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句妇孺皆知的四川谚语， 表达了邓小平经济谋略的真谛。

在“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时期，邓小平提出“猫论”，开始对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探索。

毛泽东对此不满意：“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猫白猫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的理解是：他是为了使中国在 2000 年达到技术

合理化，准备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

1959 年至 1961 年，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工业生产陷于半

瘫痪状态。农业歉收。从 1959 年起，全国粮、棉、油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

到 1961 年，粮食产量比 1957 年减少 1000 亿斤，农用役畜甚至低于 1949 年。

1960 年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比 1957 年减少了 19.4％。全民族营养不良浮肿病流行，死亡率上升到新中国建国后前所未有的高度⋯⋯

导致中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何在？

刘少奇一语中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分天灾”，指的是从 1959 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

灾害。

“七分人祸”，则要从毛泽东 1958 年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判反冒进说起。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 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1956 年 6 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这是在 1958 年 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面对九省二市和中央各部

委负责人嘻笑怒骂，激烈地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会上，周恩来、陈云等人因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受到了指责，召来了诸如“右倾”、“促退”等帽子。刘少奇曾指示中宣部起草了毛泽东“不看”的那篇社论， 也遭到了批评。

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 5 至 10 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

产值，要求在 5 至 8 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上改观的口号。

“大跃进”的号角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吹响。

在一片“层层加码，步步提高，指标修改又修改，突破再突破”的热浪中，一股以高指标、浮夸风为标志的飓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刮起来了。

8 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扩大会议。“钢铁元帅”正式升帐。

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 1958 年钢的产量要比 1957 年翻一番，达

到 1070 万吨。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能力所不可能达

到的指标。

“以钢为纲”，为 1070 万吨钢而奋斗！全国 9000 万人一齐上阵，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把“大跃进”推向了新的高潮。原料不足， 就砸铁碎铁，甚至连犁头、锄头也投入士高炉；燃料不足，就砍树毁林，千山万岭，扫荡一空；材料不足，就扒民房，拆砖瓦。上层上马，大炼钢铁， 群众运动。全国城乡炼铁炉星罗棋布，漫山遍野，炉火日夜不熄⋯⋯

全国处于一片热昏的海洋中。

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更大规模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8 月，毛泽东视察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些办了”人民公社”的农村， 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

8 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当时风行的口号是：“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竞赛开始了。

全国农村一哄而起。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到 1958 年底，全国 74 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 2.6 万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 99％以上参加了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会一、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体制。所有制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分配是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物资和劳动力无偿调用，生产上实行“大兵团作战”，瞎指挥成风。

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造成对生产力的大破坏， 结果导致了中国农村的大饥荒。而”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1200 亿元以上！

这就是刘少奇所说的“七分人祸”。

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试图对 1958 年以来煽起的“左”倾冒进狂热有所反拨。

3 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一条例规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大队，并允许社员有 5％的自留地。

农业六十条颁布后，一些农村在实际执行中进一步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一级；有些农村开始实行“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要求放松对农业生产的控制。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解了粮食饥荒。

然而，“包产到户”很快受到毛泽东的批判。他认为，包产到户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的修正主义”。

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广大农民群众遭受饥荒之苦的非常时期，邓小平出于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考虑，果敢地站出来讲话了！

邓小平积极支持农民群众创造的包产到户形式，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粮食问题，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怎样才能恢复农业生产？

1962 年 7 月 2 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他说：”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此道理，意见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

五天之后，他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提出：农业要恢复，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二是工业支援农业。

怎样才能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邓小平认为：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就是要“从体制上来解决”， “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

他主张，应当让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都“合法起来”，只要能恢复农业生产，就应该给以承认和支持。“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他还借用一句四川谚语说明自己的观点：”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的这番话，向全体在场的团中央委员，也向全国的党员、人民群众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后， 邓小平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引导中国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思路：

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方面和环节。改革生产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应当是，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就采用哪种生产形式；哪种生产形式为群众所乐意接受，就采用哪种生产形式。并且要使这种生产形式在理论上、制度上合理合法起来。

当我们立足于当今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来重温邓小平 34 年前的这番讲话时，我们不难看出：二、三十年后，邓小平用以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在这番讲话中已初露端倪。

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所著《天下风云一报人》中所评述的那样：

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的意思是：为了使中国在 2000 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妥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如果这样做要放弃毛的蓝蚂蚁式的公社而代之以个人耕作和个人利益的办法——好，那就这样做吧。我在循着长征路线深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看到了效果：兴旺的市场城镇，而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密如柳枝的电视天线，涂红嘴唇的姑娘匆匆来往于稻田之间运谷子，5000 年来， 农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如今的口号是：“让农民富起来——让中国强起来”、“致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