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的伊斯兰教

内地的伊斯兰教，指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回族的伊斯兰教。

撒拉族是元代从中亚迁至青海循化地区的撒玛尔罕人与周围汉、藏、蒙、回等民族相融合形成的，从族源上已信仰伊斯兰教。东乡族主要源于蒙古族，成吉思汗的后代，与周围汉、回族融合而成，在 13 世纪已皈依伊斯兰教。保安族是元明时期一批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青海同仁一带驻军垦牧，同周围回、汉、藏、土各族长期交往，逐渐形成一个民族的。回族形成于明代，是以 13 世纪初叶开始东来的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民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并吸收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等成份融合发展而成的。成吉思汗蒙古西征时，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民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中国，主要以驻军屯牧的形式，也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的身份，散布全国各地。自唐以后，许多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也以商人、政府使者身份来中国，散布在东南沿海和陕西关中地区。这是回族的最初族源。

内地伊斯兰教的形成方式，与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不同。后者多是因为战争、政权争夺，而后通过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伊斯兰教，进行的是一条由上至下的路径，似是先有伊斯兰教，后有穆斯林。内地的伊斯兰教是相反的路径——自下而上，先有穆斯林，后有伊斯兰教。西亚地区人来中国，多以穆斯林个人身份，而不以教派、教团、传教者的名义，他们多从事世俗事务。在“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下，伊斯兰教以这些穆斯林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形式表现出来，以示“外来人”与本土居民的区别。

中国内地的伊斯兰教形成体系，一般认为是在元朝末期，从穆斯林个人、外来人的民俗，到形成完整的中国伊斯兰教，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最初进入中国的穆斯林是在唐代。但那时还没有穆斯林这个称谓，仍称为“夷人”，或垄统地称“胡人”。稍具体一点，称阿拉伯为大食，对阿拉伯人生活所遵循的伊斯兰教教规称为大食法。宋代，称东来的穆斯林为蕃人、蕃商、蕃客。但没有关于伊斯兰教的描述，仍依阿拉伯人为准，统称其为大食国人，这一称谓包括的范围有西亚、非洲的穆斯林各国，甚至涵盖南洋的

①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58 页。

② 同上。

穆斯林地区①。长期在中国侨居的穆斯林有与中国人通婚者，繁衍生子，他们的后代称为“土生蕃客”。土生蕃客是天生的穆斯林，但也接受中国教育，并有登科入仕者。唐宋的蕃客虽然不少，但“还没有形成稳固的穆斯林社团。他们并不对外传教，宗教信仰基本上局限于‘蕃商’中间，伊斯兰教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于经典，亦无汉文译著，基本上是个侨民的宗教。”

②元代，留居中国的穆斯林人数大为增加，作为色目人，社会地位很高。元延

辽代方法，用“回回”称谓“大食”。这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称谓。又称木速蛮、磨思览、没速鲁蛮、谋速鲁蛮，都是穆斯林的对音或转音，泛指所有的伊斯兰教徒。穆斯林的经师称为大石马、答失蛮、达识蛮。这是宗教意义上的称谓。元代可能已有“回回教”的称呼，但未见于正式文献，作为与佛教、道教、基督教并列的伊斯兰教，被称为“真教”或“清净”，其礼拜场所叫“寺”而不再称“堂”③。

