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敌之守备战术/ITILE>

（一）敌之特点

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以前，日军南浦部队由于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以及经受了我们两年时间的长期纠缠与削弱，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遭到了打击。我们研究当时日军在战略指导上对我军不是完全进攻性的，而是带着防御性的；对我根据地无数次“扫荡”是带着季节性的或局部性的战役“扫荡”。日军在战役指导上表现为防御姿态的“守望战术”：只是控制了点和线，把据点守起来，广大的乡村并没有力量去控制，而且对内又要监视伪军，陷于两面应付情况、两面作战的处境。这基本上是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先天弱点所造成，也是日军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利情况。

由于兵力不够，事实上是陷于分兵把守的状态，被迫的把自己的力量限制在点和线的守备上面，敌占领据点愈多，兵力愈分散，更减弱他进攻的突击力量。
日军对伪军政策的错误，也造成了自己今天的不利情况。因全苏中伪军数量号称有五万人（实数也有三四万人），这一支庞大数量的伪军并不能完全在日军意志下面行动，也并不是完全甘心受日军驱使的。因此，并不能完全发挥其作用，某些地方相反成了日军的“赘瘤”。当时南浦部队在苏中只有四个大队，又要对付我军，又要对付伪军，不得不前瞻后顾，不得不对伪军采取分治政策。日军并不希望伪军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而乐于分别统制，甚至有意识促成伪军集团间自相倾轧，以便驾驭。例如日军一个小队长可以指挥伪军旅长、团长，日军一个中队长可以指挥伪军的师长。又由于日军分治政策，结果助长了伪军之间各自称霸称王、封建割据、互相倾轧的局面，这种形势对日军是不利的。过去苏中伪军几乎全部与我对立，但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我军军事、政治上的胜利，又正确的执行了伪军政策，使伪第一集团军倾向于我，这是伪军对日军离心作用的表现。这更迫使日军对伪军戒备，而无足够力量对我军积极进攻了。比如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以前，敌发动对我“扫荡”，要从各据点抽调兵力，甚至某些据点兵抽空了，仅在碉楼上留着哨兵守望；或者发动对某一地区“扫荡”时，往往需要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这又证明了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
由于敌长期守望据点，增长了他对据点工事和堡垒的依赖心理，结果

①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粟裕在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期间，每年年底均召集有关人员，讲述当年对敌斗争的方针和战术问题，由参谋人员记录整理后，作为第一师向新四军军部年终报告的一部分。本篇是根据粟裕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述，由参谋处整理后向新四军军部报告的《一九四三年工作报告》中作战情况的第二部分。

离了碉堡便不能作战，这是会降低和影响敌战斗力的。而且敌兵力分散，在点线上往往只是一个小队一个分队甚至十数人，其下级军官在长期分散中必然会暴露很多弱点，并向腐化方向发展，使军心涣散。又或因敌军长期守备一地，有了财产，有了“朋友”，这样部队士气和战斗力都会削弱，逐渐消沉起来。

（二）我们的对策

我们认定苏中环境在抗战转入反攻以前，敌我斗争的军事形势是不会缓和的，即使已开始反攻了，在我苏中还是斗争尖锐的局面，这一直要到抗战的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才可以松一口气。因此在目前相持阶段，我们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是熬时间的问题。假使我们能把现有阵地坚持下去，把我们现有力量保持下来不受大的损失，一直到反攻到来，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总任务，也就是我们的战略任务的胜利。根据这个总任务，我们布置工作，一切要以争取时间深入地方工作和增强主观有生力量为着眼点。我们的战斗任务也是根据这个方针来确定的，如一九四一年丰利保卫战、三仓保卫战，我们是用尽可能用的力量，想尽一切的办法，使敌人不能轻易侵占我们某一中心市镇。这些市镇能多控制一时期在我们手里，即可以使我们根据地各方面工作多深入一步，但也并不是决死必争的硬拼蛮干。至去年春天，我们对敌斗争方针，又有了转变，是以不过分的和主动的去刺激敌人，以求得相对稳定的间隙时间来休整我们的力量为目的。有时敌向我“扫荡”，我亦采取适当的避战方针。在平时指挥机关亦靠近敌守备薄弱的据点驻。不使自己过分暴露而刺激敌人，以免引起敌对我不断的进攻。
敌人如果已经出动“扫荡”，我们设法加重他后顾之忧，降低他对我进攻的信心。如敌在向我中心区“扫荡”时，我则适当将兵力转入外线，对敌后方据点实行挺袭；这种进攻，要有一定的重点，攻其必救，这在政治上的收获远超过军事上的价值。因为敌人后方一般来说统治较强，我能出奇制胜，不但振奋了敌统治区人民，而且使敌人前线部队“扫荡”信心大为降低，迫使敌人在出动“扫荡”时，必须顾虑到应控制必要数量的兵力守备后方据点，至少可使他不敢倾巢出犯，做得好也可使敌人不敢积极向我进攻。
如敌已进入我中心区“扫荡”，我们在初期往往采取避战方针，使敌扑空，以挫伤其士气，疲劳其兵力，除留小部队原地坚持与敌周旋外，主力可转入到敌进路翼侧地位进行隐蔽，因为当敌“扫荡”初期，各路敌军有目标的分进合击，我们应避其锐气。待至“扫荡”末期，在敌各路兵力撤退时期，我们将主力控制在敌翼侧机动地位，突击其薄弱一路，或在其退路上，或在其据点附近予以伏击，都可制胜。这不但是乘敌不备及疲惫之余，而且此时期敌各路“扫荡”兵力各向原据点退走，不及援救。在我则有“以逸待劳”及“欺其弱”的有利条件。

（三）实施上述对策时我们的缺点

在敌人陷于分兵把守的不利情况下，我们以政治攻势动摇和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不够；对伪军工作有了相当基础，但对日军工作简直没有，假如我们过去在这一方面能做好，那我们胜利一定会更大。这也使我们对战术问题不仅从单纯军事上去考虑，而且也应从政治上去考虑。
如果我们伪军工作做得好，我们可以争取伪军，孤立日军，或者利用伪军实行里应外合来夹击日军、瓦解日军。这种例子在过去还没有，所以过去给敌人的打击多半是单纯的采用军事手段，一九四二年八月的石港战斗，

军事政治力量配合应用，得到了成功。

由于伪军战斗力弱，大部分据点都是日伪共守的，假如我们能在战场上实施机动，以适当兵力牵制日幸而集中兵力向伪军猛扑，还是可以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的，这不但可以使日军不信任伪军，而且还可使伪军对依赖日军的信心大为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