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印度解体中各派宗教的动向

在古老的中世纪印度完全沦为英帝国殖民地的 200 年中，各宗教内部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印度的伊斯兰教也出现了两种典型的倾向——复古主义和现代主义。

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谢赫·瓦利乌拉（1703—1762 年）。他出生于德里的一个宗教学者家庭，父亲曾在奥朗则布时代参加过《伊斯兰法典》的编纂工作。他本人曾到过麦加和麦地那研习伊斯兰教经典，受瓦哈比派的影响。瓦利乌拉生活的时代，莫卧儿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连年不断，道德堕落，社会和宗教矛盾激化。同时，阿克巴宗教宽容政策的影响还存在，印度教的势力有所增长。有感于此，瓦利乌拉决心重振伊斯兰教，纯洁它的宗教信仰，加强穆斯林之间的团结，抵抗印度教的逼人态势。

瓦利乌拉认为，穆斯林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在于信仰的不统一。他主张回到伊斯兰的原始教义上去，尊《古兰经》和《圣训》为唯一的信仰基础，剔除印度穆斯林中的神秘主义因素，认为这是印度教对伊斯兰教的侵蚀。瓦利乌拉将《古兰经》译成波斯文，这是莫卧儿帝国的宫廷语言和学校教育的通用语言，从此扩大《古兰经》的影响，他不顾一些乌里玛的反对，广泛宣传他的主张。他说，《古兰经》是主的信息，发奋学习《古兰经》的人离主最近。瓦利乌拉抨击对待《古兰经》的形式主义态度，他告诉人们，主的声音并不是给人的崇拜物，而是供人诵读，研究和理解的，它应渗透到人们的实际行动中，成为人们处理日常一切问题的根本准则。

瓦利乌拉极力主张强化穆斯林的道德规范，为此，他认为必须严肃伊斯兰教法。针对印度穆斯林教法上的不统一，他认为应以《圣训》作为最高准则，融合不同的教法传统，求同存异。对于《圣训》的理解，他不承认 9 世纪汇集的圣训的权威性，倾向于更早些的所谓“真实可信”的圣训。

瓦利乌拉还极力鼓动进行伊斯兰圣战，以便鼓舞穆斯林走向低落的士气，回击马拉塔人和锡克教徒对莫卧儿朝廷的反叛。

当然，瓦利乌拉的努力并不能挽回莫卧儿帝国衰落的趋势，他的重振穆斯林道德的呼唤也未能将那些有影响力和权势的人们生活纳入道德的规范，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必竟代表了一股强大的势力，19 世纪出现的“圣战者运动”就是瓦利乌拉复古主义思潮的直接继续。这个运动的领导者赛义德·阿赫默德是瓦利乌拉的儿子阿布杜·阿齐兹的学生，瓦利乌拉的两个孙子也参予了运动的领导工作。赛义德·阿赫默德写的《正通》和瓦利乌拉的孙子沙赫·伊斯玛仪写的《信仰之坚振》成为运动的理论指导。圣战者运动坚持以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为基础统一印度的穆斯林各派，运动的领导者们在印度北部广大地区布道传教，强调伊斯兰教的一神教义，反对多神崇拜，反对宗教仪式中的拜物教成分和偶像崇拜，例如对圣徒、圣墓的崇拜。运动呼吁必须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清除一切违反经训的思想和习俗，强化伊斯兰教教法和戒律，摒弃朝拜印度教神庙和圣地，呼印度教口号的行为。圣战者运动的目标是要建立符合伊斯兰教原始教义的“理想之国”。这

是根据瓦利乌拉的历史理论提出来的。瓦利乌拉曾提出一种“普世哈里发” 学说，认为人类历史分四个阶段：一是没有典制礼法的原始社会；二是在哲学家指导下的城邦国家；三是为克服分裂，恢复秩序建立的君主制；四是为

