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亚洲“四小龙”

近 30 多年来，香港、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经济迅猛发展，它们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一方面高度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一方面又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各种工农业初级产品，发展出口加工业，扩大对外贸易，逐渐从鲜为人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跃而为引人注目的贸易强国，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亚洲“四小龙”位于亚洲的太平洋地区，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 人口稠密，文化渊远流长，但自然资源缺乏（除台湾外）。因此，“四小龙” 的经济地理状况，为其经济腾飞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它们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狭隘的国内市场，成为促使其经济外向型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此，近几十年来，虽然世界经济处于低速增长时期，但亚洲“四小龙”却在世界经济低调中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据统计从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全世界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 7％的国家和地区共有八个，“四小龙”无一不在此列，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 6％ 的，全世界亦有八个国家和地区，“四小龙”又理所当然地占了一半。同时“四小龙”的工业、外贸和引进外资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战后“四小龙” 出口增长近百倍，出口结构从纺织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工业品，向技术尖端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转化，已从农业社会或以贸易为主的社会，向以加工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并正在逐渐向信息社会发展。由于亚洲“四小龙” 战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因此目前它们都已全部进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这种迅速崛起，虽然原因十分复杂，但是依据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经济发展战略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战略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按经济开发战略来分类，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50 年代，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先后实行了以进口数量限制、高关税壁垒和币值高估为主要特征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所谓进口替代型战略的主要内容，在于尽可能增加本国的工农业生产，即把原来依靠进口的比较简单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用品，在本地区生产，尽量少进口或不进口，以逐步改变对外国的依赖，实现经济自主。但是，到了 60 年代初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替代进口”战略遇到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之下，能够替代进口的生产部门和活动范围是很有限的，实际上只是减少了一部分消费品的进口，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大部分仍然要依赖进口；其次，这个时期“四小龙”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产品、水产品和矿产品等原料性初级产品，而这些产品的出口，由于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其增长率比较低，而且换回的外汇也很少，工业部门却需要用大量外汇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由于这些进口产品多半是重工业产品，附加价值比较高，因而进口额增长率还会超过“替代进口”部分，而这些设备和原材料又多是发展“替代进口”产业所必需的。结果“替代进口”反而引起进口的增加，“替代进口”的过程能否继续进行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进口的增加；再次，由于本地生产的产品成本高、质量差、政府又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因而所生产的产品，无论消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其销售量都是有限的。同时，“替代进口”工业的生产基本上面向本地市场，而本地市场范围很狭小，因此，到 50 年代末期，

许多“替代进口”企业的生产，都因销路不畅而关闭；此外，“四小龙”大都资源缺乏，工业部门所需要的许多原材料和能源都要依赖进口，但缺乏进口这些原材料和能源所必需的外汇储备。“替代进口”政策不仅限制了外国商品的进口，而且也限制了本地商品的出口，这种政策对本地企业的自由竞争，提高经营积极性，积极投入国际市场，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等都极为不利。政府虽竭力以此摆脱对外国的依赖，但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经济关系不断扩大的时期，这种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对于既缺乏资源和资本，又缺少技术和设备的“四小龙”来说，只能是自己束缚自己手脚，不能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替代进口”战略陷入了上述种种矛盾之中，使“四小龙”难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因而纷纷采取改革措施，另谋出路。进入 60 年代以后，也即进入第二阶段，“四小龙”相继转而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把出口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把振兴出口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有利于资源分配，有利于享有规模经济的效益，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扩大就业比重等优越性。因此， “四小龙”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实行，使它们的出口贸易发展速度突飞猛进。自六十年代起，“四小龙”的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大多数年度的出口贸易增长率保持在 10％以上，大大高于五十年代的出口贸易的增长率，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同时，“四小龙”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口商品中，原料性初级产品减少，工业品比重增加。从战后初期到五十年代末，“四小龙”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水产品和矿产品等原料性初级产品，其比重达 75％以上，工业品出口仅占很小比例，进入 60 年代后，随着出口贸易的扩大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初具规模，“四小龙”工业品的出口比重逐渐增加，原料性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渐下降，直至占很小比例，到 80 年代“四小龙”工业品出口比例均高达

90％以上。其时，“四小龙”大宗出口商品也由六十年代的劳动密集型向 70 年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60 年代以前，“四小龙”的出口商品中，很少有超过 1,000 万美元的大宗出口商品，进入 60 年代以后，超过 1,000 万美元的大宗出口商品逐渐增加，在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但这个时期形成的大宗出口商品，主要还是局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 70 年代，这种情况起了变化，大宗出口产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船舶、钢材、机械、水泥、电子产品等出口量迅速增加，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中，轻工业品的比重逐渐下降，重工业品出口有明显的增长。

随着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出口商品结构的显著变化，“四小龙”的出口商品适应性增强，出口贸易地区逐渐扩大，从近邻发展到远洋，从发展中国家扩大到发达国家，并争取贸易多边化，不断加强同我国、东盟各国及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并力求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开辟市场。目前，“四小龙” 的对外贸易对象已遍及世界各地，且大多集中在美、日、西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正是由于“四小龙”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实行，使“四小龙” 的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迅猛，在近 30 年中，“四小龙”一跃而成为令日本和美国担心的竞争对手，韩国甚至被称为“亚洲新出现的第二个日本”。

然而，全部实行“出口导向”开发战略的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 从优先发展的经济部门来划分，又可分为两类战略：韩国和台湾实行的是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香港和新加坡则较为强调发展多元化的综合发展战

