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

基督教和通商，以及伴随两者的武力威慑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冲击近代日本的主要形式①。近代日本反映这种冲击，或称迎接这样的挑战的过程，引起了日本的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根本性变化，这可看作是日本近代史的主线。

1543 年，3 名葡萄牙人乘一艘船欲从澳门往暹罗（泰国），途遇大风，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这是日本与欧洲人的第一次接触。至此之前，日本人的外部世界只有中国、印度、朝鲜和元朝蒙古人，所知道的文化形态只有佛教和儒教，而佛教又只限于汉传佛教。欧洲人的到来，显示给日本人的，是以前全然未知的文化——基督教、近代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以及大规模的贸易活动。这三名葡萄牙人，最使种子岛上的日本人感兴趣的，是他们带的枪。种子岛的岛主立刻出重金将葡人的枪买下，并请葡人教授洋枪和火药的使用法、制造法，命令工匠仿制，献给大名和将军。10 年后，洋枪迅速传遍九州，又广及日本各地。

对葡萄牙人来说，无意中漂流到日本，使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扩展自己势力——传播基督教和进行贸易——的空间。当时，明朝正实行海禁，但走私贸易一直没有停止。葡萄牙作为走私活动的中间人，统制了日本和明朝间的生丝走私，获取巨额利润。

1549 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人弥次郎带领下进入日本的鹿儿岛，经领主鸟津贵久许可，开始传教。沙勿略建议耶稣会派有能力的传教士来，他认为，在日本传播基督教大有前景。

基督教与贸易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走进日本的。1545 年，葡萄牙人到丰后地方从事贸易。1550 年，葡萄牙商船在中日交通要地肥前平户，这个地方从此开始不断繁荣起来，1561 年后，由于当地领主松浦隆信对基督教不感兴趣，平户的贸易地位被长崎代替。1562 年，肥前的大村纯忠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这是日本最早成为天主教徒的诸侯。大村纯忠因此在经济上获得不少实惠，在他的领地内，贸易发达起来。这引起北九州各诸侯的嫉妒，派兵围攻之。然而，这并没有动摇大村纯忠对基督教的信仰，反而使领地内的信徒大为增加。

1564 年，葡萄牙传教士在肥前平户建天主教堂，称“天门寺”，这是日本有天主教堂的开端。

1559 年，加斯帕·维莱拉到京都，获准传教。稍后，他与路易斯·弗洛依斯一起谒见将军，希望在京畿地方传教，时值战国之乱，传教活动遭禁止，传教士们只得离开京都。

织田信长结束了战国之乱，完成了统一全国的愿望。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战乱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保护基督教。织田信长亲自会见被迫离开京都的弗洛依斯等人，允许他们在京教传教，并建教堂。得到这个方便，基督教发展很快。到 1582 年，教徒已达 15 万人，有大小教堂 200 多处，传教士

75 人，各地还出现不少神学校、修道院等①。就在这一年，成为基督教徒的诸侯大村纯忠、大友宗麟、有马晴信三家在传教士瓦利纳尼的建议下，向罗

① 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

① 参见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马教廷派出 4 名使节，正式谒见教皇格历高利十三世。1590 年，这 4 名最早访问欧洲的日本使节回国。

继承织田信长霸业的丰臣秀吉开始对天主教也取保护态度。不过，在他征讨九州地方时，天主教的活跃对他是个刺激，觉察到这是一股难以驾驭的力量，于是，便转而开始禁教，驱逐天主教传教士。另一方面，为了尽快恢复遭到战乱破坏的经济，丰臣秀吉又不想割断与国外的贸易联系。在传教通商一体化的情况下，他的禁教令也就不可能彻底执行。并且，对教士们的迫害反而提高了信徒们的信教热情，新的受洗入教者也大有人在。

