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中国农民的发明

惊人的历史巧合？

1978 年 12 月 18 日。这是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日子。这一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这一天，安徽凤阳县的 21 个农民，在一张土地承包的“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指印。

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兴衰的严峻历史转折点上，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低层的农民，共同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

一年多后，四川广汉县向阳乡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震动了全中国，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1978 年 12 月 18 日。

落日的余晖辉洒在苍凉的黄土地上⋯⋯

21 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得不到温饱的庄稼汉，含着眼泪在这样一张“契约”上按下了鲜红鲜红的手指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今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是在安徽省风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把 18 户农家召集到一块儿，他神色凝重、悲怆：“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把土地分了！” 他们一起对天盟誓立下了这份“契约”。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庄稼汉们按下手指印的同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的日子。

在关乎国运昌盛的严峻历史关头，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

正是在这次扭转乾坤的至关重要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地提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然而，历史沿袭的惰性力量是巨大的。

1979 年春，正是局势犬牙交错时期。安徽滁州地区一位县委书记，每天清晨必怀揣一小收音机，一字不漏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一天，当他得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严厉指责农村“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时，急如星火地找到了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

万里心中也揣着一本帐：1978 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人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二三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十万。被穷困压得直不起腰来的小岗生产队，1978 年这个队打下的粮食只有 1955 年的三分之一，76 人离乡逃荒要饭。这种状况并非凤阳仅有，在安徽全省，到处都可以看到拿着介绍信讨饭的饥民⋯⋯

当时的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吃不饱饭。

万里以坚定的口吻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 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干⋯⋯”

农民要种田，种田要吃饱饭，这是 1＋1＝2 的最简单的道理。但在 1979 年，却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反复争论不休的严重政治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指出：“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他还说：“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这是一场由饥饿而引发起来的革命。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试验，先后在安徽省凤阳县和四川省广汉县取得了成功。

1979 年，广泛流传于凤阳农村的一首顺口溜，最为生动、形象地表述了农民们喜不自禁的心情：“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十年内乱，四川省广汉县田畴不事稼穑，外地人只需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走当地的一个大姑娘。广汉人以对饥饿最痛切的体尝和最果敢的实践勇气，在丰腴的土地上成为全国第一批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种地的庄稼汉。 1980 年 4 月，当广汉县向阳乡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将原有摊

子一分为三：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时，马上成为轰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

这一举措无情地宣告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在中国农村的寿终正寝。其后不久，中国农村被取消了二十多年的乡、村建制得以恢复，它适应了新的生产形式的需要。

农村改革的潜流，日益在峡谷冲撞中迸发出巨大的反响，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

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实施起来。

到 1984 年，中国广大农村 569 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产承包的农户达到 18397.9 万户，占总农户的 96.6％。

从风阳小岗一个生产队到全中国的 500 多万个生产队，短短 6 年时间， 中国农民的前进步伐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迅猛推广，消除了原有人民公社体制中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各种弊端，极大地解放了农民们长期受压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农业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模式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化。

随之，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金开始涌现，从而刺激农村的多种经营迅速崛起：兼业户、专业户、重点户如雨后春笋遍布乡村城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终于开始挣脱“黄土地” 的束缚。

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8 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 6495 亿元，相当于 1978 年的全国社会生产总值。——这意味着在农村改革兴起的十年间，乡镇企业走完了新中国建国三十年所走过的漫长路程。

从 1982 年到 1986 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下达“一号文件”，向全国八亿农民郑重宣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

土地是最容不得糊弄的——荒芜了就荒芜了，耕耘了就耕耘了。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崇拜比得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更虔诚的了。

一旦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地尊重了农民，广袤的田野上便收获了顺应生产规律的硕果。

正是在这一年——1986 年，中国粮食生产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纪录：全国粮食总产量高达 4200 亿公斤，人均粮食达到 400 公斤，第一次跃上世界平均水平；棉花人均占有量则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至此，中国人有资格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饥饿的时代基本结束了！”

所以，邓小平在 1992 年南巡讲话中总结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