略。

从 60 年代开始，韩国在“出口导向”的总战略下，实施“五年经济发展

计划”，为以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奠定了基础；进入 70 年代以后，韩国在工业现代化建设方面，过份偏重发展重化工业的路线更为明显，以扭转重化工业落后局面，改变整个工业结构的畸形状态，保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台湾实施重工业战略的经济基础相对坚实，从农业发展到轻工业， 然后再发展重化工业。韩国和台湾这两个地区，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经济发展， 都通过实施重工业化战略，来稳定人心，提高经济实力，但是由于在具体实施步骤和方法不一样，所以结果亦不尽相同。韩国选择过分偏重发展重工业的路线，使经济不平衡状况十分严重,70 年代全力以赴追求扩大经济规模的做法，导致了国际收支的恶化和外债膨胀，成为 80 年代未能解决的一道难题。而台湾实行重化工业的战略，贯彻平衡发展的原则，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时，在高额关税和进口限制保护下，发展非耐用消费品工业；土地改革的成功，通过粮食供需关系好转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又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再实行重化工业的战略，保证经济协调、迅速发展，不仅在直接生产部门和基础设施，所有经济部门都保持合理的发展比例，自 1971 年以后

（1974、1975 年除外）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顺差，从而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和韩国外债负担沉重形成鲜明对照。

在“四小龙”中，香港和新加坡的部门发展战略，多少有点相似之处。地域狭小，市场容量有限这样的地域经济状况，如果仅让经济发展依赖于个别行业或依赖于某一部门、某一产品的生产，产品不以世界市场为目标，这样的经济就无法适应世界经济竞争的变化，无法发挥地区的经济优势，而且， 香港和新加坡都需要进口原料和燃料，资金、技术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很强， 因此两地工业发展的最大特征都是与对外出口联系在一起，工业产品的生产大部分不是为了自销，而是为了出口。在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韩国、台湾的工业竞争力量的崛起的形势下，香港、新加坡选择的战略只能是产品多元化、部门多元化和市场的多元化。

由于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中，战略运用得当，处于资金贫乏之际。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四小龙”从而使它们在六十年代的经济相继起飞成为可能，并为它们以后的经济高速、稳定及相对持久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四小龙”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在工业结构、出口贸易、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推进经济发展的大政策。

在工业结构上，“四小龙”建立了具有灵活弹性的结构形式，从而有效地利用了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亚洲“四小龙”原有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工业门类不全，在五十年代时仅有一些传统的纺织、纤维、食品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进入 60 年代后，工业发展迅速，工业结构发生很大转变，逐渐从单纯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变为劳动、资金、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工业结构。“四小龙”发展工业采取的是顺应国际经济形势，利用外部机遇，发挥本国（本地区）特长，分阶段、有重点、不同时期发展不同产业的方针。60 年代初期，在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分工开始出现新格局，一些发达国家致力于利用科技新成果发展收益更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乘此良机，利用本国（本地

区）廉价的劳动力，建立了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印刷、成衣、橡胶工业等，同时扩大出口，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和资本积累。70 年代，世界发生了两次能源危机，发达国家又把一部分大量耗用原料、燃料的重化工业部门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四小龙”抓住机会，发展了以汽车、造船、钢铁、石化为代表的重化工业。进入 80 年代以后，“四小龙”着重经济重组，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调整，重点发展电脑、生物工程和智力服务行业，促使产业结构现代化。如韩国的“科技立国”、新加坡标榜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台湾所称的“科技升级”、香港提出的“工业多元化”。产业结构高技术化使“四小龙”工业进一步发展，经济实力更强。

亚洲“四小龙”还是世界上出口贸易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在近 20 多年中，平均以每年 10％左右的速度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的一年达 40％以上。至 1987 年，台湾、香港和韩国的出口额分别达 535.5 亿美元、450 亿美

元和 460 亿美元，大大高于 50 年代每年出口仅 10 亿美元左右水平，且分别比 1986 年增长 34.7％、28.6％和 32.6％。目前，“四小龙”的贸易对象已遍及世界各地，产品主销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四小龙”出口贸易的发展，与其一系列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四小龙” 采取的政策的共同特征是：以出口贸易为中心，促使整个国民经济围绕出口部门运转，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首先，“四小龙”都建立以出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规划，把工业生产的目标转向国际市场，集中一切技术设备、资金和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再用出口收入买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再加工后销往国际市场，通过参加国际循环，促进出口增长。其次是选择外汇换取率高、技术工艺不太复杂、容易在短期内取得成果，并能随时根据国际市场变化改变产品品种的行业，作为出口产品的开发重点，并从财政、税收、原材料等方面给予优惠。第三，建立出口加工区，给予种种优惠政策，使加工区的企业面向国际市场，给出口提供稳定的货源。第四，在国外广设贸易网点，加强市场动态调研和技术情报收集工作。第五，采取符合实际的汇率和放宽外汇管制的政策，允许资金流动自由。第六，加强对出口企业的管理和服务。第七，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贸易策略，把邻近国家和西欧作为分散市场的重点开拓地区，以减轻对欧、美市场出口的高度依赖。第八， 针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四小龙”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利用被投资国的出口产品配额出口，或向被投资国出售，藉此绕开出口产品配额，扩大出口。第九，促使企业提高在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和竞争力，让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成功。同时，由于经济起飞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而“四小龙”当时又积极创造条件，成功地引进了外资，为经济起飞奠定了物质基础。它们一方面制定科学合理且有法律保障的优惠政策，鼓励外资进入并规划其投向，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外商投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另一方面“四小龙”投资培养了一大批素质较好且工资较低的劳动者和有关专业人员到外资企业就业，从而保证了外资投资的顺利进行。

“四小龙”的经济之所以能发生奇迹般的增长，其中经济政策和经济机制的作用是相当大的，而综合经济政策大抵是在各自相对稳定的金融框架内制定和推行的。“四小龙”根据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经济发展战略， 采用不同的中间指标、操作指标及货币政策，连同大致相似的金融政策最终目标，构造了相对稳定的金融政策框架。在它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自的政府和金融当局在既定的宏观金融政策框架内，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规模的