作为外来人、侨居者、“蕃客”的穆斯林，全国分布很广，但具体到某一地，又都是集中居住的。这些穆斯林的聚居区，称为“蕃坊”。蕃坊的宗教意义不明显，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称谓，指侨居中国的穆斯林的社区。蕃坊内的穆斯林主要从事商工等事，伊斯兰教徒的意义也不是很强，尤其“土生蕃客”，更是如此。唐宋时期，有政府指派的蕃坊中的穆斯林掌管其民政事务，解决民事纠纷、商务往来等事，这些人称为“蕃长”。解决纠纷的原则是，蕃坊内纠纷按其本俗裁决，与坊外纠纷，按法律裁决。这些蕃客的教事活动，大概只是作为一种风俗习惯延续着，不少可能是各自在家里独自进行的。有些大户修建自家用的礼拜堂，还算不上伊斯兰教本意上的“叩拜场所”，自元代穆斯林被视为一种宗教教徒时起，蕃坊被称“教坊”。教坊既是穆斯林聚居的社区，也是国家对穆斯林实行行政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又是伊斯兰教徒的宗教组织和制度。坊区内，以一清真寺为中心，穆斯林共同进行教事活动，有专门教职人员主持寺中以及坊区中的教事和民事。这些专职人员分为等级，一般称为“三掌教”制，即伊玛目是一寺主持，海推布为协教，穆安津主赞礼。西北有些地区，三掌教制又称三道制。明代废止教长专名，三掌教称为老师傅、二师傅、三师傅。三掌教都是世袭。明初，清真寺主持都要领取礼部发给的札副作为凭证，并享有一定特权，于是常常因为争夺世袭掌教职位发生激烈争斗，引起一般教众的不满。并且，这些掌教虽为穆斯林，但长期从事世俗事务，对伊斯兰教教理教法并不精通，学识贫乏，实际上已不能胜任清真寺或坊区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有些清真寺公开声明永远废除三掌教世袭制，从坊外聘请博学有才德的伊斯兰教经师主持清真寺教事，这些人被称为阿訇。

当历史迈进清朝的时候，内地的伊斯兰教状况大致就是如此。

由无组织的穆斯林到形成以特定地域为单位的穆斯林组织，内地伊斯兰教就有了一个成型的物质性实体。而作为一个真正的组织，必须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即灵魂。这只能是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但是，一直到明末，内地穆斯林大多已不具备系统的伊斯兰教体系的修养了。由于长期分散在广大的汉族人民中间，服饰、语言已与汉族无异，有人甚至说，在外表上已分辨不出

① 参见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8—299 页。

③ 同上。

谁是穆斯林，最明显的标志只是不食猪肉而已。穆斯林们也已经不懂《古兰经》原文的文义，甚至也没有要求懂的心愿了。对于内地的伊斯兰教来说，已出生了“血肉之躯”（组织），却还未形成头脑（理论）。这个任务是在我们正在叙述的时期完成的。

在本书限定的历史时期内，首先值得一书的是经堂教育。始于明末的经堂教育，进入清代势头更旺。

经堂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忠于并能讲解《古兰经》、《经训》等伊斯兰教的经师。首倡者是陕西的胡登州（1522—1597 年），他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对伊斯兰教经典和儒学都很有研究。胡登州先是牧徒在家讲学。以后，开始由清真寺招徒讲经，聘阿訇任教师，学生费用由教坊中教民提供。

具有代表性的经堂教育，分有陕西学派、山东学派和云南学派。陕西学派以胡登州三传弟子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长于教义学。山东学派的著名人物是常志美。他精通波斯文，讲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培养的学生“博而熟”。马德新、马联元为代表的云南派倡导中阿并授，学生既要通晓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兰经典，又要善于用汉语阐述教义。

经堂教育的课程称“十三本经”或“十四本经”，包括语文、逻辑学和伊斯兰教经典。语文类中涉及面很广，要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语法、词法、修辞、阿拉伯文学等，伊斯兰典籍是专业课，包括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等。据有学者研究，苏菲派理论在经堂教育中占有很大比重。经堂教育有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形式。小学是对儿童做宗教启蒙，中学是对未受过教育的成年穆斯林进行业余性宗教教育，大学是高级教育，旨在培养伊斯兰教学者和阿訇。大学阶段的学员结业后要经过讲学，由阿訇签定许可，管事乡老同意，坊民为其挂帐穿衣，使有了担任阿訇的资格。

与经堂教育相辅相成的，是伊斯兰教经典的汉文译著活动。两者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对内，提高穆斯林的学识和理论修养，使之成为真正的穆斯林；对外，阐扬伊斯兰教的精义，扩大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提高其社会地位。伊斯兰教虽经大量穆斯林东来传入内地，但“东土教道久埋。”“要皆习无不察，故服习其间者止知为教中人，至教之所以为教，究懵懵焉而莫得其指归，即娴熟经典，亦不过记述讽诵而已。间有稍通教律，时亦讲论，又多曲为臆说，骇人听闻。”教内“教义不彰，教理不明。”教内人“于教礼之义旨趣则未识。”社会上，包括清廷中人也看不起伊斯兰教，认为“此类回教，原一无所取。”视穆斯林“率皆鄙薄之徒。”出于这种来自教内外的危机感，一些欲振兴伊斯兰教的人士“以发明正道为己任，讲学译书，以便能继圣指迷，传经宏教，启迪后学，引导新进，必使理学自此渊源而绵延不绝，教道由斯兴盛而炫耀常明。”不但要使教中人晓识伊斯兰精神，也要使“儒教诸君子咸知吾教非杨墨之道也”①。

