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

落后，落后，落后！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它年复一年地同中西部地区联系在一起。

解决 8000 万人的温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地区发展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中国的稳定和统一？

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是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正视一视差距，努力缩小差距，中西部地区人民在“脱贫”的征程上奋进，也在盼望中央宏观调控的“巨手”能够扶一把。

“光彩事业”已经吸弓卜许多民营企业家的参与。“挺进西部”正在成为企业界有识之士谋求中长期发展的大计。

“西进运动”，到荒原寻求财富。美国当年也有地区发展差距。

一百多年前，美国东部的数不清的工人、农民、流浪汉及无业游民们，纷纷变卖自己少得可怜的家产，倾其所有购置一辆马车，带上全家老小争先恐后奔向一个地方——西部荒野，去拓荒，去淘金，去寻找穷人的天堂。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进运动”。当时美国的东部是富裕繁华之地，但它只是富人的天堂；西部是穷困落后之乡，但它给穷人们带来希望。巨大的地区发展差距在今天已被肖除了。但这一进程耗费了上百年的时间，其间人们为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是一部血和泪的历史。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种规律。

中国今天也遇到了地区差距问题。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的自然地理条件差别很大，加之人口众多，发展基础较差，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同地区的不平衡是很难避免的。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4 年全国 29 个地区（缺西藏）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在 29 个地区中有 13 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总指数高于全国 110.5 的总指数，占 44.8％。有 16 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占 55.2％。位居前列的北京、上海、天津的指数分别为 181、178 和 167，而排在第 21 到 29 位的是河南（96）、安徽（92）、新疆（91）、四川（90）、青海（86）、宁夏

（78）等、排在最后的贵州仅得分 54。社会发展总指数包括环境、人口、经济基础、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卫生保健、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社会治安等十项社会发展领域的指标。从中可以看出地区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否使缩小差距、共同富裕的进程快一点呢？邓小平是一个善于驾驭大局的政治家，他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他老人家明确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这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然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他对解决发展差距问题并没有急于求成。

他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这里他十分

慎重地用“要研究”三个字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和重视，但并没有急于得出具体答案。

“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国还没能普遍实现小康，但东西部差距的迅速扩大，要求决策者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上议事日程。

怎样正确地解决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问题？从全局看，有两步关键的棋需要着手：一是加大中央权威的宏观调控，二是在落后地区建立新的发展机制。

中央的宏观调控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缩小差距的办法很多，如靠先富起来地区的带动效应，靠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政策，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靠加强落后地区同沿海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和横向经济联合与技术协作，靠先富地区多交税并通过社会再分配来支援落后地区的发展，等等。但这些办法的实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条件，即中央权威的宏观调控。因为上述办法都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既要防止差距拉大，加剧利益冲突；又要防止行政干预过强而导致发展活力受到抑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保证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的公平，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按优化原则向发达地区倾斜的同时，需

要借助中央权威的宏观调控，通过社会的再分配调节功能弥补初次分配中的某些缺陷，体现效率优先基础上的兼顾公平。

先富的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发展，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按照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我国工业化的过程，应该有序地走过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加工业发展阶段，然而，由于建国初期特定的政治环境，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政权和民族独立，政府不得不在一个典型的农业国的基础上，依靠对农业的自我剥夺来完成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并由此实施了超越前两个阶段的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初期是成功的，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其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失衡和扭曲。既然这一结果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理当由政府来纠正。这就是依靠政府宏观调控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一大依据。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已经作出部署，提出了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立项目、鼓励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等措施，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

发达地区在解决地区发展差距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深圳一位领导人讲得好：先富地区帮助后富地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先富与共富是辩证统一的。先富是共富的前提和动力，共富是先富的目的和归宿。

要看到，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民，不仅没有牺牲共同利益，而且对发展共同利益做出了贡献。同时，先富帮后富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在要求。我们搞市场经济，不仅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和帮助政策，鼓励先富带后富，这是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因此，先富地区应积极履行这一责任和义务，切实为后发展地区的经济振兴提供帮助和支

持。

先富地区带动和帮助后发展地区，一方面是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主要是与后发展地区进行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也就是说，实现共同富裕也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要通过深化改革，在各地区之间形成稳定的经济联系，才能更好地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践证明，先富地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与后发展地区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式扶贫等方式都是行之有效的。

另一步关键的棋，是促使不发展地区建立新的发展机制。最重要的是尽快突破落后地区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我国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对封闭、贫穷落后的一元社会结构，随着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各种先进的社会经济要素的投入，低效益均衡的一元结构为极为不均衡的二元结构所取代，形成了二元结构的明显冲突。在这种条件下，光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是不够的，光是投入可能出现更大的负效应，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增强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主要依靠自己力量脱贫致富的机制。”这就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关键一环。

正确的决策必然带来巨大的进步！

人们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的致富热潮已经开始涌动。

那些到沿海打工的人群中，一部分已返回故乡，成为兴办乡镇企业的“带头雁”。陕西、四川、甘肃等地的干部到江苏、山东、北京等地挂职锻炼后，已在带领家乡人民解放思想、加快发展上创出佳绩。在云南瑞丽，在新疆伊宁，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中俄边境，日趋繁忙的边境贸易活动向人们展示：中西部地区的人民正在急迫地登上飞驰而来的市场经济的列车。

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援也在加温。这里不仅有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支援活动，也有科技人员、企业家和经贸界人士自主参与的支援。在胶东，沿海一家企业主动向太行山地区投资之亿多元，在那里建设一座钢铁厂，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又扩大本企业的规模效益。先富起来的江浙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提出“挺进中西部”、“抢占制高点”，分别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人才与中西部一些地方的资源、能源、劳动力优势相结合，进行联手开发，共享利益。这些有识之士的动机，已不仅是“为穷兄弟做好事”，单纯尽义务，而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以双方互惠互利为原则，力求在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的同时，自己的事业也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

多种形式的民间扶贫也在迅速发展。江苏华西村为贫困地区培训人才，已连续举办了五期培训班，还提出到 2000 年要帮助 10 万入脱贫，并使其中

1 万人达到小康水平。

浙江萧山万向集团的董事长鲁冠球提出了“西进计划”，打算投资 1 亿元以兼并、合资、收购等市场手段去开发西部市场，再造一个或数个万向集团。

1994 年 4 月，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10 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向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发出了《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提出每年要为“老少边穷”地区培训 1000 名人才，开办 100 个项目，开

发 10 种资源。这项被称作“光彩事业”的扶贫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民营企业家的热情响应。已有不少企业家通过捐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愿，有的提供的捐款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