经济活动，制订了一系列金融货币政策，围绕总体经济规划在金融方面给予重要配合。这种相对稳定变化的金融格局在“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各自比较完整和多样化的金融体系，构成一个资金的“血液循环系统”，促使资金川流不息地、充沛地流向各经济系统，推动经济的增长；二是金融机构在提高国内储蓄水平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四小龙”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它们为促进“四小龙”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其文化教育水平较高不无联系。亚洲“四小龙”重视智力开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它们把发展教育、提高人才素质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以“智”取胜。由于受教育的人数增加，社会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迅速提高， 弥补了自然资源匮乏的缺点，对促进经济增长起了较重要的作用。

此外，随着“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发展，“四小龙”的社会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四小龙”在剧烈的竞争和动荡的国际经济贸易中仍能继续保持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成为“四小龙”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同时，亚洲“四小龙”的历史悠久，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历史上都曾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在政治上要求独立的民族意识十分强烈，由此也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使得“亚洲四小龙”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形成了“四小龙”经济的良性循环，并使“四小龙”得以从发展中国家一跃而起，全部跻身于世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韩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部，朝鲜半岛的南部，东濒日本海，西临黄海，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韩国面积 99,000 多平方公里，约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 45％。其中山地和森林占总面积的 67.2％，河川及其他占总面积的 10.1％，耕地只占 22.7％。韩国人口约为 4,200 万，是个单一民族的地区。

韩国境内自然资源贫乏，主要工业用原燃料主要依靠进口。如工业用石油、牛脂、原棉、糖、铝等资源 100％靠进口，原木和化学原料的 85％和 98

％靠海外供应。韩国矿产资源也不多，除重晶石和锌较多，分别占世界同类矿物储量的 3.4％和 1.4％以外，煤矿储量仅占世界煤矿储量的 0.02％，铁矿储量仅占 0.05％，铜矿储量占 0.26％。

由于战争的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韩国的经济处于瘫痪状态,1948 年其工、农业产值分别仅相当于 1940 年的 21％和 72％，在 1950～1953 年的战争中，工、矿、电力、交通的二分之一遭到破坏，乃至 1957 年才恢复到战

前水平。自 60 年代以来，韩国推行“出口第一”的经济政策，靠大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装备，在依赖进口原料和剥削本国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发展了出口加工工业，并把对外贸易当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从而建立了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由于韩国的农业生产基础较差，因此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先工业化，后农业现代化”的不平衡发展步骤。60 年代， 韩国在“出口导向”的总战略下，实施“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为以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奠定了基础。韩国制定的 5 个经济发展计划中，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6）时期，重点发展了能源开发、改善交通、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工程，并发展了化肥、水泥、纺织，以此取得消费资料进口替代效果， 从而使其形成了以纺织等轻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为此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1971）时期，其产业重点放在了化学纤

维、石油化工、电气机械和钢铁工业领域，以求改善工业内部结构，促进重化工业化；进入 70 年代以后的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2～1981 年）时期，韩国在发展工业现代化方面偏重重工业的倾向更为明显,1973 年韩国正式提出把钢铁、造船、电子、汽车、石油、化工等部门作为战略产业，到 70 年代末，韩国的钢铁、造船等若干主要部门，无论生产能力，还是出口数量和竞争方面都开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造船能力从 70 年代的 1.2 万吨跃增

到 80 年代初的 125 万吨，居世界第二位，韩国的浦项钢铁工业公司以 920

万吨的年产量成为世界 15 个巨型钢铁厂之一，且该公司所拥有的钢铁冶炼技术已远远超过日本；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82～1986），其产业重点开始转向精密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知识、信息产业等尖端的技术产业领域，从而为其在 90 年代建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打下了基础，例如,1986 年，韩国开始批量生产和销售 1 兆位动态随机存储元件，并向被称之为下一代集成

电路的 4 兆位动态随机存储元件攻关，同日本展开竞争。最近，韩国又决定

将精密化学工业建成 90 年代的输出主导产业，并制定了把重点放在精密化学工业技术开发上的方针。技术开发包括：1991 前每年输入 50 项技术，开发输出 30 种制品,2000 年前独自开发 10 个以上的新产品。为此，韩国加快了

技术引进的速度和规模，并决定在 90 年代投资 10,090 亿韩国元，扩充、加强它所捐助的研究机构，使之达到国际水平。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韩国就大力引进外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自1962～1986 年韩国共引进了 3,000 项以上的外国先进技术，所花费用占外国直接投资的 55％，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13.6％，且绝大部分的引进技术用于重工业，其中仅金属、机械、电子、石油 4 个行业就占四分之三左右。由于韩国大胆引进外国适用技术，从而培养起了自己的技术开发力量，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促进了产业技术水平的较快提高，从而改进了产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了出口，提高了当地工业的经济效益， 并据此在 60 年代建立了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核心的轻工业基础，到 70 年代又创立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重化工业基础，为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在 90 年代建立高技术化产业创造了条件。

韩国的技术引进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60 年代主要是接受无偿的技术援助；70 年代有选择地引进外国技术，并通过独特的“学徒”、“模仿”和改造的方法来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80 年代则提出“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开始有选择地利用核心技术开发软件， 对产品进行质的改变。近年来，更是注意引进有专利权的原本技术。此外， 为了掌握国外的核心技术，韩国还通过向海外半导体、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等尖端技术进行新技术投资的手段来间接的进行技术引进，掌握核心技术后再回国内投资生产。韩国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还很注意采用技术合作的方式，同美国的技术合作重点是纺织、电力，建筑等产业；同日本的技术合作侧重于化学纤维、水泥、炼油、化学、金属、机械等部门。目前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如石油化纤、钢铁、船舶、铁路机车、汽车、彩电、64k 集成电路芯片，已成功地打入欧美、中东和东南亚市场。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以发展经济，虽为此支付了巨额外汇，但从中所获得的好处却大大超过了所付出的代价，对其整个国民经济水准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韩国外资的利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其引进外资的过程大约