汉文译著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王岱舆至刘智，所译内容集中在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方面；第二阶段是马德新、马联元为代表，内容涉及较广，不仅有宗教哲学、宗教典制，还扩展到天文历法、地理、《古兰经》等。在我们现在叙述的历史范围内，正好是汉文译著活动的第一阶段。

王岱舆（约 1592—1658 年）通于伊斯兰教典籍，又深谙宋明理学，旁及诸子百家，是“以儒解回”的第一人。他的主要译著《正教真诠》，是系统

① 参见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阐述伊斯兰教教义的最早译述；此外，还有《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约 1584—1670 年），伊斯兰教经师，曾从师于一印度云游苏菲、

译作有《归真总义》、《克里默解启蒙浅说》、《四篇要道》。

任遵契（约 1598—1698 年），王岱舆门人，译有《修真蒙义》、《归真要道》。两书主要涉及穆斯林日常生活必须遵行的教法和礼仪，以及复命归真、修道养性的哲理。

马注（1640—1711 年），自称穆罕默德 45 代裔。他的译著《清真指南》系统阐发伊斯兰教的教义要旨、修道原理及持身要则，对后世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智（约 1660—1730 年），兼通伊斯兰教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各家经义，译作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

《天方字母解义》、《天方三字经》、《真境昭微》等。这些著作全面阐述了伊斯兰教的教道及认主学说，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被尊为“汉文经书”。

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确实加强了内地伊斯兰教的思想理论地位，可能也引发出意想不到的后果。教派分化大概不能不与此有关。假如真的维持那种教义不明，教理不清的局面，穆斯林们于教道总是懵懵懂懂的，那么，很可能他们只是一种保持伊斯兰教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少数民族，而不会成为一宗教群体。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复苏了穆斯林们淡漠了的伊斯兰教意识，同时也极易因为对伊斯兰教教道的理解不同，或是出于不同的世俗目的而借伊斯兰教的名义引发派别之争。

自清初始，内地伊斯兰教，首先是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出现被称为“门宦” 的组织形式。各门宦间长期存在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发生武装械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门宦才废除。

门宦与内地汉族地区的宗族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宗族是特定地域某一姓氏的共同体，敬仰共同的血缘祖先。宗族有族长，多为年长的有威望者，他的权力很大，凡本族内的财产、婚姻及相互纠纷等事都有权裁决。宗族有祠堂，是宗族祭祖或处理本族公共事务的场所。不同宗族间无隶属关系。各宗族间常因土地、水利设施的争夺而发生械斗，并讲究血族复仇。

门宦不以血缘姓氏为联系纽带，而是依对伊斯兰教的教道、礼仪的不同解释来划分。同一门宦的穆斯林尊崇一教主，教主是本门宦的创始人或他的直系后代。所以，教主权力很大，不但主持本门宦的教事，且裁决本门宦的一切内部纠纷，并向本门宦的各教坊派出自己的代理人管理各自的教坊。本门宦穆斯林必须绝对遵从教主，讲究教主崇拜，教主的拱北也作为崇拜的圣地，朝拜教主拱北有朝觐麦加的意义。各门宦除有伊斯兰教的共同节日，本门宦教主的生日、忌日等都可作为节日。教主称谓则完全是血缘家族式的，称为“道祖”、“太祖”、“太爷”、“祖爷”、“老人家”、“爷”等。称教主妻子为奶奶，教主之子为爸爸，教主之女为姑姑，教主儿媳为婶。

关于门宦的性质，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教派的表现形式。另有研究者持相反见解，认为中国内地伊斯兰教严格意义上的教派只有格底非、伊黑瓦尼、汉学派，门宦不算教派，因为不同门宦宗教上的分歧不大，多是枝节性的①。

