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的道教

清朝前期的道教与佛教一样，承袭了自明朝开始的衰败过程。关于它的总特征，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集体撰写的《中国道教史》中是这样概括的：“道教发展至元，宗派繁衍，学说成熟，可谓登峰造极。由明至清，从停滞渐趋衰落，是道教两大派的大体趋势。教派分化的基本停止，教义学说的陈陈相因，道教政治地位的贬降；教团的腐化，社会人士对道教的失信，都表现这一古老宗教日临垂暮之年。⋯⋯ 明清道教虽从停滞渐趋衰落，但它毕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其宗教实力还是相当可观，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还是相当深刻的。”②

清朝政府对道教没什么兴趣。如果说对佛教，它还力求在限制的前提下加以利用的话，那么，道教似乎连可资利用的价值都不存在。此时道教的两大派——正一派和全真派，一个讲究符箓以驱妖降魔为事；一个讲究炼丹，以修个人性命为事，对于政治和教化无甚裨益。清律还严禁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清初几代帝王对烁丹等事也无热情。雍正皇帝曾让白云观道士贾士芳为自己治病，因贾大言妖妄，触忤雍正，按大逆罪处斩，嗣后，又召龙虎山正一派法官娄近垣入宫，以符水治病，竟见验。龙虎山及娄近垣受到赏赐。雍正倡儒、释、道三教合一，认为“道教”还有一定用处。他说：“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皆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道家所用经篆符章，能祈晴祷雨、治病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①据说，雍正是清朝诸帝中保护道教最力者。实际上，这也只是在不违背儒家正统思想的前提下，给道教一点儿生存空间。被授予通议大夫的娄近垣也看出了这一点。他颇识时务，并不炫言道教法术炼养之事。道教虽不受重用，但它必竟又有众多教徒，为了稳住他们，不致闹事，又不能不给出路。所以，从顺治朝代起，正一派五十二代以后的数代天师，多被封大真人称号，并授朝廷命官品级，可在政治筹划的全局上，道教不过是种点缀。康熙皇帝曾有诗一首，明确表示了清廷对道教的态度。诗曰：“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指佛、道）于今自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材。”②

一个宗教要壮大自己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影响力，必须取得统治者的支持和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要。谋取这两个条件，又有正道和邪道之分。所谓正道，就是发扬教义，纯洁组织，以服务于社会。相反的，就是邪道了。从清朝前期的道教来看，以符箓和炼丹为主旨的基本教义已难以有所作为。于是，以邪道求生存之风便很盛。不少道士迁就社会各阶层的颓废迷信心理，滥行巫术，收取报酬，谋取暴利。一些上层道士依靠讨好统治者获取权势，横行霸道，腐化堕落，加剧了道教的衰落。

道教中人也有立志整饬“玄风颓敝，邪说流行”的局面，重振教风的。清初全真派的王常月（1522—1680 年）就被称为中兴之祖。王常月是全真派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清军一入关，他便来到京师，从严肃戒律入手，力图整顿道教。全真派从丘处机开始，曾集中道教的传统戒律，仿照佛教沙弥、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27—628 页。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42 页。

② 同上。

比丘、菩萨三戒制，制定了道教的初真、中极、天仙三戒，单传秘授。王常月改变秘传戒律的旧制，公开传戒，获清廷支持，奉旨主讲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影响日大，全国道教各支派纷纷皈依，迅速传遍各地道观。

自明开始，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口号下，道教积极主动地向儒教靠拢。进入清朝，此风更盛。道教儒化了。这在全真派一系表现得更为明显。全真派讲究炼内丹。它本来是以延年、成仙为宗旨，服务于个人养生的。经过改造，全真派的思想家们却将练内丹与儒家的心性修养融合起来。具体做法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儒家概念比附道教概念，建立两者融汇的基础。在清代成书的

