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好工商业，解放区经济无法建设

中原形势取决于两座山，一座是大别山、一座是伏牛山。大别山更重要， 中原要大定，就要控制大别山。

千里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挥师南下，逐鹿中原。

拿着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卖不出去，几十万大军怎么维持？

邓小平说：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搞垮了工商业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

邓小平说：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大别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

刘邓大军挥师南下，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邓小平说：搞垮了工商业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

大别山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它靠近长江，东西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

大别山，那连绵巍峨的崇山峻岭，那郁郁葱葱的山林野莽，既可以成为据守生存的良好的天然要塞，也可以成为吞噬军事劲旅的虎口险地。

1947 年，刘邓大军从太行山挺进大别山，黄河到长江南进一千里，一下子把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的中原地区。由此，国共两党逐鹿中原之战揭开了序幕。

次年 4 月，当时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分析形势说：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

要知道，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且能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仅在红军时期，共产党的军队就曾先后三次在大别山建立了根据地，又先后三次撤出过那一地区⋯⋯

对于刘邓大军来说，要想在大别山上站稳脚跟的特殊困难在于：第一， 这里与太行山不同，山高路窄，地形复杂。我军从北方到南方，由平原到山地，饮食不习惯，言语不相通，地形不熟悉，穿不惯草鞋。如之常常夜间行军，使部队极不适应。第二，这个地区过去虽然曾经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 但红军走后，国民党对当地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庄，使当地群众不敢同我军接触。刘邓大军到大别山后，反动势力威胁群众，断我军粮，绝我生存之路，使我部队吃不上饭，找不到向导，常常陷于饥饿、疲劳、迷途之中。第三，我军面临二十三个旅的敌人重兵，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产生了一些畏难情绪。

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我们逐鹿中原，四面都是敌人！”

当时，刘邓大军远离后方，整天背着几十万敌军在这里转，弹药、粮食、被服得不到补充，战士们不服水土，很多人生病闹疟疾，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群众基础、物资供给都远不如解放区⋯⋯

1947 年 10 月的大别山，秋犹未过，但早晚已是寒气袭人，由于刘邓大军远离后方，供应不及，指战员们穿的还是夏天的单衫单裤⋯⋯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集结大别山北麓的七个整编师的兵力，对我

军进行合围⋯⋯

战事险，军情急。但在大别山的斗争，又岂止军事斗争！

当时邓小平面临的任务，除了指挥部队作战外，还有复杂的经济斗争。那还是在 1947 年 10 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个热

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共产党的各解放区中开展起来了。

鄂豫皖解放区也不例外，区内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改运动。但是，大别山与别的解放区是不同的。在这里，敌情严重复杂，群众疑虑甚多，加之共产党曾三次从这里撤走，如果这次再走，者百姓能承受得了吗？在土改中，一些地区的干部又犯了严重的“左”倾急性病，在政策和策略上发生了失误。这些作法，非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脱离了群众，甚至侵犯了群众的利益。

邓小平及时地觉察了这些问题。

他说，“‘左’的倾向，表现在土改中划阶级‘左’，把地主富农同样对待，侵犯中农，对中农采取拒绝态度；新区工作中犯急性病，打击面宽， 工商业政策‘左’⋯⋯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倾向，就不能把上改搞好， 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

他指出，“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十年积蓄的力量，六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好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

他针对“左”倾急性病提出的“不让资本家剥削”的口号批驳道：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政策，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

邓小平还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政策有失误，就会导致革命的失败。

他举例说，如果对工商业的过“左”的错误政策不加以纠正，就会困难重重，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如大别山的木头）出不了口。把油坊搞掉了就买不到油。大别山的锅厂，以及与锅厂有联系的煤窑、小摊贩等，能养活三万人，锅厂一停工，这三万人就立刻无法生活了。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

邓小平在例举了大量的事实后反问道：上述种种作法，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这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

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 党的路线就是空的。他总结道：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由于邓小平及时地纠正了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的作法，保护了包括工商业在内的大别山的经济发展，同时在军事上又成功地击败了蒋介石对根据地的合围，因而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1948 年初，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