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摸城市改革这个“老虎屁股”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

城市是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法律于一身的综合体。中国的城市集结着共和国 80％以上的财富。

“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成功之路。它还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之路？

农村改革生机勃勃，城市改革没有活力，“四化” 怎么能实现？

邓小平下决心了：“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要摸城市改革这个“老虎屁股”！

在人类发展史上，国家的出现是以城堡为标志的。

城市的诞生——象征着人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城市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科技于一身，是生产关系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总体形象的窗口。在中国，城市集结着共和国 80％以上的财富。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已有了很大增强。1986 年的我国企业个数已达到 44 万个，职工人数 12700 多万，工业固定资产总值达到 13500 多亿元；

工业总产值 1949 年我国仅有 140 亿元，1986 年已达到 11157 亿元，增长了

79 倍；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也由 1949 年的 3000 元，增加到 1986 年

的 15300 元，增长了 4 倍多；我国每一职工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已由 1949 年的

3510 元增加到 1936 年的 11000 元，设备和生产能力已大大增强。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不但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每一职工所拥有的固定资产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 4 倍，接近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200 美元）， 然而我国制造业职工的净产出只比一般低收入国家高 50％，而不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二分之一。如果把占用的流动资金计算在内，我国的产出水平将会更低。

——我国经济效益低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太大。有关资料表明，我国每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能耗已跃居世界第一，国民生产总值新增一美元的能耗比日本高 7 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近 3 倍。据统计，我国每亿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1979 年为 17.8 万吨标准煤，比“一五”时期的9.18 万吨高 89.5％，比 1965 年的 13.6 万吨高 27.9％，1980 年的相应数也比 1965 年高 21.5％。1984 年我国每生产一美元价值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印度和美国的 2.7 倍，日本的 5.8 倍，联邦德国的 4.2 倍，巴西的 6.5 倍；消

耗的钢材相当于日本的 2.1 倍，联邦德国的 3.9 倍，美国的 2.3 倍，巴西的

2.2 倍，法国的 3.4 倍。从总体上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跟日本差不多，而国民生产总值 1986 年仅相当于日本的六分之一。

——我国经济效益过低除了突出地表现在这种惊人的高投入、低产出外，还表现在产品质量低下，大量充斥市场。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机械工业 80 年代中期拥有的 31000 多种机电产品中，需要更新换代或改进的就有

26000 多种，占 84％；我国轻工专用设备中有 36％亟待改进，24％应立即淘汰。1980 年，我国拥有金属切削机床 283 万台，居世界第二位，但“文革” 期间生产的机床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数属不合格产品。这种陈旧、过时、粗笨的设备，使质量低劣的产品被源说不断地制造出来。80 年代中期， 我国机电产品性能达到国外 70 年代水平的仅有百分之十几，达到 60 年代水平的占 35％，相当于 50 年代水平的占 55％。由于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因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极差，出口产品的大部分都是初级产品和矿产品，工业制成品占出口产品的比例，尚不如印度、印尼等经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占出口总量的比例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进出口总额尚不如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台湾，同我泱泱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我国同国际先进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仅很大，而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我国许多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及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虽然我国实行低工资，但某些产品成本却高于先进国家，如小汽车成本比日本高约 1 至 3 倍，半导体分立器件高

约 6 至 10 倍，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约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我国国民经济的这种超常状态的高投入，低产出状况，造成了一个总的结果，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在很长时期只能在一个低水平上徘徊。1983 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 352 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的 1/40，瑞士的 1/50，日本的1/30，新加坡的 1/17，阿尔及利亚的 1/7，苏联的 1/14，名列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与索马里、坦桑尼亚相近。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还使我国的综合国力难以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在 124 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倒数

第 48 位。

因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后，他睿智的目光又瞄准了城市。他在 1984 年提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要摸城市改革这个“老虎屁股”！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有一句名言：“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

旧体制的弊端在哪里？

通过指令性计划统揽企业的人、财、物和供产销大权，以及多层结构的行政管理，是我国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两大支柱——这种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政拿不分，条块分割，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排斥、限制市场机制，漠视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因而窒息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历史不容等待。

北京，终于拉开了大幕——

1984 年 10 月 20 日，一个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深刻影响和改变城市市民生活的日子——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了。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口吻告诫全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企业和生产单位具有充分的活力。”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兴起于 80 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态势，

重又呈现出 20 年代中国民主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将农村的“包”字请进城。

承包、租赁、股份、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各自不同的切入点进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探索着我国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变革。

据 1990 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占 56.0％， 集体占 35.4％，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占 8.6％。

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开始形成。

1992 年初邓小平巡视南方，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发布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自此，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攻坚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