短短几十年时间，伴随基督教而来的，许多西方的文化因素传入日本。为印刷基督教经书，从葡萄牙引进了活字印刷机，为了画圣像，油画艺术也传入了日本。

江户时期，德川家康对基督教一直无好感。但是，迫于贸易上的需要，似乎也拿它没什么办法，基督教的影响还是不断扩大。虽然各地方屡有禁教事件发生，仍有不少传教士隐藏下来，并有新来的传教士着日本服装，留日本男人的半月式头饰，潜入进来。到各地的传教士，不仅有耶稣会的，也有圣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会的。有些地方领主为了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也私下与天主教传教士们有接触。东北地方的实力人物伊达政宗为开展与墨西哥的直接贸易，就曾在方济各会士路易斯·索泰洛建议下，派出使节，前往谒见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要求派遣传教士和通商贸易。到 1605

年时，日本的基督教徒已达 70 万之众。

基督教势力的膨胀，引起德川幕府的恐慌。佛教势力和儒教势力也出面攻击基督教。稍晚来到日本的荷兰人和美国人出于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争夺贸易利益的需要，极力中伤依附葡西两国的天主教势力。这时，日本的天主教徒内部也发生内讧，暴露出德川家康身边竟有几十名天主教徒。德川家康此时则不惜牺牲贸易利益，生出禁教念头。 1612 年，首先在德川家康的直辖领地内发布了幕府最早的禁教令。第二年，禁教令推广到全国，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驱逐教士、毁坏教堂、强迫改宗的运动。此次禁教，德川幕府的决心很大，因为它已经把损害贸易的顾虑抛到一边了。幕府想依据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的地理特点，通过海禁断绝一切与外部的联系，希望能把基督教关在国门之外。 1633 年，幕府规定进出日本的船只必须携有经批准的许可证，

称为朱印船。朱印船以外的船只不准出海，在海外居留 5 年以上的日本人不准再回国。1635 年，又规定禁止一切日本船、日本人航行海外，不准侨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国，违者处死。对于外国船只和人员，规定英荷两国只许到平户、长骑进行有限制的贸易活动；中国的船只只许到长崎；在长崎港辟出一小块地方，由葡萄牙商人居住，他们的子女则一律驱逐出境；对于西班牙，幕府曾打算远征吕宋，以便根绝基督教传教士来日本的基地，并已要求荷兰借用军舰，准备实施该计划。只是因为发生了岛原事件，事情才被搁下。

1637 年，岛原半岛知天草岛的基督教徒发动起义。这次起义以基督教徒反迫害为旗号，实则带有农民起义的性质。两地原来的领主有马晴信和小西行长都是基督教徒。按德川幕府的藩主轮换制度，换为新领主松仓重政和寺泽广高。这两个人都是禁教派人士，开始大肆镇压基督教，激起两地基督教徒（主要是农民）的强烈反抗。幕府派特使纠集临近各藩兵力，到第二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对幕府的震动很大，决心采取更严厉的禁教措施，包括在前面提到的“踏绘”、“寺请证文”等，同时开始全面的“锁国”

政策。由此开始直到 19 世纪中叶的 200 年间，是为日本近代史上的锁国时期。日本之所以实行锁国，除为了扼杀基督教外，也是幕府要削弱地方藩主的势力，由幕府垄断全国贸易。因为，各地方藩主一直没有放弃积蓄自己力量的机会，特别是西日本的大名们，通过对外贸易而逐渐强大起来，他们为了贸易的顺利进行，不少成为基督教徒。所以，禁基督教，一是针对地方诸侯的，二是针对农民的。总之，是为了强化幕府的集权统治。然而，禁教也好，全面的锁国也好，都不可能彻底地根绝天主教的影响，各地仍有天主教徒在活动。

19 世纪 50 年代，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日本国内政界和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松动锁国政策，并逐渐转为所谓开国。1854 年 3 月，日美两国签定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1854 年 10 月，日本与英国签定“约定”； 1855 年 2 月，日俄签定友好条约；1856 年 1 月，日本与荷兰也签定了条约。