限制地方君主制而建立的普世哈里发制，这是最理想的“正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哈里发具有绝对的权威，穆斯林必须绝对顺从哈里发，即使他是不义的，也不能兴兵反抗。因为哈里发有着神圣的使命，他要负责保卫穆斯林的国土不受外来侵犯，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监督所有的伊斯兰教君主，使之遵循伊斯兰教法。圣战者运动接过了这个理论，又构想出一个与“理想国家”相对立的“不完善国家”的概念，这就是当时由英国和其他异教徒占领的印度国土。圣战者运动号召穆斯林发动“圣战”，改造“不完善国家”，建立正统伊斯兰教的“理想国家”。运动将这种思想化为实际行动，以村社为基地，在非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广建圣战者组织，委任清真寺教长为宣教员，宣传伊斯兰教义，设立宗教法庭，严格在穆斯林中实行教法。1830 年，赛义德·阿赫默德宣布对印度西北部的锡克教地区举行“圣战”，一度攻占白沙瓦，并在那里建立一个伊斯兰神权国家，但在锡克教徒的反击下失败，赛义德·阿赫默德战死于战场。

圣战者运动的领导者们还在印度穆斯林中播下一种仇恨西方文明的种子，使印度穆斯林远离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近现代的科学知识。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是邪恶的，它会使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而陷入卑俗之中，因此必须极力规避。这是对新的世界形势的“一种消极的反应”①。它使穆斯林非但未能适应新环境，反倒越加墨守旧的生活方式。

复古主义并不是印度穆斯林回应新世界局势的唯一形式。19 世纪中叶，一股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印度出现，它的代表人物是赛义德·阿赫默德汗（1817—1898 年）。它出身于德里的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年轻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到过英国，亲身考察英国社会和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与英国官方保有良好的关系。他认为，穆斯林应当努力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改造伊斯兰教中不适应新形势的古老传统，同时又要坚持伊斯兰教的最基本原则。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上，改革伊斯兰教的传统教育模式，仿照英国大学的样子创建印度的伊斯兰高等教育。由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开创的印度伊斯兰教现代主义运动后来发展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印度教是产生于印度本土的古老宗教，8、9 世纪间经商羯罗（约公元 788

—820 年）改革后正式脱离婆罗门教，在印度有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它

与伊斯兰教抗争 10 余个世纪之久，而没有被伊斯兰教所消蚀，这可算个奇迹。13 世纪开始的虔诚运动之后，吸收伊斯兰教的某些因素，增强了生存的活力。印度半岛南部的一些印度教的小王国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它们与莫卧儿帝国抗争着，18 世纪中叶还一度北上，入主德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这是印度大地上的两个中世纪的巨人。在西方殖民者和新的文明形式面前，它们又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迫切问题，它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伊斯兰教的复古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它回答西方人的挑战的两种方式，印度教差不多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由拉姆·莫罕·罗易（1772—1833 年）领导的印度教宗教改革运动不顾守旧势力的顽抗，力图使古老的印度教与近代的西方文明接轨，使印度教走出中世纪。他的事业为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准备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他本人也被誉为“近代印度之父”。

① 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吴云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96 页。

