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军独进

民主，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

民主的发展历程沾满了血腥。古罗马角斗士的生死，由如痴如狂的市民以民主方式来决定。

实行民主需要条件。一张张选票选出了林肯，也选出了希特勒。亨廷顿认为，不具备容纳民众政治参与热情时，唤起他们的热情是危险的。

一位国有企业厂长说：没有自主权，我怎么去市场上竞争？

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需要政治民主。邓小平有些着急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有的人主张“集中一点”；有的人主张”分散一点”。集中与分散——摆在第三代领导核心面前的一大矛盾。

“民主比专制好”，一位资深学者说，“民主不一定得出最好的结果，但民主肯定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是全体中国人的一场灾难。如果当时有民主，国家主席刘少奇不致于被“永远开除出党”，也不会被迫害致死后，火化单上竟写着不知是谁的名字——“刘卫黄”。1945 年 7 月，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共产党能不能找到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办法？

毛泽东颇有信心地答道：找到了，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

——民主！

然而，进北京后，我们很快就将这个办法遗忘了。最终导致了全民族的大悲剧。

邓小平也是这一遗忘的受害者之一。但他没有简单地将错误归结于毛泽东一人。在反思建国后党的重大失误时，邓小平说，建国后的失误不能都算在毛泽东一人身上，我也有份。当时全国挂七个人的像，其中一个就是我。

对历史教训痛切的反思，使邓小平得以成为书写中国新历史的伟人。邓小平主张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

要改革就得全面改革，即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乃至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

早在 1980 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主张。当年的其他几次讲话，进一步强调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

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入，其孤军独进的窘境越加显现出来。

城市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多少年来搞不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而这些问

题绝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政企关系，从企业来说，属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从国家和政府来说，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对此是清楚的，他说：“企业改革，主要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可以说，企业下放（亦即权力下放），政企分开等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因此，80 年代中期，邓小平突出强调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有些忧虑地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

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敏感而又十分复杂的工程，连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谈及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也显出非同一般的谨慎。

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时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

他又说：“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显然，在一个有着漫长封建社会历史，又长期受传统模式束缚的大国，进行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政治体制改革，困难确实是很大的，以致于使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也难以决策。

但不改是不行的。

不改革，党和国家机关就没有活力。

不改革，就不能消除官僚主义，提高效率。不改革，就不能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不改革，就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治，防止再出现大的失误。

但这里涉及到许多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其中能否正确处理三大关系，决定着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成败。

一是党政关系，党在新形势下怎样起领导作用，党政如何分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可能出现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教训，党与政府分开了，但也把党变成一个空架子。但党的组织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中“管什么”， “怎么管”，即地位和作用问题却是迫切需要搞明白的。否则，现代企业制度能建立起来吗？

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原来是高度集权，中央一杆子插到底，地方缺乏活力。现在搞市场经济，分权势在必行，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权过程。“市场十政府”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单向的放权是过时的作法。从近年来的实践看，十几年的放权让利政策，使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正如江泽民所说，“有的地方和部门过多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应当由中央集中的则集中不够，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显然，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因此，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事权、

财权和决策权是十分必要的。

江泽民强调：“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但这个目的如何去实现，其中还有许多环节需要理顺。

三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但政府不能直接经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分开。怎样探索一个能够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思路和方法，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关系重大的。

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为了不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也为了人民群众真正能够当家作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大体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