中国伊斯兰教有四大门宦，即虎非耶、格底林耶、哲赫林耶、库布林耶。

① 参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四大门宦又各有不少分支，各分支门宦的名称有的依据创始人的姓氏，如刘门、杨门；有的依据创始地，如毕家场、北庄；有的依创始人的形象，如胡门、疯门；有的依据其清真寺的特点，如花寺门宦。门宦一名不是他们的自称，而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三月，河州知州杨增新《呈请裁革回教门宦》一文。在此之前，清乾隆年间，甘肃临洮北乡穆夫提门宦第六辈教主马显忠被陕甘总督赐予“统领”头衔，统管河州各门宦，民间称其所管为“七门八宦”①。至于“门宦”一词，据说取自“门阀”、“宦门”两词的第一个字，以示封建世袭特权的身份。

门宦渊源于伊斯兰教苏菲派影响，是苏菲教团的一种中国形式。清康、乾时期开放海禁，中国穆斯林有去麦加朝觐或游学的，一些苏菲派经师也来中国，在西北地区传教，这是门宦能够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四大门宦的创始人或是到阿拉伯、西亚游学者，或从那里带来经书研习者，或是在国内从师于苏菲派传教经师的。

中国伊斯兰教的四大门宦，都是教权与封建性特权结合的产物，宗教的形式下往往掩盖着宗教上层人物世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宗教上，各门宦基本信仰是一致的，都以《古兰经》为圣典，以“五大义务”和“六大信仰” 为纲领，所以，它们相互间都承认是穆斯林。各门宦之间的区别从宗教意义上看是枝节性的。但门宦的上层人物利用教众虔诚的宗教心理，将枝节性分歧夸大成根本性的，作为构成独立的利益集团的依据和标志。

四大门宦的具体特点如下：

虎非耶据传源于穆罕默德 25 世后裔华哲·赫达叶通拉希·阿法格·曼什乎勒。“虎非耶”一词是阿拉伯语译音，意为“隐藏”、“低念”，即低声念赞圣词，所以又称“低念派”。虎非耶门宦内又有许多分支，据《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说，大体有 21 个。人数较多的如毕家场门宦，创始人为马宗生（1639—1719 年），花寺门宦，创始人为马来迟（1682—1766 年），穆夫提门宦，创始人为马守贞（1633—1722 年）。虎非耶各支系的教事活动也各有特点，像花寺的马来迟，遵行上很严格，除遵守“五件天命” 和圣行功课外，每天还要作 84 拜“副功”，4 万 8 千次赞词。念赞词因不同的时间，规定具体内容。马来迟强调“闹中静”，反对过分的禁欲苦行和狂热行为，主张在现世的繁华中静修参悟，静修参悟主要是默念齐克尔。马来迟每以 3 天、9 天或 21 天时间坐静参悟，每天要念一章《古兰经》。这样严格的静修课并非要求所有教徒都做。他把教徒分为三个品级，第一等级是“穆勒师德”，指教主，道祖，得道者；第二等级是“海里凡”，指各辈教主的接班人，是办道者；第三等级是“穆里德”，指一般徒弟，追随者，是好道者。要成为海里凡，需经道祖的精心培养和传授。在默念齐克尔的功修到底后，要连续做 27 天静修功课，关在一个门窗紧闭的黑屋中，早起晚睡，每天只吃半张饼，三粒枣，一杯水。过此关以后，即可被封为海里凡。

格底林耶源于穆罕默德 29 世后裔华哲·阿布都·董拉希。格底林耶也有不少分支，大拱北门宦是著名的一支。创始人是祁静一（1656—1719 年）。大拱北的思想和修行功课表面上看有道家的色彩。对此，大拱北解释说：

“由于在中国，特别在汉族地区传教，为了阐扬教理，把自己的学理语词（阿拉伯语同），巧妙地使用了中国汉语中惯听惯用的道家语汇，好让汉族和其

① 参见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他民族群众易于听懂，易于理解，有利于宣传教义，而非吸收道家思想和干功方法而凑成大拱北的一套干功修持学理的。”①

