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结教育科技部门当后勤部长

践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惊世骇俗。

一个孩子责怪不能辅导他做作业的父亲：你小时候怎么不用功念书？ “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了恶运。

科学知识也有阶级性？“样板戏”却要用“西洋”乐器伴奏。

教育和科技是民族竞争力的关键。珠海用奥迪轿车重奖知识分子。美国总统布什发誓要当一名“教育科技总统”。

邓小平却说“我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两句意思相同的话，邓小平比布什早说 10 年。

90 年代初，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区不断传来令人震惊和羡慕的消息： 别墅和汽车成了科技人员的奖品！重奖科技人、员的消息被善于捕捉兴奋点的新闻媒介炒得十分火热。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些科学家、专家拿到属于自己的汽车、住房和高额奖金时的兴奋，但不一定能体会到他们对个人的知识和价值受到社会承认时发自内心的激动，更少有人思考这一新闻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

曾几何时，中国大地盛行这种看法：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于是，学生停课闹革命，交白卷、反潮流成为时尚，“不学 ABC，照样干革命”的口号响遍神州大地。

“各方面都要整顿”，“文革”中复职不久的邓小平，在 1975 年主持中央工作后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整顿当然包括科技和教育，胡耀邦同志被派往中国科学院工作。

1975 年 9 月，胡耀邦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小平的具体指示，主持制定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大声疾呼：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尽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邓小平在听取耀邦同志汇报时，心情十分激动，“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国家么，科研不走在前面？”，“我们有个危机， 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这不是复旧！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调动积极性呢？”

然而，毛泽东同志否定了邓小平的这一见解；否定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此后不久，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但历史不会倒退。

1977 年 8 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有 33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正在举行。邓小平身着白衬衣，绿军裤、黑布鞋来到会场。会议整整开了 4 天；小平同志静静地听了 4 天、记了 4 天。他在会上讲的话不多，但他的话使在场的专家学者激动不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我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赶超从何着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这次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短短几句话，温暖了在场每一个专家的心，也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一腔报国热情。

邓小平知道，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整整落后了 20 年！ 日本战后的迅速崛起靠的是教育和科技。

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也是以科技教育为基础。

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显现出巨大的力量。重视科学技

术，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已成为各国政治家的基本国策。“硅谷”是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基地，一度享誉世界；日本不甘落后，高科技密集城市——筑波城的崛起，使“硅谷”黯然失色。发达国家你追我赶，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不亚于政治和经济战场上的斗争。微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宇宙开发、海洋开发，科技革命巨浪波及之处，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泉涌，足以让任何一次产业革命相形见绌。

精明的政治家、企业家都在算账：科学技术因素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上升到 70％左右！

形势逼人，时间紧迫。

科技发展必须以教育为基础。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 基础在教育”。在全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他对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1978 年 6 月，他对清华大学一些负责人说“不搞好大学，就提不高全良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邓小平是一位注重行动的政治家。“非要增加教育经费不可”，一言既出，落地开花。1979 年中国的教育经费是 70.11 亿元，1981 年增至 101 亿元， 1982 年又增至 114 亿元。对一个百废待兴的大国来说，拿出这笔钱是不容易的。虽然这笔钱并不多，也不够，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它标志着一个古老而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又开始重视文化教育了。

1978 年 3 月 18R，这是一个将在历史上留下重重印记的日子：中国科学界的第一次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邓小平在大会的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

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的普遍真理，在全国引起空前热烈的反响。几天中， 科学大会秘书处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电报 5000 多封；收到学术论文、

设计图纸、规划建议等 600 多件。这些科研成果大都是作者冒着危险，躲在“牛棚”里，借着煤油灯，凭着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前途的责任，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

邓小平深知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苦辛，深知中国科技事业百废待兴的艰难，他在大会上用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成功地赢得了“愿为知己者死” 的知识分子的心：

“我愿做你们的后勤部长！”——全场掌声雷动。“后勤部长”是说话算数的。

此后几年中，国家科委重建起来；科技人员的科研时间和职称评定工作得到恢复；新的发明条例正式颁行；许多中、青年科技专家开始享受科研津贴。到 1982 年，全国获得国家发明奖的项目多达 642 项，数量超过此前 20 年的总和，质量也要高出许多。

由此，1978 年的春天成为“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