就形成较强的务实态度，注重现实的求福攘灾的实践。天皇朝廷看重佛教，首先是把它看作治国安邦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和实用的民生知识。民间则视佛为祈佑幸福的偶像，重视宗教实践。这种心态规定着佛教在日本国家和社会上的地位及其具体内容。

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日本在建寺塔、塑佛像、抄佛经方面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朝廷有朝廷的寺院，将军有将军的私家寺院，各大名（分封的诸侯）也都有自己的寺院，各宗有本寺、末寺。各寺院都设讲堂和金堂，塑佛像。佛教寺院可以说遍布日本各地。日本抄录佛经的数量是惊人的。“奈良时代设有各种公私的写经所，动员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开展大规模的写经事业。⋯⋯当时实际抄写的经典中，知名的有印度撰述的 1193 部，4884 卷， 中国撰述的 636 部，4218 卷，共 1829 部 9102 卷。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同时代唐朝经录所载的数字。”①日本许多皇室成员，包括天皇、皇子、后妃等受戒成为佛教徒，被称“法皇”、“法亲王”等。

关于佛教在日本的兴衰史，日本著名佛教史专家村上专精（1851—1929 年）将其分为五个时期（截至明治维新以后）。第一期，从佛教传入到奈良朝末期（552—784 年），是三论宗和法相宗时代；第二期，从平安时代初期到结束（784—1192 年），是天台宗和真言宗时代；第三期，从镰仓幕府初到丰臣氏末期（1192—1603 年），是净土宗、禅宗、日莲宗时代；第四期， 从德川时代初到结束（1603—1867 年），是诸宗持续时代；第五期，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时代（1868—1898 年）①。德川时代是日本社会大变革的前夜， 佛教及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也处于戏剧性的变化之中，村上专精给这一时期的佛教描绘了一幅总画面：“从德川氏掌握政权以来到‘王政复古’为止约二百六十余年间，天下民心厌乱思治，不少僧侣以兴隆文教为己志，且有人还俗归儒，讲论治国平天下。更有如天台宗的天海，禅宗的崇传等直接参与政治，对幕府的帮助很大。由于寺院当时与公家（朝廷），武家（幕府）处于鼎立状态，德川氏对寺院与公家同等看待，也给予虚位，制定法度，包括寺院、僧侣逐级升进程序在内的各种制度，奖励学业；褒其名称，增加寺田和寺领地，俾使其论于柔弱境地，以利于武家长期统治。而且在织田氏时期， 天主教大举传入日本，宣传‘天主如来’的功德，教会声势逐渐盛大，达到动辄可能违害国家的地步。所以到了德川家光以后，便制定了所谓以‘西佛’ 制‘南佛’之法，颁布‘改宗’法令，让僧侣掌管产籍，国民必须挂籍檀那

（施主）寺，严格寺院与檀那的隶属关系，借以防备耶稣教的蔓延。与此同时，神道也很兴盛，‘唯一神道’采用许多佛教教义附会神典，后来吉川惟足到会津，创立‘宗源神道’；转而形成山崎闇斋的‘垂加神道’派，则把神典牵强地附会于朱子学。⋯⋯神国思想兴起的结果，也影响到佛教，整个社会上的大儒都排斥佛教，无不崇神，有人指出借寺院与檀那这种关系强迫人家奉佛以兴隆佛教，在古代未曾有过的。特别是会津的保科正之和水户的德川光国倡导的学风，更成为排佛之源，排佛气焰日见高扬，但由于僧侣已

①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97 页。

① 参见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部分地参与到俗政之中，恣于衣食之享受，而对佛教之盛衰，本不介意。⋯⋯ 总之，德川幕府时期，神、儒、佛、耶稣各教互相交错，佛教起到压制耶稣教的作用，儒教独自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处于培养人才和立言的地位，大儒四方辈出，各自分立学派门户。”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