这是经 200 年的锁国，西方国家敲开日本国门的开始。不久之后的 1858 年，日本先后又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些条约的基本内容大体相同，主要包括：第一，相互承认外交使节驻于首都和领事、总领事驻于开放的港口；第二，同意开放日本的 5 个港口（箱馆、神奈川、长

崎、新潟、兵库）和 2 座城市（江户、大阪）进行贸易；第三，承认自由贸易原则，不允许日本独立决定关税，5 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第四，允许为居住日本的外国人建立教堂，废止“踏绘”①。条约中关于基督教的条款还算不上解除禁教令（正式解除禁教令是明治时期的 1872 年，1889 年制定帝国宪法，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在日本人中间传教仍然受到压制。但是，基督教在日本国土上必竟已成为合法的事情，基督教新教各派也开始进入日本，俄国人则带进了东正教。这些教徒按条约规定只能在规定的地域内活动，但是，他们带来的经书还是流传到日本社会上。日本的新教史学者小泽三郎写到：“锁国被解除，长崎的会所贸易被破坏，各港口自由贸易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作为禁教政策的命根子——对舶来书籍的检查制度，⋯⋯这样，关着的大门被打开，在华耶稣教传教士的著译源源流入日本，这对维新前后的日本文化带来了十分深刻的影响。”①这些中译本的《圣经》、《圣经选》以及其他的西方科学和学术著作，培养了完全不同于日本传统观念的新一代日本人，新岛襄（1843—1890 年）就是他们中著名的一个。他不认为日本与 5 国的通商条约规定的开港开市就是开国，而是怀着追求自由的愿望，

于 1864 年冒险偷渡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学习神学，重回日本后，曾创建同志社和同志社大学，从事育英传道工作，作为日本人基督教会的创始人。

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近代史上，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大体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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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史研究中，不少人喜欢对中日两国做比较研究，直到现在，我们国内也常见到运用这种方法的情况。如果将两国应答基督教的历史比较一下，确能发现不少有益的东西。

表面上看，中日两国对基督教的反应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传入的时间大体同时，将基督教最先带入两国的传教士都是那个耶稣会的沙勿略。随之，两国都实行了严厉的禁教政策。

① 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66—267 页。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38 页。

实际上，两国对待基督教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围绕基督教而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也不一样，因而后果也就大不相同，这到中日甲午战争时已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

从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基础上看，在日本，最先接受基督教的是地方诸侯和农民。后来，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构成了接纳基督教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像新岛襄那样的一些人，积极主动地去学习、研究，而不是在家里坐等上门。这些社会势力所以接纳基督教的心态，农民们主要因经受战国之乱后，

寻求摆脱现实苦难的出路。其次，基督教所宣扬的世人平等的观念，迎合了农民们反抗封建的等级身分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心理。至于那些“基督教大名”，他们多是出于贸易的需要才信奉基督教的。这些地方诸侯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们绝不会放弃这个心愿），在幕府的严格控制下，除了与国外保持贸易联系，简直就没有其他的途径。因此，西方国家在传教问题上就完全可以打出贸易这张牌。想进行贸易吗？你就必须接受基督教，你要拒绝基督教，就不与你通商。不但对地方诸侯，就是对幕府，这张牌也很有效。

近代日本的知识阶层很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在佛教和儒教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江户时代之前，是佛儒并举，以佛教为主。江户时代，是佛儒并举，以儒为主。不过，日本历史上的各代都是将佛儒当作知识的总汇来看的。德川幕府支持儒教，将它树为官学，主要是看重儒教的纲常伦理观念，认为它能加强幕府确立的封建等级秩序。而知识分子们还从中发掘出一种自立自强的正统观念。他们力图摆脱佛儒的荫庇，在政治实践上，则要摆脱臣服于中国，自为东夷的历史，与中国（明、清）分庭抗礼，甚至要颠倒过来，企图高居于中国之上。所以，日本国儒学绝不同于中国的儒学。后来，干脆就连儒学这种形式、语言也不想要了，国学和复古神道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被称为日本主义的思潮，是支配江户时代以至明治时代日本历史的基本精神因素。日本主义已对儒学取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腐儒庸医，无实用价值。开始时，儒学家们还曾利用儒家的正统华夷观念，说明日本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则是“西藩”。接受西方地理学的知识分子，就抛弃了这种井蛙观天式的自我中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每一国都可称为中心，实际上就否认了华夷之分，承认各国平等竞争的观念。而竞争要靠实力，提高实力，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一靠对外贸易，二靠新的知识和实用技术，这两条都离不开西方国家（中日官方贸易自明后期就已中断）。对基督教，日本主义者不感兴趣，这可能因为他们根据接纳佛教和儒教的历史，担心再会受制于人，这当与日本主义的目标不符。

