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谁对国有资产负责？

令人痛心的黑洞：一年流失七、八百亿元。 “中国的国有企业搞不好，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有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一个“用钱规则”：用自己的钱为自己服务，讲舒适也讲节约；用别人的钱为自己服务，讲舒适不讲节约。真是如此？

西方国家的“经理革命”，使经理们兢兢业业，“不是所有者胜似所有者”，“不是老板胜似老板”。

艾柯卡成为克莱斯勒公司的救星，他的年薪 1000 万美元。

西方的两权分离理论可不可以为我所用？学者们在研究代理理论，试图从中找到促进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良方。

中国改革起始于农村，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阔农村里掀起了致富热潮。人们惊叹不已，还是原来那么一些人、那些地，怎么一下子产出这样多的东西来。这是邓小平的智慧。他对中国农村太熟悉了。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千百万农民手中的“鸡公车”。建国后“割资本主义尾巴”，也割掉了农民致富发家的梦想，扼杀了农村的生机和活力，或者说，摧毁了中国发展的基础。

邓小平成功地用利益杠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活了起来。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农村起来了，城市怎么办？从 80 年代中期起，他老人家按捺住心头的喜悦，把深邃的目光从农村转向城市，转向中国的经济支柱——千千万万个国有工业企业。

国有企业，现在仍然是我国经济的支柱。国家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能源交通、骨干企业都属国有；国家的财政收入的 60％来自国有企业；城镇劳动者的绝大部分仍然在国有企业就业。可以说，没有国有企业，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没有各种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直到今天，国有企业仍然在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付出代价，背负着历史的重负。

改革开放 17 年来，虽然其他所有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国有企业始终掌握着国家的命脉。1993 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的比重，在电力为 87％，石油天然气为 99％，黑色冶金业为 77％，交通运输业设备制造业为 60％，化工业为 62％。可见国有经济居于支配地位。金融、铁路、通信等国家经济命脉更是牢牢地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今后几年中，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只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和领域居支持地位，国有经济仍然会发挥主导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的大多数并未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其中的突出问题是效率和效益不高，或者说相当低下：

国有企业占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流动资金贷款的 70％左右，但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有企业只占了 20％左右。

国有企业的净产值增长和利润增长量中，靠效益提高的比重只有 12.2％和 20％左右，靠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得来的部分则占 87.8％和 80％。

在 1994 年经过清产核资的 12.4 万户国有企业中，已经资不抵债的占 27

％以上，加上扣除挂账和损失以后资不抵债的 21％，共达 49％左右。这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仍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状态，而且其中有近一半已经成

了“空壳企业”。如果不下决心进行进一步改革，整个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

围绕这一难题，国内的政治家、学者和专家们都在绞尽脑汁，思索良策。然而，高见不少，分歧却很大。有的认为应加大国家投入，有的说加强技术改造，有的力主为国有企业解除历史包袱，还有认为关键是提高经营者的素质和能力⋯⋯。这些思路都是有道理的，人们的一个共同声音就是：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深化改革的课题很多，解决好国有企业独立自主与无人负责的矛盾是企业改革的“牛鼻子”。

邓小平指出；“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显然，小平同志主张在“两权”关系上做文章，主张吸收发达国家的好的做法。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属性是全民共同占有，但又不能把全民资产平均量化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如果量化到个人，也就是实行全民资产私有化。全民资产既不能分割，其运作就必须有代表者来实施，而国家自然是全民资产的总代表，从国务院领导人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主管人员、一直到各种形式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都是全民资产的委托代理者。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逐步走向自主经营，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企业经营者行为合理化，怎样使这些委托代理者自觉地、尽心尽力地致力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这是尽人智知的事实。各方人等都在挖国有资产，一年的流失量高达七、八亿元！

出路何在？

根本出路是通过机制创新，使国有资产委托代表者变成不是老板胜似老板，不是所有者胜似所有者”。

二战后，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经理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使企业从资本所有者在经营管理上的终身制和家族世袭制中摆脱出来，使企业经营者职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中，资本所有者基本上脱离了经营管理者的岗位，由职业的经营管理者承担企业的管理工作。有人称这是一种所有者被架空的机制。但正是这种机制，使企业能够在日益复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在和发展。发达国家的实践告诉人们，不是所有者的经营管理人员同样可以把企业经营管理得很好。其中的奥秘在于，这些被聘用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丰厚的年薪和奖金、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下，能够像企业所有者一样关心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企业兢兢业业地出力。

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一度濒于倒闭，董事会无奈之下，以重金聘请艾柯卡出任总经理，结果使公司重现勃勃生机。在克莱斯勒公司，艾柯卡的年薪是 1000 万美元，而一般职工年薪只有 3 万多美元，总经理收入高出职工几十倍，丰厚的薪金有利于经营者责任心的增强。

如果经营效果不好，甚至造成企业亏损乃至破产，经营者便会被解聘。一般说来，在西方激烈的就业竞争中，一个经营业绩不佳的经理很难再找到比较理想的职位，有的甚至在较长时间内被挤入失业大军的队伍，没有雇主愿意雇佣他。于是，他必须从头做起，以自己新的成绩让社会承认自己的能力，以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因此，经营者一般是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和荣誉的。声誉与金钱联系在一起。

出现了重量大的经营失误，不仅经营者要承担直接责任，董事会也要承担用人不当的责任。美国的所罗门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金融公司，由于总经理在一笔生意上违法，给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董事会解聘了总经理，董事会全体成员也集体辞职，重新成立新的董事会。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也曾因错用了一个总经理，董事会三分之一的成员自动辞职。这一体制使企业的所有者不可能随意将经营权委托出去，不可能在选择经营者时考虑人情和私人关系。

借用发达国家企业里经营者“不是老板胜似老板”的经验，我们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建立和发挥利益机制的作用，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成为实际上的所有者，真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责任心。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在四个方面进行改革：

实行高薪激励机制，使经营者具有较高的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强化其为保住职位而全力以赴工作的责任感。

建立和健全高级管理人才市场，引入公开、公平竞争机制，实行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新制度。

明确高级经营管理者的资格和标准，职责和义务，建立和完善对经营者的录用、考核、解聘和监督制度。

改善相关的社会条件，引导经营者将自身的长远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利益内在地结合起来，使他们具有注重长远发展的动力，防止出现经营中的“短期行为”。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需要有一场中国特色的“经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