罗易出身于孟加拉地区一个婆罗门家庭，早年就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接触了伊斯兰教义和古希腊哲学，后曾游历过波斯、阿拉伯、缅甸，还到过中国的西藏。1804 年至 1815 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作牧税人，1815 年退出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罗易广学博识，通梵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法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熟知欧洲近代的哲学、经济学等人文知识，能深刻体察印度的国情，民情。他痛切感到印度因贫穷、落后而被推到屈辱的地位，决心改变祖国的面貌，有朝一日能使印度与西方国家争强。罗易对西方世界的态度，初看起来是矛盾的：当看到英国人侵略和奴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时，他憎恶这些外来的殖民者；当他了解了英国人的思想、他们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以及他们掌握的科学知识时，对比印度传统中落后的东西，他又感到这些英国人是文明的、先进的。他想借助英国人的力量，求助他们的支持，用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改造印度社会的传统习惯，使自己的祖国强盛起来。所以，罗易对西方世界的态度又是明确和坚定的——学习先进的西方文明，使印度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他说：“设想在一百年后，印度人民由于经常同欧洲人交往，获得一般政治知识和近代科学知识，难道还不能觉醒起来去反对压迫他的民族？！到那时同英国人的关系，要么是仇敌，要么是平等的盟友。”①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罗易首先着手改革印度教。他认为，“印度教徒所信奉的现行宗教不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兴趣，种姓差异使他们形成不胜枚举的大小宗派，因而完全抹杀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同时繁文褥节和清规戒律使他们根本不能从事任何艰巨事业。”②

罗易认为印度教之所以宗教林立，难以统一，原因之一是信仰不统一，有多神崇拜的遗迹。在印度教的渊源之一吠陀教中，多神崇拜的色彩最浓厚，它将自然力、祖先、英雄人物等都作为崇拜对象，并设想这些神分布在天、空、地三界。婆罗门教也认为有三大主神，即梵天主创造，毗湿奴主护持，湿婆主毁灭。罗易在众多的印度教经典中最看重《梵经》，因为它的一神论色彩最鲜明，认为世界上最高的存在是“梵”，只有梵是最真实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梵的“幻现”。罗易坚持《梵经》这一基本思想，视梵天为最高的创造者。

如何理解梵的本性，在印度教中也是有不同见解的。传统上以拟人观看梵，称它为“原人”，有千头、千眼、千足。由原人的头生出婆罗门，从肩生出刹帝利，由腿出首陀罗。这是种姓制度的一个思想依据。罗易反对把梵视作人，认为它是非人格，无名状的，是一种抽象的一般的存在，却又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罗易想以这种理论作为铲除种姓制度的思想武器，消除印度教徒的种姓隔阂。

印度教有强烈的消极遁世倾向。罗易认为这是阻扼民族觉醒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他极力反对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说，这种观念让人禁欲苦行，以此作为摆脱轮回之苦的门径。罗易鼓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积极为社会服务，参予社会变革的实践。他吸收基督教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体系，提倡努力进取，平等博爱，以改变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

①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42 页。

② 同上。

改造旧的宗教礼仪也是罗易领导的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印度教特别看重繁琐的宗教礼仪，有数不清的宗教节日和祭祀活动，视其为神人沟通、摆脱苦难所必需。祭祀必须由婆罗门主持，他们是“人间之神”，垄断经典的解释权。复杂的礼仪充满神秘色彩，禁锢人们的心灵，而且还加强着种姓制度。罗易认为，信仰神，体验神的主宰作用，并非一定要借助那些礼仪，只要克制自己的情感，投入沉思默想之中，就可获得关于神的真知。内心的真诚信仰和实践上自觉地遵行神意，就是虔诚的教徒。在罗易创建的梵社庙堂中就不设神像，不搞什么仪式，只是静静地祈祷，沉思。

罗易改革印度教最大的功绩是将理性精神注入了印度教，改变重启示的神秘主义传统。他不主张盲目迷信经典，而是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和经验出发研究和理解经典，从中阐发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教义来，这是对印度教的最根本性的改革。