经历了 3 个阶段。其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1960 年，韩国以接受“援助” 的形式引进外资。这一时期，韩国接受的美援，以及名义上是国际组织、实际上是美国援助的韩国民间救济计划援助和联合国韩国复兴委员会的援助， 共计 30 亿美元，依靠这些“援助”，韩国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其二，韩国正式以借款形式引进外资始于 1959 年，韩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1962～1966 年间，韩国所借财政借款达 124 亿美元，占同期韩国引进外资总额的 45％，同期韩国商业借款 138 亿美元，占 49.9％，这样，这期间韩国一共借款 262 亿美元，占引进外资总额的 94.9％，借款成为这一时期韩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方式。其三,80 年代以后，韩国开始注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且步伐较大，以更利于引进外国技术和管理，同时减轻庞大的债务负担，改善国际收支。据统计,1981 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1.45 亿美元,1985 年为 5.32 亿美元,1980～ 1986 年间的投资总额达 20.37 亿美元，与 70 年代同期相比，投资额增加了

14.33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力地促进了技术引进的进行,1981～ 1986 年，引进技术达 2,350 项，占 1962～1986 年间引进技术项目总数的 60

％以上。

就出口增长速度而言，可以说韩国居领先地位。1960 年经济起飞时，韩国的出口额仅 3,283 万美元，但到 1964 年出口额已超过 1 亿美元，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39％。进入 70 年代以后，尽管受到世界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但是韩国的出口贸易额平均年增长率依然保持在 4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并大大超过同期 19％的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到 1979 年出口额达 150.55 亿美元。80 年代是韩国出口增长更为迅猛的时期,1981 年出口额比 1977 年翻一番达 212 亿美元,1987 年出口额又比 1981 年翻一番，达 440 亿美元。韩国

从经济起飞时（1960 年）的 3,283 万美元的出口额，跃升到 1987 年的 440

亿美元，仅用了 27 年的时间，速度是惊人的。

随着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韩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工业品比重增大,1969 年，工业品出口比重达 79％，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出口。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重工业品出口又有明显的增长。1969 年韩国出口总额中轻工业品占 67.8％，重工业品为 13.5％，从 1972 年开始政府增加了对重化工业的投资，力图扩大附加价值高的重工业品的出口，使得在轻工业品的出口额仍继续增大的情况下，重化工业品的出口比重逐年增大起来,1972 年，重工业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提高到 21.3％,1977 年占 33％，从1968～1977 年的 10 年内，轻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 36.7％，而重化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 63％。近年来，这种结构的变化更为显著,1985 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已占出口总额的 96.6％，其中重工业、化工产品在出口制成品中所占比重 1985 年为 59.1％,1986 年达 60％左右，而且随着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 出口商品向更高级、更尖端的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

同时，出口市场也正不断扩大，目前与韩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共有 135 个国家和地区，且主要集中在北美和亚洲地区，其中美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1962 年来，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近 30 倍，年平均增长 34％。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1965 年以来，韩国对日本的出口平均每年增长 40％左右。为了摆脱对日本进口的过份依赖，以及对付美国实施的进口限制等日益严厉的保护措施，韩国努力发展全方位的国际贸易策略，把邻近国家和西欧作为分散市场的重点拓展地区，以减轻对日、美市场的高度依赖，目前韩国已在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分别建立起了汽车零件、交通机械、精

密仪器、电信设备等合资企业,1986 年韩国对欧洲市场的出口比 1985 年增长了 55％。

韩国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进口贸易总额也有了巨大的增长，而且进口贸易结构也有明显变化，为出口服务的原材料、机器设备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很大。如机器设备进口额一般占进口总额的 30

％左右，原材料占 55％，消费资料仅占 15％左右。随着进口贸易结构的变化， 韩国的进口市场结构也发生着较大的改变。韩国的进口市场主要集中北美洲和亚洲，但是近几年它同亚洲各国的进口贸易越来越超过北美，从中东地区的进口和从西欧各国的进口也在不断的扩大，且对非洲、中南美洲的进口贸易也在逐渐地呈增长趋势。

台湾省，位于我国大陆东南 100 多公里的海面上，北面是东海，东面太平洋，南面是南海，隔巴士海峡与菲律宾遥遥相望，西临台湾海峡，与福建省接邻，最近距离只 130 公里，全省包括台湾本岛，临近属岛和澎湖列岛，

计有大小岛屿 80 余个，陆地总面积约 36,000 平方公里，其中台湾本岛面积

35,000 多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 97％以上，是我国第一大岛。台湾目前人口总数为 2,000 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族，约占全省人口的 98％，高山族是台湾的少数民族，约有 30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2％。台湾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集中于台北、台南、台中和高雄、基隆 5 个较大的城市。

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中唯一的农林资源和物产丰富的地区。由于这里地跨北回归线，并受台湾暖流的影响，属亚热带—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长无冬，因此其农业生产条件极为优越，台湾水果品种繁多，四季不断，有香蕉、菠萝、柑桔、木瓜、柚子、龙眼、芒果、槟榔、荔枝、杨桃等 80 多种， 被誉为“台湾三宝”的米、糖、茶，是驰名中外的三大物产。台湾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森林覆盖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50％以上，比欧洲著名的山林之国瑞士的森林面积还大一倍，木材的蓄积量达 3 亿立方米以上。台湾的矿

