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和彼得一世改革的影响

两次改革之后，沙皇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成了俄国教俗两界的最高统治者，俄罗斯东正教会完全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纯粹附庸于沙皇政府的国家教会。这一局面对俄罗斯东正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官方教会受命执行沙皇指派的政治警察任务，各级神职人员，特别是高级神职人员，醉心于揣摸沙皇的心态，投其所好，基督徒本身的形象大大弱化了。仍然热心于宗教事务的，虽然还有，但影响较大的则多是官方教会之外的人士，例如被尊为近代圣徒的吉洪·扎东斯基和塞拉芳。

反国家教会派发生了复杂的分化与组合。彼得一世之后，俄国的教派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旧礼仪派，又称分裂派；第二类是夹杂东正教和各种古老宗教的古怪的混合体；第三类是 19 世纪以来经各种渠道进入俄国的一些新教团体。

旧礼仪派由于对官方教会的态度不同，又分裂为“教堂派”和“反教堂派”，在它们周围又逐渐形成无数的小宗派和流派。

教堂派和反教堂派产生的根源，是由谁来为新神职人员授职的问题。按基督教的规矩，神职人员要经主教按立方为有效。但是，尼康改革之后，旧礼仪派主教或被镇压，或已自然死亡，能为新神职人员按立的旧礼仪派主教已经全然不存在了。几乎在整个 18 世纪，旧礼仪派的代表走遍近东国家，想寻找一个不受革新有害影响的教会，有的甚至还准备去日本。曾有人提出过用都主教约纳的干尸的手来完成按立作用，又因干尸处于官方教会的管理之中，这个方法也未能实行。如此一来，旧礼仪派作为一个教派，几乎是不能延续下去了。

出路何在？旧礼仪派陷入困惑之中，相应的又引发出其他一些问题，例如：是要有组织的教堂呢，还是不需要？可不可以结婚？如果不允许结婚， 可否实行非婚同居？要不要按规定的神职身分做祈祷，还是仅限于在内心做祷告就够了？要不要同国家教会发生交往？要不要向反基督的国家纳捐上税并为沙皇做祈祷。

在这些关系旧礼仪派如何继续生存的问题上，教堂派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他们接受从国家教会过来的神父，19 世纪中叶还破例从一位希腊主教获得自己的主教统绪。教堂派的主要人员成分是农奴制的农民和一部分贵族， 他们与政府和国家教会联系要多些一，但也未能摆脱受迫害的处境，最后多逃亡到顿河和切尔尼戈夫省的边远地区，有的还迁徙到土耳其和波兰。

反教堂派激烈地反对政府和国家教会，坚决不同它们发生关系，这几乎使反教堂派自己走上封闭自绝的道路。在反教堂派看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因为叛教已经毁掉了教会的神品，所以，他们只举行平信徒施行的礼仪，使用经过祝圣与冲淡了的酒和圣油。为了表示与国家和官方教会彻底决裂的决心，反教堂派也向荒无人迹的地区移居，想与反基督的俄国隔绝开来，保持自己的纯结。对旧礼仪派以外不信教的人，反教堂派完全拒绝与其交际，称他们是不洁净的人，比尼康分子还坏。

反教堂派也不是统一的，他们都激烈地反对俄国现存的政治和教会制度，但在激烈的程度上仍有差别，于是便又分化出更多的新宗派和流派。所有这些名目繁多的教派大多在宗教礼仪上争论不休，如唱还是不唱祷词之类。有一称为“巡礼派”的，他们拒绝平淡地生活在基督敌人的世界里，主

张应该在全球各地不停地奔波流浪。除旧礼仪派，还有一些新出现的教派参加到反国家教会的队伍中来，像 17 世纪的后半叶产生的“鞭身派”。这个教

派在 18 世纪 70 年代又分裂为“阉割派”和“精神基督派”。精神基督派又分为“反宗教仪式派”和“莫罗勘派”。这些派别的共同点之一，是对圣书持否定蔑视态度，有些是对《圣经》重新做解释（这种解释多数没有什么哲学或神学的理论根据，只是随心所欲地发挥，附会一些神秘的传说），有的则干脆把《圣经》扔进河里。此外，在宗教的圣事活动上，这些派别都弃绝了东正教神职人员，取消了教堂的祈祷仪式，停止了对十字架、圣象、圣徒干尸等圣物的崇拜，各派内部自己采用一些各不相同的教仪形式。

不过，既然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国家教会地位已经制度化，旧礼仪派及形形色色的反现存制度的派别就失去了合法存在的余地，他们经常受到当局的追捕，其中特别活跃的分子被镇压，其他的成员则被成批地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外高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