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

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系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兴衰。

要执行原计划的亏损，还是要打乱原计划的扭亏为赢？这竟然是一道难题。

邓小平深知旧体制的症结所在，他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

“兵败”永登的反思：是技不如人，还是体制缺陷？这是电视政论片《十年潮》中披露的一段往事：

一家每年接受国家 1000 万元巨额亏损补贴的大型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

递交报告，要求将 1000 万元补贴款先期下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保证当年扭亏，次年盈利。答复是：要把在年底拨给的补贴款提前到年初拨给，整套周密的计划就被打乱了，你们还是按原计划在每年年底、照领 1000 万元亏损补贴算了。

似乎是一则“黑色幽默”。

可悲的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嗷嗷待哺、患“亏损贫血症”的企业俯拾皆是。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种惰性的病毒已侵入肌体的骨髓，以致于在改革开放十余年后，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仍然在国有企业时有发生。

让我们看看《中国经营报》披露的几个例子。据对辽宁 10 家亏损大户的调查：

——铁岭有色金属加工厂 1991 年底换厂长清点物资，发现仓库少了近千

吨铜，价值 1000 万元。什么时候丢的谁也说不清，反正该厂 7 年来从未盘点过物资。

——沈阳小型拖拉机厂 1990 年进行年终盘点时，发现少了价值近百万元

的 182 台拖拉机。其中 20 台是 3 年前发出的货，对方至今未付一分钱货款，但无帐可查。原厂长把企业搞得资不抵债后，却去做了农机总公司东北分公司经理。

——营口洗衣机厂 1988 年购进的零部件，至今仍有近 1000 万元压库。

该厂一种弹簧已用了 17 年，还剩 17 万根，还可再用 2 年。同年该厂购进 800 吨美国树脂，耗资五六百万元，企业根本用不上，至今仍趴在库里。原厂长在短短几年任职内使企业亏损 1.4 亿元，可至今也未受任何处分。——营口造纸厂竟然没有销售明细帐，既说不清人家欠他多少钱，也说不清他欠别人多少钱。原厂长任职 7 年，工厂亏损 1.5 亿元，他却安然离休。

这些管理混乱不堪的企业，几年前大都被评为省市先进企业，据说窍门在于帐目报表作了“技术处理”。

——某家用电器厂从 1986～1988 年投资 1.8 亿元，先后上了洗衣机、吸尘器等 14 个项目，结果至今没有一个形成生产能力。他们花 80 万美元购买

剃须刀生产图纸，却没有关键部件的工艺图，该厂负债 4.2 亿元。

——某厂进口 4000 万元的铜箔生产线，但这套美国设备千疮百孔，关键的轧辊不能用，从美国来的工程师竟没有图纸，拿着照片照猫画虎！

——某纺织厂花 780 万元从日本进口一次性篷布生产线，据去日本考察

的人说，日本人都用这种一次性篷布。但中国人认为只用一次不合算，因而这个厂生产的一次性篷布至今在国内打不开销路。

这 10 家企业没有一家对引进失败的原因进行过认真分析。企业领导和有

关部门应负什么责任，谁也说不清。这 10 家企业有 9 家进行了技术改造，都出现了重大失误。这些项目都经过上级“审批”、“把关”。但技术人员、厂长、上级审批部门都没有一人受到处分。原因是为了上项目争投资，企业都把“可行性报告”变成为“可批性报告”，上级很难从报告上看出问题。而企业亏损之后，企业又很容易把责任推给国家行政机构。

我们再看看“‘兵败’永登的反思”。

中国、日本、意大利三国，在甘肃省永登县境内的引大（通河）入秦（王川）工地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国际凿洞大赛”。

这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自流灌溉水利工程。这项工程的投资近一半是世界银行贷款。按世界银行要求，主要工程采用国际招标。日本、意大利两家公司和铁道部第十五、二十工程局先后中标。这样，就在我国的大西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凿洞大赛”的场面。

意大利 CMC 公司的施工队伍，装备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全断面双护盾式快速掘进机。这台机械“穿山甲”开挖、衬砌一次完成，全部自动化，工人的劳动强度很轻，只须按电钮。意大利人以其先进的设备，严格的管理，在这里创造了日进尺 65.6 米的世界掘进新纪录。

日本熊谷组施工队承担的是“引大入秦”工程中最长的隧洞——盘道岭的施工。这条隧洞全长 15.7 公里，也是当时国内最长的隧洞。这段工程常出现塌方、流沙、涌水等险情，地质情况复杂，被有关专家称为“地质博物馆”。日本人在这里使用了捅板法、化学注浆法、超短台阶法等许多在一般工程中不常使用的施工方法，施展了地下工程的“十八般武艺”，终于使该隧洞如期贯通。

铁道部第十五、二十工程局是国内施工队伍中一支打过硬仗的队伍。这支队伍曾参加过成昆、青藏、大秦等铁路线的建设，是国内施工队伍中人数最多、设备最好的一支施工队。然而，这支队伍在这场“国际凿洞大赛”中却相形见拙，屡遭失败。他们承担的“引大入秦”第一组标的施工任务，在时间已过 2/3 时，工程进度却只完成了 1/3，质量也未能达到合同要求，多次受到世界银行聘请的外国现场监理的批评，并曾收到过停工令，限期整顿。

这是铁十五、二十局建局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惨败”。

在铁二十局施工的 8 号隧洞口，可以看到一张施工循环图。图上爆破、排烟、出碴等工序都是以小时为单位进行组合的。而日本熊谷组在盘道岭的施工作业表却是以分钟为单位来安排的。这足见两者间管理水平的差距！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意大利 CMC 公司的劳务，是由水电部五局二分局派出的职工担任的。他们在意大利人的管理下，操纵着世界最先进的掘进机，创造了世界掘进纪录。为什么同样是中国人，差距却如此之大？一位中国记者曾向承担意大利 CMC 公司劳务的一位负责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也拥有这台机器，能不能创造出同样的纪录？”他沉思了很久方才回答：“能。但是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较高管理水平的经理，并实行真正的经理负责制。经理拥有人、财、物的绝对支配权。二是用工上实行合同制，分配上拉大档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施工的高效率，否则，就难说了。”

看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企业必须真正地拥有自主权。

真正的企业应该是法人，即具有独立的产权，并在产权明晰基础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但是，在旧体制下，企业只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它根本没有经营自主权，因而它也就承担不起相应的责任。

据 1992 年的一次抽样调查，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的自主权的比例分别是：

投资决策权 41.8％劳动用工权 43.8％人事权 45.4％

生产计划权 78％物资采购权 80％产品定价权 48％产品销售权 86％外贸经营权 22.6％

企业内部分配权 76.2％

在上述诸项权力中，关键的人事权、用工权、投资决策权、外贸权等项权利都很小。因此，我们的“企业”不是完全自主经营的。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当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以后他又多次指出，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

这就为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关键的环节。

放权让利，给企业“松绑”，成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