藏资源也很丰富，现已探明的各种矿藏有 200 多种，但多数储量不丰。目前

已开采的矿藏有 30 余种，主要是煤、硫磺、金、铜、天然气等。台湾还是我

国重要的渔产区，鱼类多达 500 多种，台湾出产的海盐也久负盛名，从鹿港到安平之间的沿海地区是海盐的主要产区。此外，台湾旅游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日月潭、阿里山等均为著名的风景区。因此，台湾是我国名符其实的宝岛。

台湾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拥有农、林、水等多种综合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社会经济历史基础。台湾农业是面向世界市场的多样化商品型农业，它是我国稻谷、甘薯为主的粮食作物和甘蔗、茶叶、多种热带或亚热带水果的生产基地，其中，甘蔗是台湾最重要的经济作物。稻米是台湾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但是多年来产量增长缓慢，使台湾粮食问题日趋严重，致使台湾不得不从美国、泰国等地进口粮食，每年达 400 万吨以上。而茶叶是台湾重要经济作物和出口物资之一，品种以绿茶为主，主要销往美国和南洋各国。台湾有“水果王国”之称，水果种类多，产量大，而且大部分水果以鲜果输出到美国、日本和欧洲，一部分经加工后出口日本。然而，由于台湾多数农产品依赖国际市场，生产很不稳定，因此，台湾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出口中的比重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在工业方面，台湾工业在日本统治时期是以掠夺资源、开掘矿山和农产品加工为主，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近几十年中，台湾加工出口经济发展

较快，特别是由于台湾当局实施从农业发展到轻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基础相对坚实的工业发展战略，从而不仅使台湾的经济在近几十年中保持了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而且也使其出口贸易发展迅速。70 年代以后台湾外贸一直享有顺差，致使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目前台湾外汇储备高达700 亿美元，是世界各国中外汇储备最高的地区。

1953～1960 年间，台湾实行第一、第二个“四年计划”，以增加生产， 稳定经济，改善生活为目的。主要发展了农业，“以农业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还发展了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塑料橡胶制品等轻工业。随着工业的发展，台湾减少了生活必需品的进口，节省了外汇，扩大了就业。60 年代，台湾在第三～第五个“四年计划”期间，继续发展集约型农业、轻工业， 加速发展了出口工业，逐步改善了经济结构，在满足本地市场和稳定物价的基础上，工业转向国际市场，通过进口原材料的加工装配，扩大出口，到 60

年代末，台湾的重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进入 70 年代以后，台湾为了建立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以及为了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称之为“台湾岛改造计划”的建设。1973～1977 年，台湾实施“十项工程项目发展计划”， 中国钢铁公司、中国造船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大公司以国营企业形态出现， 重点发展，扶植了钢铁、造船、石化三大工业部门，而其余七项工程项目则全部是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港、海湾等社会基础服务设施，其间投在重化工业部门的投资额为 432 亿新台币，占“建设计划”投资总额的 19.5％。此后，从 1978～1984 年又实施了“十二大工程项目建设计划”，其中仍有六项是投向公路、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并进行中国钢铁公司第二期工程的建设， 开始着手装备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以及实行开发新城市计划，着眼于发展农业和普及社会福利。因此，台湾两次“建设计划”的重点在于：解决交通运输拥塞问题，建成环岛铁路与公路网，扩大港口和机场，促进对外贸易； 建立和扩大核能源设施，改进能源结构，增加能源来源；设立农业机械化基金，兴修水利，促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扩建城市和住宅，建立文化中心， 增加社会福利设施等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以及进一步发展钢铁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以适应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现代化。台湾通过“十大建设计划”和“十二项建设计划”使农业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从而更加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进而实现了重化工业化。80 年代中期，台湾二十几项轻工产品的外销量都奇迹般地名列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的雨伞王国、自行车王国、鞋业王国、网球拍王国、手提包王国、千斤顶王国、毛衣王国、圣诞灯串王国，等等。1983 年，台湾出口雨伞达 1,000 多万打、自行车 500 万辆及其轮胎 8000 万条、网球拍 600

多万只、缝纫机 316 万台、电扇 1,200 万台、微型电机 2.4 亿个以及拆旧船267 万吨等。1985 年台湾出口商品结构中轻工制品比重依然达 57.4％，高于重化学工业制品的出口。其中，磁带录像机、大型集成电路、小汽车等产品的出口规模均落后于韩国。此后，为了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摆脱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存在的不利因素，进而强调发展高科技战略，以高科技化为标准，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将许多受到生产要素制约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进入了所谓的经济转型期。此时“大量生产”的生存方式已不灵，以量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台湾近几年陆续失去了“世界第一”的宝座。但由于使用高科技进行积极的技术改造，实现了生产过程的现代化。在传统的轻工业品失去竞争力的同时，一批新产品

成为台湾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冲刺的角色，许多电子产品，如电脑终端机、电脑显示器、个人电脑电路板、电脑影像扫描机、卫星电视低杂讯放大器等变成台湾产品新的“世界第一”。

台湾工业分布十分集中，岛屿各部分经济差异显著，反映出台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目前，台湾工业主要集中在 3 个地带，其一，北部以台北为中心，以轻纺工业为主，其中台北是台湾省政治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工业产值占全省的 45％左右；基隆位于台湾东北沿海，是北部最大的港口； 新竹位于台北西南，是台湾省制糖、制茶和纺织品工业基地，目前在此建立了高科技工业园区，引入高技术企业上百家，资金近亿美元。其二，南部以高雄为中心，它位于台湾平原西南端沿海，是台湾南部最大的工业、交通中心和全省最大的外贸大港，年吞吐量约 5,000 万吨左右，工业中重工业比重较大，是台湾钢铁、炼油、石油化工、炼铝、拆船与造船工业中心，目前是台湾省的第二大城市。此外，南梓、高雄两个出口加工区也位于这一地带。其三，中部以台中为中心，以轻工业为主，是台湾中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设有台中出口加工区，台南市位于台湾平原西南部沿海，现在是台南平原的农产品的集散中心，附近是台湾最大的盐产地。

