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医高科技，该花的钱就要花

神州大地商潮骤起，卷走几多文弱书生。

中国的科技人员都下海了吗？把科技馆改成歌舞厅，等于农民卖掉自己的种子。

社会主义大国不能只靠引进技术，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高科技。

海湾战争。萨达姆的导弹成了“瞎子”，司令部无法向地面部队下达指令。萨达姆输给了布什，不，他是输给了高技术。

高科技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硅谷”是用美元堆起来的。要花点钱搞高科技——邓小平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

李政道向郊小平进言：“中国还需要‘博士后’”。

耗资 2 亿 4 千万人民币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北京诞生。国际科学界称： 世界高能物理的中心在北京！

1988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突出位置，报道了我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的消息，”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项重大突破性成就”。

1990 年 8 月，新加坡。某四星级饭店内。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从会议厅

传出。这里正在举行国际高能物理会议，有来自世界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物理学家出席。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郑志鹏的报告激起了刚才那阵热烈的掌声。

掌声未落，美国斯但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主任里克特教授就发表评论道： 这是一个新的高能物理实验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向世界宣布他们取得的可喜成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目前世界上这一能区运行的唯一加速器，而且亮度高于以往的同类机器。”

台湾代表向高能所的代表热烈祝贺：你们的成就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

许多海外华裔学者说：中国对撞机的成功，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的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成功和取得的初步物理结果，标志着中国已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这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总设计师用政治家的远见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1986 年 10 月的北京，金风送爽。在中南海的一间会客室里，邓小平与李政道教授正在亲切谈话。李政道向小平同志陈述了有关培养中国新一代科学家，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使中国成为领导世界的科技强国的一系列主张， 都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

邓小平对李教授说：“对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

从长远考虑！这是总设计师的战略眼光和深谋远虑。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穷国。

高科技离不开高投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4 年 2 月发表的《世界科学

报告）指出，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知识的差距”， 强调“没有科学知识的传播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差庙，目前世界 80％的“发展研究”活动集中在发达国家，它们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占 GNP（国民生产总值）的 2.9％，日本平均每人科研经费 700 美元，美国每人 600 美元。欧共体国家每人 300 美元。而拉美国家人均科研

经费仅为 10 美元。这种巨大的科研投入差距无疑使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困难重重。

怎样将有限的钱用于科研发展，是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家的一大考验。 中国的科技人员是很有能耐的。一个美国评论家说，美国的钱在犹太人

的衣袋里，美国的科技在华裔学者的脑袋里。李政道教授曾十分骄傲他说， 在美国的许多高等学府、高级研究机构和科学实验室里，大部分拔尖的学生、杰出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科研人员都是华裔！

然而，我们怎样使优秀的科技人才有用武之地呢？

商品经济的大潮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许多科技人员也随波逐流，纷纷跳进海中，以知识换取收入，在社会上寻求知识价值的实现。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如果科学家们都去当电脑经销商，帮专业户勾兑白酒，对其本人也许是一条致富之路，但对一个大国却很难说不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李政道教授尖锐地指出：把科技馆改成歌厅、舞厅是很成问题的。这相当于一个庄稼人把种子都卖掉了，把本钱都输掉了。科技力量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是谈不上民族振兴的。

中国应该有一些认真做事的人，中国政府要为这些认真做事的人提供更好的条件。中国的发展要靠一大批认真做事的

人。

认真做事的科技工作者需要的是机会和条件。但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拿出一大笔钱来搞基础科学研究是需要有战略眼光的。

1980 年底，由于国家进行经济调整，压缩基建规模，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被中止了。这在国内外高能物理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搞不搞？邓小平同志说：结论产生于科学论证之后。于是，一个个由中外专家和高层领导人参加的论证会召开了。结论在 1981 年 5 月得出：高能物理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中国应该发展。

邓小平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明确指示：“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 “经费要放宽一些”。

邓小平说：“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现在不花钱，“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

1984 年 10 月 7 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支持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了。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动工典礼，并为基石题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1988 年，耗资 2 亿 4 千万元的对撞机工程顺利建成。从 1990 年开始， 对撞机实验开始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成果。

1992 年 4 月，通过这台对撞机的实验，确认了三代轻子普适性这一基本物理规律，推翻了国际科学界公认的当年世界粒子物理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1993 年，对撞机实验又获得新的重大发现。

国际科学界惊呼：“世界高能物理的中心在北京！”

李政道教授在世界各地自豪地宣称：“北京电子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全世界是第一流的，取得的成就是永久性的，它将发展成为世界性实验室，领导全世界高能物理的发展。”

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小平同志注重考虑大局，考虑中国的长远发展。

正负电子对撞机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有一大批高科技人才。人才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

邓小平喜欢向科学家请教。

邓小平问：什么是博士后？为什么要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李政道回答道：大学教育是教师教学生，学生回答教师的问题，回答对了就毕业。博士生阶段就不同了。教师给博士生出的题目，教师自己并不一定知道如何解答， 待研究生把题目做出来了，教师就请同行们来评判做得对不对，如果做对了， 就给学生博士学位。再进一步，就是学生自己找题目搞研究，这就是“博士后”。

邓小平听后明确表示：这个倡议很重要，很合理，国家是要支持的。 于是，中国大地上逐步建起了一套较完整的博士后流动站制度，至 1994

年，已经有了 2700 多名博士后人员。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骨干，是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