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

磨难和痛苦是成就事业的必修课。

毛泽东对一位来访的外国首脑说：我的接班人，一是刘少奇，二是邓小平。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接班人成了全国第一、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 年的“一号命令”。被隔离两年多的邓小平被押送江西⋯⋯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但邓小平当时思考

得最多的是：

这场灾难为什么会发生？该怎样结束它呢？ 1987 年 4 月 30 日。

宽敞的会客厅内，宾主在坦率的气氛中交谈。客人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主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邓小平语调平缓、慢条斯理地谈到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

那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打倒⋯⋯ 日历翻回到 1969 年 10 月 23 日。

那天清晨，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夫妇和卓的继母夏培根三人的汽车，从中南海向首都机场风驰电掣般地疾驶，没有任何人送行，子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邓小平胸中翻动着汹涌的波涛，但看上去仍然沉着、镇静、坚毅。

在 1966 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就同刘少奇一起，被

认为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而受到猛烈批判。从 1956 年党

的八大到 1966 年期间邓小平在党中央总书记任上的工作，从《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到《工业七十条》，到为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运动中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干部甄别平反，到支持包产到户、主张“白猫黑猫”，到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都遭到猛烈的批判，被指责为“翻案风”、“单干风”、“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现在，1969 年 10 月 23 日清晨，邓小平在被隔离了两年以后，在林彪发

布的 1969 年“一号命令”的威逼下，正在被押送往江西⋯⋯

汽车在急速地向机场奔驰着。印入邓小平眼帘的，是一张张“打倒”、“火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刘邓永世不得翻身的巨幅标语。可悲可叹，在这凄凉的离别时分，送行的不是亲人友人，而是这铺满京城的大标语⋯⋯ 仿佛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被这无边的标语糊满了。

飞机起飞了。

升空，一声声引擎的轰鸣，把邓小平从漩涡的中心牵向激流和浪潮。他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双目炯炯，看着北京远去。他心里有好多话要说，但碍于两个护送他们去江西的解放军军官坐在不远的位置上，不便开口。

卓琳同继母夏培根两人坐在一起絮絮细语。她们心中最不放心的是老二胖胖。去年五月，正在北大物理系读书的邓朴方，被“乱世狂女”聂元梓操纵的红卫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脊椎骨严重折裂。幸有一位工人师傅在逆境中挺身而出，伸出了救死扶伤之手，把昏迷中的邓朴方送进了医院。年仅 24 岁的邓朴方便开始了残疾人的生活。卓琳一想起病卧在 301 医院的儿子，大小便失禁无人照看，生活无着落，心如刀割，愁泪涟涟。此番匆匆离京，连告别一声都不可能。老大邓林在大学毕业后还未分配工作，不知是否仍在被迫没完没了地交待父亲的所谓“罪行”。邓楠、邓榕、邓质方也受父亲株连，尚未成年便被下放到边远的安徽、陕西、山西农村，连信也没法写一封。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恨啊！

邓小平此刻似乎没有陷入撩人的儿女情长之中，他稳如泰山般地闭目沉思，在考虑着比儿女情长更大、更多的事情。他在考虑，这场“文化大革命” 到底起什么作用，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破坏力如此之大的运动？他不理解，他这个“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当年曾指挥过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党的前委书记，为什么会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究竟犯了什么样的“路线错误”？⋯⋯ 个人的灾难，家庭的变故，人民的不幸，国家的动乱，一桩桩，一件件，不停地在邓小平脑海中翻腾。一个国家不搞经济建设，使整个国家如风雨之舟岌岌可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飞机在南昌市郊的向塘机场着陆。

三天后，邓小平三人被安置住进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步兵学校原校长的一座两层红砖的小楼，被警卫人员严密看守着。不久，邓小平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半天劳动，当钳工，直接与工人接触。下午，则到自家院内的菜园里耕作。黄昏时，绕着院子散步。晚上，每每读书至深夜。

1971 年，经邓小平夫妇申请，他们的高位裁瘫的儿子邓朴方来到了父母身边，邓小平的生活中又增加了照顾病人，为儿子擦澡、翻身等内容。

邓小平这一去江西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他过着同中国下层老百姓一样的最普通的生活。被“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邓小平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段“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做法，使他更真实、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灾难。1984 年 3 月 25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曾经谈到：“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使邓小平感到最痛苦的，当然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也不仅是当时大多数干部被打倒所遭到的不幸。显然，使他深感痛苦的，是中国人民的灾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痛苦使人思索。邓小平这时不能不痛苦地思考这一切错在哪里，错误从何而来，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对“文化大革命” 他不能分担责任，因为他已经不在负责的领导岗位上。但是，他也不能不痛苦地思考“文化大革命”前他应该分担责任的党中央的工作，哪些是搞得好的，哪些是搞得不好的，那时候的哪些错误成为导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的前因。——邓小平后来多次与人谈过（例如他在 1986 年 9 月 2 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就谈过）， “文化大革命”那件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未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虽然说的是七十年代未的情况，但是可以想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不能不开始了这方面的深刻思考。

1971 年，发生了林彪叛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九·一三” 事件。

林彪自我爆炸后，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立即进行了传达。邓小平和卓琳以普通职工的身份同工人们一起听了厂领导的传忒邓小平端端正正地坐在全厂一百多个职工中间，身板挺直，两手摆在大腿上，两眼平视，一动不动，与会场活跃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直到文件传达结束，回到修理车间，邓小平一直静静地听着工人们的讨论，没讲一句话。

尽管邓小平在听传达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心中已经掀起了巨澜。林彪是少数利用“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阴谋家、野心家之一，对这种趁火打劫之徒；邓小平是极端愤恨的。他们为了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不惜把国家搞乱，把军队搞垮，把党的优秀干部往死里整。林彪的自我灭亡，是邓小平心中早已希望的，正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父亲听说林彪自我爆炸后说道：‘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可见邓小平对林彪的深恶痛绝。

为了庆祝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邓小平全家十分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

1971 年 11 月和 1972 年 8 月 3 日，邓小平两次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愿意

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1972 年 8 月 4 日，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主席。

从此，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开始有了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