台湾整个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原材料、燃料和技术设备大量依靠进口，工业以加工装配和外销为主，因而对外贸易相对发达。从 1963 年起，台

湾外贸大幅度增长，进出口贸易额 1965 年超过 10 亿美元,1972 年超过 50 亿美元,10 年出口增加 12.7 倍，平均年递增 30％，超出世界出口值平均增长11.7％的速度。随着出口猛涨,1971 年入超转为出超，进出口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71.68％。1978 年台湾出口额超过 100 亿美元,1981 年超过 200 亿美元,3 年翻一番,1987 年达 535 亿美元，又翻了一番多。随着出口贸易额的飞速增长，为了适应世界商品市场的需要，台湾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台湾的出口产品结构从 1966 年起发生重要转折， 到 1981 年，工业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由 1952 的 8％增至 92％，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则由 92％下降至 8％；其次大宗出口商品也由 60、70 年代的劳动密集型向 80 年代的技术密集型转变,1983 年电子产品出口总值 48.5 亿美元，首次超过纺织品跃居出口第一位。随着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和出口商品结构的显著变化，台湾的对外贸易联系也逐渐扩大，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但在 80 年代前，占其进出口总额 6 成以上的贸易量集中在美国、日本、香港、德国和澳大利亚 5 国，其中美、日更占了台湾出口总额的 48％，从而形成了其对美、日市场的高度依赖。为了改变这种不平衡局面，使出口贸易更进一步的发展，台湾在进入 80 年代以后，努力发展全方位的国际贸易策略，把邻

近国家和西欧作为分散市场的重点拓展地区。台湾对欧洲的贸易额 1986 年比

1985 年增加了 33.5％，创 6 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对邻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有了明显的增加。并继续扩大对日本的出口，大力开拓日本市场，从而使台湾的对外贸易地区有了较大扩展，目前其进出口总额 9 成的贸易量集中在亚洲、北美和欧洲。

台湾从国外引进技术的种类，包括民营企业的技术合作，外来投资、官营企业、加工区、财团法人及政府公共行政机关等技术引进。1953～1982 年间引进技术共 3,580 项，其中民营企业的合作技术占 48.28％，外来投资占

39.58 ％。全部引进技术中,1970 ～ 1979 年期间所引进的件数占 48.3

％,1980～1983 年期间所引进的技术占 29.5％。若按产业分类划分技术合作

的情况，则可以看到 1952～1983 年间，以电子电器（471 件）、化学品（375 件）、机械仪器（289 件）、金属品（250 件）、橡胶塑胶（109 件）等 5 种制造业为最多，占技术引进总数的 80％以上。

台湾的技术引进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为 50～60 年代， 为适应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的发展，对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进行技术改造， 主要在电子、塑料、胶合板等工业进行技术引进，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强这些行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其中 50 年代的技术引进侧重于“按钮式合同方式”,60 年代则侧重于与外国技术合作方式。第二阶段为 70 年代， 这一时期一是为配合台湾“十大建设”，引进了外国先进炼钢炉、石油化工生产技术、造船技术等；二是为了适应电子电器等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需要， 引进大量技术。这一阶段，台湾还建成了自己的核电站，核电技术得到了发展和应用。70 年代台湾引进外资以共同投资为主要方式。第三阶段为 80 年代，这一阶段台湾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实现“工业升级”，台湾当局积极发展当代先进技术，吸引外国尖端技术， 进行科研生产，与此同时，开始积极培植岛内科技，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建立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此外，台湾为了增强本地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消化能力， 往往采取技术合作的方式，到 1983 年台湾的技术合作对象依次为日本（1226 件）、美国（401 件）、欧洲地区（206 件），且技术合作的产业分布倾向在不同的阶段显示出同样的情况，即着重于化学、金属、机械及电子、电器业部门。

台湾原有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50 年代是在“美援”的支撑下发展了以纺织品、食品等非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产品主要内销。1950 年～1965 年，台湾引进的外资主要是美对台的“军经援助”，共计 40 亿美元，其中“经援”达到 14.82 亿美元，占整个引进外资的 65％。这一时期台湾对美“经援”的利用，大致可分为 4 种类型：一是输入加工原料用以满足岛内工业的原材料需要，原材料输入约占整个“经援”总额的 60.2％， 二是输入机器设备，用以加强工业的基础力量，机器设备的输入约占“经援” 总额的 25％；三是用以培养技术、管理人才，注意知识技术的输入；四是为稳定市场供需，进口一些必须的日用消费品。这个时期台湾已基本处于进口替代阶段。1965 年“美援”停止后，一方面台湾失去了可靠稳定的外资来源， 另一方面当局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由原来发展内向型经济转向发展出口加工经济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其相应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之一就是改革工业投资政策，以改善投资环境和减免税收为主要手段，奖励出口加工工业的发展和扶植民营企业的发展。从 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初，台湾进入了一个积极利

用华侨资金为主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接受美国“经援”为 0.32 亿美元，华侨

资金直接投资 6 亿美元，外国政府贷款 5 亿美元，共 11 亿多美元，其中华侨直接投资占 55％。70 年代初至 1980 年，台湾的外资利用又进入了以吸收外国银行贷款为主的时期，随着“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和重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台湾当局和官、民企业大借外债，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接受

外国政府和银行贷款 43.5 亿美元，华侨直接投资 19.95 亿美元，共 63.45 亿美元，其中外国银行贷款占 68％。进入台湾的外国投资和华侨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本有机构成低即劳动密集型企业，外国投资多集中于电子、化学、机械仪器等新兴工业部门，华侨投资的特点是项目多而每项金额小，而外国投资则项目少而每项金额较大。

