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ITILE> 报军首长电

我们此次组织车桥战役是根据下述理由出发的：

① 车桥战役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新四军第一师在江苏省淮安城东南车桥地区，对日伪军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是苏中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局部反攻的起点。为打开淮宝地区局面，粟裕在一九四三年就亲自到实地进行了调查，经过长期酝酿，形成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战役发起前， 粟裕精心进行了组织指挥，由叶飞担任前线指挥，参战部队有一团、七团、五十二团、师教导团、高宝独立团。进攻车桥取得胜利后，各部乘胜扩张战果，相继收复泾口、曹甸等据点十余处，使淮安、宝应以东大片地区获得解放，打通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区的战略联系。这是报军部的两份电报，前者由粟裕、叶飞共同署名，后者由粟裕、叶飞、陈丕显共同著名。

（一）苏中敌人正积极布置进行“扩展清乡”，大约在四月初可能开始实行。若如此，则四分区机关必须由丰利地区北移台南地区，三分区领导机关必须移联抗地区，而联抗地区太小，且系水网，因此三分区之机关尚须移一部分到台南，因此我们必须让出台南地区给三、四分区机关转移。

（二）敌人“屯垦”重心在盐东及台北，将来实行，台北也很难容纳我们机关，二分区领导机关尚须向兴化转移。

（三）江都至泰州以南如果“清乡”，则一分区机关部队亦须转移到高邮地区，因此一分区南部也很难容纳三分区之机关部队。

（四）在“扩展清乡”遍及三、四分区全部及一、二分区之一部后，则各“清乡”地区势必要撤退大批部队及干部出来，为便于各分区集中精力反对“清乡”，则其撤退之部队及干部当由区党委及师部负责直接领导，因此我们直属机关必然很大，如仍摆在台南海边，不仅难于进行整训，且有遭敌严重打击之危险。虽三师能将盐城地区借给我们驻扎，但我们人员太多，且有许多不便，如分一批人到淮南或四师地区去专门领导整风，则领导分散亦有不便，因此必须有颇大机动地区安插，而便于干部整风及部队之整训。

（五）车桥、曹甸地区敌人属徐州六十五师团系统，在军事上说来，其车桥、曹甸、泾口之据点过于突出，且为其弱点；在行政上说来，淮安属淮海省管辖，系日伪两个系统之界线，正可被我们利用。我们估计在车桥战役后，敌必大举报复，在其报复之后我不再刺激敌人，在敌人兵力不够的现势下，不一定对我们再作大的进攻；如小的进攻，我们当易于应付。即或敌人作大举“扫荡”，则必须由徐州及扬州两个系统统一指挥才行，但如此大举布置，则我们也易预为准备，且其配合亦不一定十分密切。同时敌人亦有让我主力向西北转移而便于其东南之三、四分区“清乡”企图，因此我们才决定组织此战役，不知是否正确，尚乞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