罗易是推进印度教改革的卓越思想家，又是位有胆识的社会活动家。他顶着顽固分子的攻击将其改革的思想付诸实践，向延续几千年之久的陈规陋习宣战。1828 年，罗易组织了梵社。这是个宗教性社团，也是个社会政治性的组织。在罗易领导下，梵社一视同仁地聚集各方人士，组织实施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首先，梵社积极推动反萨蒂制度（寡妇殉夫）的斗争。它的成员深入到群众中做宣传，劝阻殉夫者，其间遇到很大阻力。萨蒂制度根深蒂固，即使那些受害的妇女也是相当顽固地坚持这一习俗。罗易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他直接向英国的自由派人士和英国的殖民当局做工作，迫使当局颁布了禁止萨蒂的法令。其次，梵社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的工作。他大造舆论，反对童婚，反对禁止寡妇改嫁，主张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有财产继承权。罗易认为，寡妇所以自愿焚身殉夫，无财产继承权是重要原因。丈夫一旦死去，其遗孀就失去生活的经济来源。给予寡妇继承亡夫遗产的权利，就为取消萨蒂制度准备了经济条件。梵社本身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做出榜样，他的成员不搞童婚，吸收妇女入梵社，创办女校，发行妇女专刊。再次，梵社积极倡导消除种姓制度，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陈述种姓制度的弊端，也推动殖民当局在法律上限制种姓制度。不过，这毕竟是触动了印度最深层的社会结构，阻力就不只是来自政治和宗教方面了。种姓一直是印度人联结个人和社会的纽带。如果打破种姓制度，印度人就必须重新确认自己的地位，重新寻找进入社会的途径，这取决印度人民个性发展的程度，就不是思想批判和简单的几条法规能够解决问题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梵社不可能完成从根本取消种姓制度的任务，它的贡献在于跨出了历史的第一步。

罗易特别看重教育改革，他认为愚昧无知是印度落后的重要原因，因而把启迪民智作为民族复兴的基本道路。早在 1816 年，罗易在加尔各答就创建印度学院，这是印度按现代方式进行有组织的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开始，在印度教育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该学院课程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使用英语和印地语。罗易力主废除梵文教育制度，认为它只会向青年灌输对本人和社会毫无实际用途的语法细则和抽象区别，使人思想僵化，丧失活力。这是一种使受教育者永远保持中世纪的愚昧状态，使国家永远处于黑暗之中的教育制度。罗易说，新式教育就应该把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学知识传授给青年人。在罗易的倡导下，印度的新式学校发展很快，为印度培养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

在本文叙述的历史时期，锡克教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锡克教的创始人是

那纳克（1469—1539 年），他是印度教虔诚派运动的成员，后来吸收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成分，提出新教义。他坚持一神论，视真主为唯一的信仰对象，反对印度教的多神崇拜、偶像崇拜、种姓制度、苦行及消极遁世，革除印度教的繁杂教仪，主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锡克教自它的第三代领袖开始行祖师制，称历代领袖为师尊，那纳克被追谥为第一代师尊，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1666—1706 年）时废除祖师制。

早期锡克教主教宗教宽容，不同宗教间和睦相处。特别反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间相互残杀，奉行非暴力主义。它的第五代师尊曾卷入莫卧儿朝廷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受到阿克巴的儿子吉汗吉尔的处罚。这事是个转折点。锡克教由此放弃了宗教宽容思想和非暴力主义，将与伊斯兰教作战纳入信条，尊与伊斯兰教作战而死的领袖为殉教者。自第六代师尊起，锡克教教团建立了纯粹军事性的组织，向黩武政治的转变成为锡克教历史上的一个特色。1661 年，第九代师尊得格·巴哈都尔继位。他继承了先辈的好战传统，处处与莫卧儿朝廷为敌。在发动了一次对莫卧儿的圣战失败后，得格·巴哈都尔被俘，1675 年被处死。这更激起了锡克教徒对莫卧儿人的仇恨心理，他们认为，得格·巴哈都尔只是一个和平主义的游方宗教徒，并没有损害任何人，却被莫卧儿人以煽动暴乱处死，这是对锡克教的凌辱。锡克人从此更为好战，与世人为敌，同莫卧儿、印度教徒、英国人开始不断的战争。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1675—1708 年）为适应这种战争生活，加强内部的集权，建立了“卡尔沙”，即神权政体。锡克教的哲学基础没有改变，但外表和仪式有很大更动。男教徒的名字加“辛格”，意为“狮子”，女教徒名字加“考儿”，意为“公主”。入教典礼称“帕胡尔”，意为“剑的洗礼”，用双锋剑搅匀水以洒身。以“师尊万岁”为该教口号，教徒必须祀奉祖师那纳克，严守教规。教师要蓄长发，身佩匕首，梳头髻，戴环饰，着宫廷仪式裤。严禁教徒吸烟饮酒、寡妇殉夫、杀婴、搞偶像崇拜，只许将精力全部贯注到刀剑武功上，准备随时战斗，杀戳敌人。依靠这样一套新名称、新服饰、新礼仪，哥宾德·辛格动员了锡克人的全部精力，将其引向一个唯一指定的方向。锡克民族也被塑造成一种有特定目的的民族。1708 年，第十代师尊被一个阿富汗人杀死，生前他曾宣布，以后的师尊会从“卡尔沙”中找到。这样，父子相袭的师尊制实际上就被废除了。