在积极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同时，随着台湾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其外汇储备额不断升高，为此，进入 70 年代以后台湾的对外投资也开始活跃，项

目和金额逐渐增加，并把此看作“削减外汇储备”数量的一个措施。到了 80 年代，台湾对外投资进一步发展，在增加对印尼投资的同时，新增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尤其是在 1984 年和 1985 年，几乎出现了一种热潮。其中，投资较多的是电子和电器产品，目前已占台湾全部投资额的 31％，其次是化工制药行业，所占投资额达 20％左右。目前，台湾对外所有投资领域中，投资项目最多的是商业部门达 40 项以上，且有 16 项集中在美国，显然这是为了

扩大在美国的市场。电子和电器行业的投资项目亦多达 38 项，其中在美国的

占 17 项。因此，台湾对外投资的重点是在北美，特别是商业及电子、机电行业的投资。

香港，位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中心，背倚我国内地，所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香港在东、西方交通上，正处于太平洋沿岸中站，是远东国际航海和航空交通的要冲，欧美各国至远东航线的交汇点；其地处我国南方航线中心点，历来是南部中国和整个中国沿海的进出口岸，是我国通向世界的南大门。因此，香港成了世界著名的口岸。

香港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以及附近海域的 235 个岛屿组成，

土地总面积仅有 1,066.8 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岛是香港的“心脏”，著名的维多利亚商业中心和香港大学就在这个岛的北部。九龙市区是重要的工商业和住宅区，是大码头和广九铁路终点站，以及启德机场的所在地。而位于香港岛市区和九龙半岛市区之间的是维多利亚港，它是远东贸易运输的枢钮，港内的葵涌集装箱码头是世界最大货运码头之一，可以同时停泊 6 艘万吨级集装箱货轮。

香港目前人口总数为 560 万，其中相当部分为近年涌入香港的合法与非法移民，虽然香港人口增长迅速，但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却由 14.9％，逐步下降至 9％，反映了香港已逐步向现代化人口再生产的类型转变。香港目前是远东地区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目前，香港的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 5,033.3 人。在香港人口中,98％以上是中国血统居民，非中国血统的居民主要是英联邦国家移民，以及美国、葡萄牙、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德国和日本移民。

香港自然资源贫乏，在丛山之间，仅有少量可供开采的铁、铅、锌、钨、绿柱石、石墨、长石和陶土，而其中大部分矿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被运往了日本。因此，香港的金属采矿和石矿生产在现代经济中是微不足道的， 但由于香港岸线曲折，多良好港湾，因此渔产成为香港的重要资源，香港海产品不但可供内部市场需要，而且还有部分出口。

香港原是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港。本世纪 50 年代以前，香港凭借毗邻祖国内地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转口贸易。50 年代以后，由于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政策，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 促使香港转向发展制造业。由于香港一直是东、西方贸易的接洽处和中转站， 同世界各地存在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因此香港的制造业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加工出口导向特性。60 年代，香港经济酝酿新的发展和突破,70 年代香港经济进入多元化的发展阶段，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工业内部多元化，工业—外贸体制转为整个经济的多元化。香港采取工业多元化战略后，努力发展精密仪表、光学仪器、家用电器及化工机械设备等技术密度高的行业，目前电子产

品已成为香港的第二大工业，在世界电子工业中占总产量极大比例的小型电脑零件主要由香港制造。随着香港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香港经济从单纯依赖一、两个行业来带动经济增长，发展为多个经济行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商业服务、旅游业和房地产业逐渐上升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这些行业不论在就业人数、产值比重，还是资金的吸收诸方面，在整个香港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与外贸和制造业相比毫不逊色。对外贸易和香港商业、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的产值占香港生产总值的 60％以上，使香港的经济行业呈现出综合发展的多元化倾向。

香港对外贸易高度发展，一向是远东地区转口贸易中心。1948 年，香港的出口总值为 20.78 亿港元,1979 年达 759.34 亿港元，为 1948 年的 36.5 倍。

当然这与当时基数小，通货膨胀因素有关系，但其增长速度确实很快。到 1984

年，香港产品出口总值已达 1,379.36 亿港元，居远东地区前列。其中 50 年代香港出口贸易年增长率为 13.1％,60 年代为 14.5％,70 年代为 17.4％,80 年代为 18％，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香港的转口贸易额也曾由于本港产品出口增加而退居次要地位。从 1959 年开始，转口贸易只占出口总值的

三分之一以下，最低的 1970 年仅为 19％，但从 1973 年起，香港的转口贸易结构又出现重振趋势，到 1978 年高达 25.5％,1980 年为 30.6％,1980 年转口贸易值已达 300.72 亿港元。其原因一方面是的 70 年代以后，港府注重发挥香港作为远东地区重要的转口贸易地位，然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70 年代末期由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为了加速四化建设的需要，扩大了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往来，位于祖国南大门的香港日益成为进出口货物通过的重要桥梁，目前内地已成为香港进口、转口的目的地，居香港转口贸易来源地的第一位和出口市场的第二位。但是，目前香港产品在其总出口值中仍占相当高的比重，如 1984 年为 62.3％；1985 年香港总出口额 301 亿美元， 其中本港产品出口额占 55％。在进口方面，香港直接用于工业生产的资本货物进口增长非常快，其中工业原料、半成品及生产设备的进口比重大幅度上升。工业半成品进口中，结构也日趋多样化、高质化，其中电子配件、钟表零件，以及用于制造其他高档轻纺工业成品原料占 50％以上。目前香港的各类进口货品中，轻工业品进口已由第三位上升为第一位，纺织品进口由首位退居第二位，生产设备的进口由第五位上升为第三位，粮油食品进口退居第 4 位。现在在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中，按人均贸易额计算，香港甚至在