德川幕府基本上是认同日本主义的。不过，它还得顾及另外的问题—— 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幕府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的，一是地方大名，二是农民，三是天皇皇室。幕府采取一切措施尽力消除这些势力。它让皇室专心于学问，这学问不是实用知识和政治，而是指佛教和日本的传统艺术。它鼓励皇室念佛诵经，建寺院，吟歌观舞，但不允许皇室干予政治。对地方诸侯和农民，幕府制定了一系列控制措施，而垄断贸易和禁基督教，也是为了削弱这两股力量的。

日本 200 多年的锁国不是中断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它的岛国的地理环境也不允许这样做。可以说，割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本就不能生存，整个日本的历史就表明这一点，更不要说提高实力了。对此，德川幕府也是很清楚的。所以，锁国只是由幕府统制与外部的联系，包括贸易和信息，禁

止地方势力单独与外部世界接触。

贸易，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禁止基督教，这是摆在幕府决策者们面前的三个棘手问题。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幕府取了禁教一头儿，为此，就不得不在贸易上有所损失。弥补的办法是力图达到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对了解外部世界，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这一热情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增强了。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振兴俄国的例子，满清政府固步自封，对西方势力盲目抵制—退让—再抵制—再退让，逐步丧失主权的情况，对日本人的振动都很大。他们想效仿俄国，避免中国的结局。所以，即使锁国，也要尽一切可能了解外部世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新井白石，甚至不放过审讯被捕传教士的机会，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知识界中也普遍出现一股兰学（学习和研究荷兰）、洋学（学习和研究英、美等西方各国）热。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幕府决策者大概也发现严厉的锁国政策给学习外国、获取新知识带来很大不便，在禁教不禁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放宽了书籍的进口，允许与基督教无关的洋书进入日本。这一措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但表现在经济上、技术上，近代科学知识和学术思想渗入人们的心灵，慢慢地冲击着传统观念的大坝。新岛襄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他对社会上暗杀争斗的混乱状况很不满，对等级身分制的不平等更感到可厌。通过兰学，新岛襄接触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他看到荷兰的军舰，对比日本的，受到极大刺激。他说：“诸如为风波所弄翻之日本船，与此相比，诚不堪入目。噫！制造如此大船之外人之才能，甚胜于我国之人不亦甚远乎？远望军舰之壮丽，遥想外人之进步，遂慨然奋起一念，欲成为日本之改革者及日本文明之先导者。”

①进而，新岛襄由对等级身分制度的厌恶，发展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他说：

“予前往他乡，丝毫不受拘束，不断为对自由之新思想所驱使。虽曾希望作为航海者供职于幕府，但仔细观察当时航海者生活，皆十分放荡不羁，终于不能与彼等为伍。予又为自由之新思想所鼓舞，不愿在藩主之下受其束缚。终于坚决违命，即使被命携枪带剑而为兵卒，亦断然拒绝之。”①接触中文的基督教书籍后，新岛襄追求自由的观念似更强烈，并认为孔子孝道之说失于狭隘，遂决定出逃日本，到西方国家学习。他的思想已不是日本主义所能容纳的了。

与日本相比较，面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没有深刻地反省自己，激发起学习新知识的强烈欲望。