大拱北的思想在祁静一的遗训中有明确表述，内中写道：“先民有言，饶一着，添子孙之福寿，退一步，宽驹隙之易过，忍一言，免驷马之难追，息一怒，养心神之精神，善哉言乎，良可忆也。大凡非礼之加，唾面自干者为贤，倘有模逆之来，存心忍耐者为贵，福寿皆为命，何必争长竞短，得失总在天，不须论是说非，休挑三寸舌，只陷七尺躯，鹪鹩争巢于林，祗借一枝为栖，所占无多，鼹鼠竞饮于河，不过满腹之水，所求有限。来来往往，终属幻境，行行走走，到底成空，独不见绿鬓未几，而白发早侵，又不见贺者来临，而吊者随至，想及于此，良可慨也。”②大拱北定有严格的清规，要在不贪财，不贪色，禁结党营私，必须严习经典，刻苦静修，谨守天命，等等。大拱北很讲究悟修行，以达到认主，定性复命的最高境界。他们认为，真主创造了万物，真主的大能显示在万物之中，认主先要认本身，认己明则认主明。认己则要认真修道。修道不在繁琐的礼仪形式，而要在静心。他们说，心是礼拜真主地，朝向本然（即真主）把礼拜，本然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内心诚意拜真主，礼拜把斋全都无所谓。大拱北还认为要做到心归本然，应当出家修道。出家从 10 岁左右开始，在深山幽林中静修，不许娶妻。出家人除当家人和老年人外，均须自己耕种土地，自耕自食。青年出家人要在拱北内设的学校中上学。大拱北出家人很重视每日五次礼拜，特别是晨礼。在念赞主词时，念法、姿势都很讲究，如呼气时怎样念，吸气时怎样念，念要不出声，呼吸起于丹田，身躯要左右摇晃。其本意都在于强化静修参悟的功夫。大拱北的一般穆斯林可不出家，修持功夫也较简单，只求信仰太祖祁静一和有德行的当家人，每遇灾难，即到拱北点香，求助祁太道保佑。一般穆斯林也不必到麦加朝觐，只要就近就地朝向即可。

哲赫林耶是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中人数最多，教权最集中巩固，流传时间最长的门宦之一。从清初开始，它曾发动多次反清起义，屡遭镇压。清政府一直想根除它，它却反而发展壮大起来，顽强不屈地与清廷对抗。

哲赫林耶是阿拉伯语词，意为“公开”“响亮”，因高声朗诵赞主词，被称为“高念派”。哲赫林耶渊源于也门的沙孜林耶，创始人马明心（1719

—1791 年）于 1744 年传回中国。马明心不仅要传播苏菲派学理，且有改革中国伊斯兰教之意，他对教义教法的阐述比较灵活透彻，宗教仪式有所简化，并且反对教权世袭，主张传贤不传子。从马明心开始的前几辈教主，除收受学生和教徒的来修赠送外，无其他剥削收入。他们出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的本色，勤奋好学，虔诚办教，不贪世俗荣华。哲赫林耶成为一个教权世袭，教权与封建地主合一的门宦制度，是后来形成的。

哲赫林耶的遵行同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道。但它所讲的学理不为广大教徒熟知，成为神秘不测之事，一般穆斯林的遵行只是一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异于别派活动礼仪。例如，哲赫林耶的教权转承，要有“传教衣帽” 作为凭据，传教用具和经典是它的珍贵之物，由各代教主收藏，作为执掌权力的象征。教徒戴一种别致的帽子，不留鬓须。哲赫林耶的礼拜与其他教派门宦也有不同，例如每周一次的聚礼，只拜 10 拜，其他门宦则认为必须拜

①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4 页。

② 同上书，第 336—337 页。

16 拜。该门宦还认为，教徒不一定必须赴麦加朝觐，可以朝拱北、道堂代替。另外，哲赫林耶重宣传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功绩，也宣讲十二伊玛目历史，教徒家中多悬挂用阿拉伯文书写的阿里的宝剑，每年要隆重纪念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生殁日。

库布林耶人数较少，据说源于中亚的库十拉维教团，是由一名叫穆乎引迪尼的阿拉伯人于清初传入中国的。穆乎引迪尼到甘肃临夏传教，定居东乡大湾头，这里的张姓群众送他 9 亩地，他从此改姓张。所以库布林耶也称张

门。库布林耶的宗教活动也主张静修参悟，静修时间一般为 40 天或 70 天，

最长有 120 天。静修时要住在山洞里，除送饭的人，不再见任何人，每天睡

得很少，大部分时间做教事，吃得也很少，每天吃一次，只吃 7 个枣，几杯开水。据说，张门的教权较松驰，封建特权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