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世界倒数第二!

据统计,1990 年世界 151 个国家中,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依数字大小排列,我国居于第 150 位。

每 5 个中国人中有1 个是文盲:而全世界每 4 个文盲中有一个中国人⋯⋯ 再援引日本教育立国的例子已是老调重弹。但官员们的急功近利足以便

每一次振兴教育的大计成为泡影。

经济建设是中心。但“中心”绝不是“唯一”! “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教育的支撑。

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千方百计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教育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后备力量。现代社会的任何进步与生产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因而离不开教育。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把科学和教育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认为教育是生产发展的首要因素。

然而,我们却无法回避:

建国后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虽有长足的进步,我们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和艺术家,但是从总体上讲,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尽管经过近十几年的努力,全国共扫除文盲 6000 多万人,使 15 岁

至 40 岁的青壮年人口的文盲率降至 7%以下;每年培训青壮年农民 400 万人

次左右,岗位培训职工 3000 多万人次;其他成人教育和大学后继续教育,每

年也都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结业,但是,统计表明:每 5 个中国人中,仍

有一个文盲;而全世界每 4 个文盲中,就有 1 个中国人。

——目前,我国人才资源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同经济上的差距一样明显。我国(大陆)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才仅 2000 余万,仅占总人口的 2%;科技人才则更为缺乏,仅为全部就业人口的 1%,而台湾的这一比例是大陆的 4

倍,德国的这一比例是我们的 10 倍。我国的科学家则更加“稀缺”:目前每

一千名日本人中有 4.7 名科学家,每一千名美国人中有 3.8 名科学家,欧共

体则有 4.9 名。我国每一千人中只有科学家不到 0.5 名,仅为西方国家的1/10。美国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而我国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 15%,仅为美国的 1/5。

——我们全国居民的平均文化程度只相当于受过 5.5 年的小学教育。也

就是说,全国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尚不够小学毕业水平!而日本 1975 年从事

农业劳动的生产者平均文化程度已经达到 11.7 年的教育,即接近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拜金主义、弃学经商、忽视教育等消极、短期行为的社会化,导致低素质人口的继续产生。1980~1990 年,中国约有 4000 多万中、小学生失学,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成为文盲大军中的新成员。目前, 我国每年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约有 100 万!

——我国人口中的“科盲”比例比文盲比例更高。据 90 年代初中国科协对不同职业、年龄、文化程度、18 岁以上公民的抽样调查统计,在接受调查的公众中知道地球绕太阳转的人占 78%,但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圈需要一年时

间的人只有 50%。知道世界著名科学家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的人分别占31%、25%、21%;在中国科学家中最著名的是祖冲之,知道他的也只有 25

%。对科技基础知识的概念比较模糊,初步了解水银温度计工作原理的占 23

%,只有 7%的人能说出电话、照相机的简单原理。在 46%的自称了解科学方法的人中,竟有 1/4 的人认为“算卦至少有一点科学”。这一调查的结果说明,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亟待提高。

列宁早就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我国如此众多的文盲、“科盲”,不仅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 反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十分沉重的人口包袱。

我国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也令人担忧。

1990 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 52 元,约合 10 美元,列世界倒数第二位,而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有的人均教育经费已以千美元计。

再看我国用于基础教育的经费。小学生约为人民币 60 元,这笔经费一般只能保持教师的“人头费”。据国家教委有关人

士介绍,一些农村小学教育行政经费只够发教师 10 个月的工资。用于教

学活动的公用经费,中学生每人每年 5 元多,小学生仅 1 元多。

如何解决基础教育经费的不足,这个问题摆在了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的面前。

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关心教育、支持教育,是解决贫困地区教育问题的最佳途径。1989 年 10 月 30 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通过社会集资,让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的孩子们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也为“希望工程”题辞。

199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提出了我国教育工作的奋斗目标和工作思路。

1994 年 9 月,国家教委负责人就努力增加教育投入问题提出了以下政策和措施:

——重申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 4%;切实保证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应占的比例;并使年度教育拨款实际上有大幅度增长。

——改革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教育经费实行年度预算单列,建立定期公布各地教育经费支出状况的制度,实行社会监督。

——城乡教育费附加一律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 3%征收;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5%的个人负担中教育费附加应占 1.5~2%。——建立中央和省的义务教育专项基金,扶持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用于农村学校危房改造、修缮和新建校舍以及教学基本条件改善的农村教育集资的审批权放在县一级。——中央从 1994 年起开列“211 工程” 启动资金,并逐步建立扶持“211 工程”的专项资金。

——同意建立教育银行,运用金融手段融通教育资金。——国家对校办产业继续实行减免税政策,逐年增加低息贷款。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只有教育得到振兴,国家才能振兴,民族才能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