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经济要上去,精神文明也要搞好
增长不等于发展。这已是发展学家们的共识。
下个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的竞争。
几乎没有铁矿和煤资源的日本,建起世界一流钢铁工业。有学者指出: 资金和资源的优势是流动和变化的: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才是持久竞争力的基础。
“繁荣‘娼’盛”?现代化难道必须以道德和秩序的崩坏为代价? 邓小平说,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是一场整体性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着人们经济生活的方式, 而且也将改变与改革的目标相冲突、相摩擦的旧观念。
观念的动荡、冲突和变革,既是改革实践的产物和结果,又是构成改革深化所不可忽视的条件。
转变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旧观念,确立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观念,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问题。
电视镜头:深圳、石狮的街景。
这两座城市,同样处在沿海开放地区,同样开发展商品经济之先河,同样兴建起许多具有现代化气派的高楼大厦。
但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一座城市的商业场所秩序井然,卫生整洁;而另一座城市则大相径庭,无论是宾馆饭店还是娱乐场所,到处烟雾腾腾,铺设的地毯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烟头烫成千疮百孔,令人感慨唏嘘。
平心而论,石狮这座新兴城镇的商品经济不可谓不活跃,物质环境不可谓不现代。但透过千疮百孔的地毯这一细节,反映的是精神风貌和文化素质方面的缺陷。
随着我国改革的日益深化,日益面临着人的素质问题。
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一切现代化的科学理论,现代化的技术设备、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只有通过现代化的主体——人及其创造性的实践,才能化为现实的、物质的力量。离开了人,离开了人对于这些理论、设备、方法的掌握,离开了人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推动和控制,现代化的实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化的人,而现代化的人的标志就在于其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
然而,我们民族素质的现状却令人担忧:
——我国居民文化程度构成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
在我国,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居民只占全部人口的 0.6%,高中文化水平的居民只占 6.6%,初中文化水平的居民占 17.8%,毕业和肆业的小学生占 35.4%,文盲占 23.7%。而在美国、日本,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居民分别占总人口的 31.9%、14.3%,高中文化程度居民占总人口的 40%左右,文盲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新加坡大学文化居民占总人口的 3.4%。韩国已达 9
%。
——我国居民文化地理分布极不均衡,形势严峻。
我国文化程度高的居民基本上集居于少数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生活在内陆和边疆的居民,文化程度低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不足 9000 万,约占
全国人口的 7~8%,而少数民族中文盲则有 60%左右。但这文化素质低下的9000 万人却分布在 60%左右的国土上。在他们居住的地区蕴藏着 60%左右的自然资源。如何把这些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关键还在于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在各种不文明的文化消费中急剧滑坡。
现在,我国农民和城镇工人的基本“文化”消费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迷信。神州大地遍地佛踪,不绝香客,修坟造墓、敬鬼神已成为一种“时
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在香火旺盛的寺庙、道观已达千数,每年香客逾千万,进香费用累积 10 亿人民币(这还不算在家立坛、村头建庙)。除拜佛进香外,修坟造墓敬鬼神也成为中国一大“公害”。如温州的坟近千元一座,漫山遍野,几成景观,出现了大量的修坟专业户,专门印刷冥钞,制作随葬品的专业户。中原、江浙一带,有的农村迷信专业户几乎占乡户的 10%。
赌博。现在群众中流传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麻(搓麻将)”。此话虽有夸大之嫌,但确已道出目前赌博成风这一事实。现在,赌博之风愈演愈烈。不但农民赌、工人赌、机关干部赌,甚至执法的公安人员也赌,大学生赌不起现钞也赌饭票。不但暗赌,聚赌,甚至公开设赌。车站候车室、马路边、长途客车上都成了赌博场所,机关办公室、大学宿舍、工厂车间、建筑工地也无孔不入。有的甚至乘出租车跨省市流窜聚赌。现在每场超过万元的已不属罕见。首富之地一次赌注竟达百万元,创下新中国赌博之最。据有关部门透露,全国赌博案件每年增加 20%左右。
挥霍。目前,大吃大喝,公款消费,奢华无度已成国忧。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狠刹公款吃喝风,但顶“风”违纪的案件却一发再发。东北某县并不富裕,一年工业总利润只有 500 万元,而县统计部门对这个县一
年公款吃喝费统计竟也是 500 万元!华北某省比较有名望的宾馆、酒家、饭店、招待所达千家以上,据统计,这个省一年公款吃喝达六、七亿元,相当于该省一年财政收入的 1/10 还多。
联合国按入均国民收入的多少,将世界各国生活水平划分为 6 个档次, 我国列在倒数第二档——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我们的超前消费、奢侈豪华却在许多发达国家之上,公款豪吃豪饮已成世界之最。
陋巷文化消费。现在,充斥书店、书摊的书籍杂志基本上是一种陋巷文化。有人对全国 17 个大中小城市的 30O 多个书摊做了调查,发现涉及性、武力、警匪、迷信、秘闻、发财术题材的出版物竟占 73%。另据一项对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中学生、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在这些读者群中,有三类书籍崇拜:一是黄色崇拜。有性描写的就抢手阅读。有人到一个体书店调查,看到 30 多个中学生在读香港禁书。二是暴力崇拜。武打枪杀是许多中学生和市民的主要阅读内容。三是秘闻崇拜。历代宫廷轶闻秘事,不辨善恶真伪,皆被兜售出来,更有随意捏造宫廷秘事的“作者”的信手涂写⋯⋯如此低级庸俗的陋巷文化消费的泛滥,必然会降低公众的文化素质。这是一种降低人们文化素质的文化异化现象。
我们说,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所以,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然而,不能肤浅地、庸俗化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要求一切领域、一切部门都追求经济价值。这就像虽然大脑对于人体来说非常重要、却不能要求四肢也发挥像大脑一样的功能那样,对于教育、文化、卫生、公
安、司法等单位和部门,不能要求它们把追求经济价值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邓小平说,思想文化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
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无限制地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教育、卫生、公安、司法、福利领域、
必将把社会人文引向单一经济取向,而失去对经济的人文约束。”——这也是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取得的共识。
所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紊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他多次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邓小平认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这“四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具有丰富的内涵——
有理想:理想是一种信念,不过它不是任意想象的,而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的信念。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 中国革命也搞不成功。这种信仰是一种动力。”因此,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候,邓小平把理想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
有道德: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道德意识、道德活动、道德关系。邓小平所指的有道德,包括这三方面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从来主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有文化:邓小平认为,四化建设必须抓紧智力开发,以文化“化”人, 否则四化建设得不到智力的支持,必然大大延缓其进程。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必须在全国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必须在文化领域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学习国外的一些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必须加强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文物、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的建设。
有纪律:纪律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规范,是社会或集体对人们日常行为进行约束、监督的的手段。革命的纪律是保证我们的队伍团结一致、增强战斗力的有力武器。邓小平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
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
邓小平在谈到培育“四有”公民时一再强调理想和纪律这两条。他说, “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