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发展

活力与秩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政府用重金征求国外专家意见，每人每天 4000 美元！

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由和活力，也离不开权威和秩序。“管得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已是过时的观

点。

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再仅仅充当社会经济生活的“守夜人”。

邓小平对美国企业家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机场上空的飞机正在播音：“下面是马来西亚政府通告：凡携带毒品进

入马来西亚者，将被判处死

刑”。多吓人的警告。新兴工业化国家重视运用“看得见的手”。 “亚洲第五条小龙——马来西亚注重权威和秩序。

1985 年 10 月 2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厅里，邓小平正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的客人。坐在邓小平右边的主宾席上的是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先生。格隆瓦尔德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关注，对邓小平尤为钦佩，他此次率团访华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深度报导。

格隆瓦尔德以职业记者的方式，直截了当地提问：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简明地答道：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逐步消除这些消极现象。

格隆瓦尔德语锋犀利，紧追不舍：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小平同志淡然一笑，十分明确地回答：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这是多么精辟的见解。

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统得太多，管得太死，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却又过于分散，忽视了必要的政府干预。多少年来，人们都是在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作取舍和权衡，或强调市场作用而淡化政府作用，或是相反。一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就曾说过：“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当为这一取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人们才醒悟过来，“市场＋国家”，这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佳抉择。

谁也不会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西方国家普遍从战前资本主义发展所遭到的二系列重大挫

折和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加强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其典型表现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盛行。这种干预的效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对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直接干预，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弊病的危害，即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的极大不公。二是各国政府之间加强了相互协调，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并用，缓解了资本主义内在

的危机，促成了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有一位学者说：“政府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把资本主义从死亡线上救活了”。

罗斯福用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凯恩斯主义，将美国从 30 年代深重的经济危机中带出来，使美国迅速复兴，得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一极力，进而，成为战后世界的头号强国。

凯恩斯主义在 70 年代走入了困境，代之而起的众多学派各抒己见，或主张政府只能充当“裁判”，或力主恢复资本主义本身的“价值”，或要求政府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不管学术理论界怎样争论，西方国家谁也没有回复到原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仍然在国家与市场的结合上进行新的实践。

事实上，1989—1991 年世界在变动后，新的国际形势还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与市场的结合。在新形势下，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和科技，谁在高科技领域领先，谁就能在国家竞争中领先；新技术革命使各国实力变化更加迅速，后发展国家有可能借助科技力量赶超先进，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在经济竞争中，各国纷纷推行“本国利益优先”政策，贸易战愈演愈烈，区域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两股潮流并行⋯⋯所有这些，都要求各国加快发展，提高本国竞争力，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仅仅靠“着不见的手”，靠企业的微观基础是不够的。

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国家与市场结合的重要性。

后发展国家要追赶现代化潮流，离开了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和干预是很难成功的。德国上个世纪的后来居上、日本战后的高速发展、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无一不是重视并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因为后发展国家开始步入现代化征程时，世界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占领或控制，这些既碍利益者不仅策划了游戏项目，而且制定了游戏规则，后发展国家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形成集中的力量才有可能，所以必须借助国家的组织和策划。

亚洲第五条小龙——马来西亚在 80 年代的崛起，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力量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马来西亚近年来的经济成就引起世人瞩目， 1988 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9％，居东盟之首，在亚洲仅次

于中国。人均产值从 1988 年的 1830 美元增至 1994 年的 3406 美元，是泰国

的 1.5 倍，印尼的 5 倍，其经济竞争力已超过韩国而跃居亚洲第四。

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国际贸工部副部长郭诛镇先生说：政府对社会整个经济活动都进行严格的监督。凡是国家控有股份的企业，都由国家委派的会计主任进行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监督。国家还设立总稽查，“这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机构，从企业到政府机关的事都要管——比如我的司机，每天去接我上班，从他家到我家这段路该不该由国家负担，都得由国家会计主任来决定”。

企业自主经营、政府帮助企业赚钱、企业接受政府严格而有效的监督。这就是马来西亚的市场经济模式。

马来西亚官员的结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需要！不要以为市场什么都能做！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才刚刚起步，应该全面地理解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考虑中国的自身实际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实际，切不可把人家已经修正过的或抛弃了的旧理论当作标准，束缚了自己的发展。

1993 年 6 月，为了少走弯路，中国政府破天荒地耗费 300 万元，重金征求国外专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

这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是层次高的非公开会议，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的作用”。应邀与会的代表是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法国、印度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家和组织的高级专家。会议开了三天，各路专家提供了许多很值得中国认真思考或采纳的意见和建议。中国政府为每位专家每天支付报酬 4000 美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和学问是值钱的。

1995 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认真总结了 1992 年以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发展方针、目标和思路。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照着这样的认识做下去，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一定能有更好更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