在中国，农民是接受基督教的重要社会力量。但是，农民最初只把基督教当作招福免灾的实用巫术。知识分子也曾对基督教抱有很大兴趣，利玛窦们也希望依靠知识分子传播基督教。但是，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热情未能持久，更没有广泛地理解接受新知识的必要，除了明末徐光启等人之外，到林则徐、魏源时才感到有睁开眼看世界的必要，开始研究新的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未能挣脱以科举进仕途的人生道路。科举不考近代的科学知识和学术理论，当然他们也就不会去学习研究这些东西。信夫清三郎在他的《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中说，在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影响这方面，中国的农民比日本的农民要先进一步，他以太平天国为例证明这一点。而中国的知识分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37 页。

① 同上。

子却落后于日本武士一大截。这话也许有一定道理。

清廷也没能从基督教中发现可供学习研究的新东西，只把它当作教人孝亲、忠于朝廷、安分守已的类似于儒家名教的教化手段，而一旦觉察到有背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内容时，就开始禁教了。耶稣会士们为了取悦中国知识分子和朝廷，曾运用使实用知识带动传教的策略，传入不少近代的科学知识。徐光启们对此很重视，康熙皇帝也显得较为开明。但是，即使是开明的帝王，也大多将这些怀有新的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当作御用文人使用，将他们带来的新知识只服务于朝廷的生活享乐方面，并不鼓励民间学习研究，更未考虑将其运用到广泛的社会生产方面去。清朝历代帝王似乎一直保持这个习惯，西洋人带来的新东西不少，电灯、汽车、照相机、洋枪，什么时髦的东西，宫里都有，但只作玩物，帝王们自己可以享用，一旦传到民间，就被视为破坏祖宗礼法了。

面对新的事物视而不见，全无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不论对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是一个悲剧。这意味着已经失去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适应新环境的可能，而这恰恰是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信夫清三郎在他的那本《日本政治史》中曾提到好奇心问题。他说，日本人对新东西，譬如枪，马上仿造。而清朝时的中国人却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算不上新玩艺儿，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是我们祖宗发明的，枪不过是它的改进而已。他还进一步探讨了丧失对新事物对奇心的更深刻的原因，认为是华夷秩序的正统观念在作怪。中国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是文明人类，其他都是未开化的夷人，不知纲常礼法，类同禽兽，因而就觉得中国之外完全没有值得学习的新东西。这位历史学家的见解是值得深思的。直到清朝前期，中国似乎确实有傲视世界各国，包括西方的理由。对西方的贸易来说，中国一直是出超，西方国家需要大量的丝、茶等，却不拿出什么东西与中国交换，后来，它们想向中国出口棉毛织品，中国却不需要。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嗄尔尼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①西方国家对日本可以打贸易这张牌，但这对中国却行不通。按乾隆帝的意思，天朝无所不有，英国拿点方物来进贡，可以收下，以显皇帝的恩泽，只此而已，但清朝统治者似乎忘记了“居安思危”，这也是祖训。中国虽然在贸易上暂时占有优势，却未看到自己面对的是正在蓬勃上升的工业文明。马嗄尔尼带给乾隆帝的礼品已不同于利玛窦、汤若望等，而是工业革命的成果，如天象仪、地球仪、数学器具、经纬仪、光学器械、望远镜、测量器械、化学器械、电气器械等。可这一切并未引起清朝方面的兴趣，连马嗄尔尼也看出这种愚昧保守态度对中国的严重后果。他写到：“如当时之耶稣会士所述，不管康熙皇帝对科学表现了怎样的兴趣，但他的后继者却没有把一点儿同康熙皇帝的其他优秀品质和财产一起继承下来。⋯⋯试图阻止人们知识的发展，却是无益的。”②人们常说，那个时候，中国错过了一次发展的机会，但这绝不仅仅是失去一次偶然的机会。如果对问题的认识仅停留在这里，那么，将会失去的机会就不只是一次了。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6—97 页。

② 同上书，第 9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