哥宾德·辛格之后，锡克人向旁遮普扩展势力，在这里，他们遇到一支信奉印度教的队伍。后者曾大败锡克人，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战胜他们。锡克人为自身生死存亡而战的自觉性和团结一致支撑着自己，成为力量的源泉。据说，锡克教的敌人曾哀叹，要完全消灭锡克人的势力，必须等到他们的宗教热忱消散之后才有可能。在旁遮普，锡克人组成 12 个战士社团，称“密尔斯”，由强有力的酋长领导，建立起“神权政治的联盟封建制度”。

锡克人的团结一致，以对外部敌人的作战为前提。1767 年以后，深入旁遮普的印度教势力被打败，锡克人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各“密尔斯”为争夺联盟的统治权相互倾轧。英国人利用了他们的这个弱点。1849 年，经过两次战争之后，英国人打败了锡克人，控制了旁遮普。

基督教在近代向印度的传播，与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是同步的。1498 年 5 月 17 日，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西海岸。1502 年，达·伽马第二次来到印度，占据一些据点。整个 16 世纪，葡萄牙在东方称雄，由葡萄牙支持的天主教修会开始派传教士到东方来。1517 年，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到达果阿。

1542 年，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奉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的派遣，以教皇保罗三世使者名义到达果河。沙勿略吸收不少印度低种姓人加入天主教，唆使这些人拆毁印度教庙宇，捣毁偶像，建筑天主教堂。1579 年，两位耶稣会士被派到莫卧儿宫廷，1594 年，耶稣会士哈维尔和平西哈被邀请到莫卧儿宫廷，但他们企图说服莫卧儿的统治者们改宗基督教的努力却毫无结果。

17 世纪初，耶稣会士诺贝利到果阿，他改变使印度人欧洲化的传教策略，着婆罗门服饰，学习当地语言，用简明易懂的方式，结合印度人的文化心理特点传教，收效不小，许多高种姓的印度教徒改信天主教。但诺贝利的策略受到罗马教廷的谴责。

17 世纪开始，荷兰、英国、丹麦等国的势力先后进入印度，新教各宗派也开始到印度传教。17 世纪初，荷兰人在印度建立联合东印度公司，取代了葡萄牙人的地位，荷兰归正宗传教士开始渗入印度。1616 年，丹麦人建立了丹麦东印度公司，1705 年，两名德国哈雷大学的传教士受丹麦国王的派遣到印度传教。英国于 1600 年建立东印度公司，英国的新教传教士也随之来到印度，他们中间较有影响的是国教会牧师亨利·马丁（1781—1812 年）。他于1806 年抵印，1810 年用印地语译成《圣经·新约》，后来又将其译成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基督教各宗派，包括耶稣会，都把办学校、医院、慈善事业当作传教活动的重要一环，想借此引起当地人的好感，促其皈依，也确有效果，同时间接促进了印度近代文教卫生事业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