《三丰全书》中，全真派把“道”作为儒释道三家的共同本源，而“道”原于“性”，本于“命”。性即“理”，“理”外显于道德实践，就是三纲五常之类，“理”表现在内，则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这基本上属儒家的理论。儒家的心性修养强调“尽性”，而按全真派的说法，“尽性”就自然能成就内丹。如此，就形成了一个炼就内丹＝尽心性的公式。接着，全真派思想家们进一步将内丹说的铅汞等概念与仁义等儒家概念划上等号，认为：“仁属木，木中藏火，大抵是化育光明之用，乃曰仁；义属金，金中藏水，大抵是裁制流通之用，乃曰义。”①

第二，全真派思想家把儒释道三家作为成就理想人生的三个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三个方面。佛讲究悟道觉世，儒讲究行道济世，道教则是藏道度人。三家各讲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用处，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去恶从善。贯通三家的大道理都是“中正之道”，只是说法有别。在儒是中庸，在佛是一乘，而在道教，就是金丹。儒释道完全是并行不悖的。更进一步，则明确强调三家互补，缺一则必有所失。只知佛而不懂儒，是“狂慧之流”，只知儒而不通于道，必受固执之害，所谓正道，只能是三教合一，否则，即为异端邪说。

第三，强调儒道互为表理，共筑理想人生。道教讲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成仙，炼内丹也是为了成仙。经过改造的全真派内丹说首先将儒家所讲的圣贤人格视作成仙的必要条件。按他们的说法，欲成仙道，必先全人道。只要能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离仙道也就不远了。忠贞节烈，杀身成仁之时，便是达到了成仙境界。如若不讲忠孝信义，不尽纲常名分，连个真正的人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成仙了。其次，全真派思想家们又将修炼内丹，成就仙道，当作圣贤人格的内在保障。他们认为，忠孝大节原于真气，而要获得真气，就要经过道教的内丹修炼。如能达到仙道境界，行人伦大法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再次，既然已将全人道当作成就仙道的必要条件，道教本来强调的避世出家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在历史上，儒家反对释道之重要一条，就是说它们弃人伦，为大逆不道。清初的全真派思想家们虽然坚持割断爱缘，看破红尘的主张，但却向儒家做了重大让步。他们说，爱缘必须割舍，但人伦纲常不能不讲，能实践忠孝仁义，就是舍弃物欲的表现。所以，修炼内丹，可不必出家。能做到在家出家，在事又不留事，在物又不恋物，这是更高的境界。至仙道者能出世，能出世者不一定能至仙道。要既能出世，又能入世，既能出苦，又能受苦。他们还直接批评单纯追求出家者，若不能全人道，只是抛家绝妻，诵经焚香，不过是混日之徒，盲修瞎炼而已。王常月还曾开诚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61 页。

布公地告诫儒门中人，有心出世者，千万不要去行出世之法，只该先慎独存戒，孝敬父母，忠于君王，心存仁义，便是成仙之路。这样的话，统治者听了顺耳，也确给儒家士大夫们皈依道教开了方便之门。

第四，以修性为主代替重修命。道教修炼的主旨在成仙，仙的重要特征是长生不死，所以，修炼的主要功夫是下在肉身上，即修命。自明代开始，全真派强调修性的主张日盛，清代尤其如此。王常月就从“命在性中”的命题出发，力倡成仙之道在直接修性。所谓修性，就是割除物欲，严守戒律，而戒律的内容，王常月也已规定为以纲常伦理为主。他斥责拘于炼化精气的金丹命术，认为把修炼的功夫用在这上面，瞎炼一气，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个“不知死的老造孽。”在他看来，只要在修性方面到了家，不愁命不立。王常月还对长生不死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所谓长生不死，不是指肉身长存。“如来亦有灭度之时，老聃亦有飞升之日。”肉身不死是不可能的。真正能够长生不死的是万劫不坏的“真性”，亘古长存的“法身”。“若指皮囊，修养起来，亦多活几年，不过死得迟些罢了，并非真道。”“色身纵留千古，止名为妖，不名为道。法身去来常在，朝闻道夕死可也。”①

经过这样改造的道教，儒的味道已经很浓了，如此它也便从清政府那里领得了继续合法存在的许可证。而它的那部分符箓斋醮等神秘性的东西则流向民间，与民间宗教和信仰融合起来。在这里，道教似乎找到了自己生存的广阔空间，并且还会长久地显示自己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创唱宗教，它独立存在的价值确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6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