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工业发达国家之上，目前它已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其中，我国内地、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是其进出口贸易的最重要伙伴。到 1986 年，共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香港设立了 2,005 家公司，有 70 个国家在港设立总领事、专员及高级商务专员，充分发挥了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中心的作用。

香港在 1973 年和 1974 年先后取消了对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管制，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外汇市场开放、资金可以自由出入、低税率，从而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一般认为香港地区早期割让给英国，又地处世界航运要道， 其外资流入甚早。其实不然，在 50 年代初，外资对香港工业的投资还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当时香港的现代工业还刚刚兴起，加上政治关系不稳定，对外资来说，在工业方面作长期投资，要冒很大风险。到 1959 年，香港经济基本

完成了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过渡，进入 60 年代，加工工业的发展，不仅扩大了就业，增加了出口，同时促进了原材料、燃料和技术、设备的进口，

并带动了房产、建筑业和金融业等行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外资的进入。80 年代以后，外资进入香港的速度比以前更为迅速，其中以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居多，到 1985 年，美国在香港的投资额已高达 50 亿美元，投资中以制造业的比重最高，占其投资总额的 50％左右，其次为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国，目前其对香港地区的累计投资额达 13 亿美元，其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商业、金融保险和

服务业。据统计，到 1986 年仅外资在香港制造业的投资就达 118.3 亿港元， 它们分别来自美、日、英、荷兰、菲律宾、瑞士、新加坡等国家，这些投资主要投向制造业中的电子、纺织成衣、电器产品、食品、饮料、化工制品等部门。

大量的外资涌入，给香港带来了许多先进技术，促使香港在 20 多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外贸型结构转变为出口导向工业型结构，自 70 年代始，又转入多元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而现在则进入了多元化的综合型国际经济中心结构。香港当局一直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此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及先进技术和设备。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 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较为广泛，因此在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时，可选择的范围较大，能较经济地获得适用的技术和设备，除少数外资厂和大厂外，一般中、小厂极少引进全套设备，大多是选各国所长，单项引进，新旧结合使用。香港的电子、手表业很普遍，这类行业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往往带来新技术， 由于引进了美、日的先进电子技术、设备及管理方法，大大促进了香港电子工业的发展，并陆续建成 72 家大、中型电子工厂。现在香港已可自行设计生

产电子计算机、电子游戏机、半导体、电脑记忆系统等。进入 70 年代，由于周围发展中国家加速利用外资以增强各自的经济实力，香港当局才开始从长远考虑，相应采取一些积极吸引外资、改进工业基础的措施，大量引进和更新资本设备，使香港的传统工业部门的资本—技术集约程度显著提高。这些部门的产品出口额也占到了香港出口总额的 72％。进入 80 年代，香港的电子工业又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了微型电脑、微型电路、医疗用电子设备、电子精密测量仪等产品。此外，香港的厂家，还通过定牌生产，引进先进技术或设备。香港在提高工业技术方面除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外，还十分注意充分利用国际上的最新技术成果，努力仿制和改革新产品。可以说，世界上上述门类产品有什么新技术、新产品出现，香港就及时引进学习，把其变成具有本地特点的产品市场。从而使香港的出口产品始终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70 年代以来，外国金融资本不断涌入香港，目前香港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有“香港的银行比米店多”之称。据统计，香港现有商业银行 149 家（其中 35 家为本地银行）、分行 1,531 家。目前平均每

5,000 人、每 40 家企业和 0.2 平方公里市区就有一家银行。仅汇丰银行在港

九和新界就开设了 200 多家分行。香港集外资之多，仅次于伦敦、纽约居世界第三位。香港又是世界第三大黄金市场，香港成交的金银买卖总数比伦敦、苏黎世、纽约都多，居世界首位。

香港经济地理位置适中，既有内地广大的腹地，又能通往世界各地。因此，当今香港还是世界上最繁忙和效率最高的港口之一，它拥有 5 个集装箱

码头和 70 个巨轮泊位，停泊装卸迅速，每年有 2 万多艘远洋轮和 10 万多艘

内河船只进出，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班轮往来，港口年吞吐量在 4,000 万吨左右，是世界大港之一。目前香港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

香港自 1911 年开设航空业以来，客运量与日俱增。80 年代每年经过香港国际机场的旅客平均约达 900 多万人次，目前飞往香港的有 32 个国家航空公司

的不定期班机，平均每天有 150 余架次飞机起落。年空运出入口货量达 40 万吨以上，跃居世界各大机场之冠。飞机场还有电脑化运货大厦，客商来往方便，货物转运迅速，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航空港。

香港地域面积狭小，旅游资源匮乏，既非历史名城，又无名山大川。然而自 70 年代以来，随着香港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的旅游业也得到了蓬勃发

展，十分兴旺。1985 年世界各地赴港游客达 313.2 万人次，旅游收入约 18 亿美元，已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且其游客总数、旅游业收入或年增长率，均超过了新加坡。香港旅游业发展的原因，在于港府重视旅游宣传， 突出香港的“购物天堂”和“美食天堂”的特色，且观光项目多姿多彩，从而使香港自 70 年代以来，每年平均有数以百万的人出入，这是香港旅游业兴

旺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香港约有 240 家专门经营来港旅游的旅行社，世界各地还设有分社，形成一个庞大的国际旅游联系网。

此外，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联系的桥梁。香港中、英文并重，官方及对外联络的文字工具是英文，为信息的传递增加了许多方便条件。香港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中心的形成，一方面为国际市场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为国际所重视，同时作为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发展又需要了解国际上更多的信息。香港利用人造卫星通讯网络和海底电缆与世界各地区构成了 24 小时不间断的通讯联络。目前，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心，即使是东京和新加坡，也不及香港有这样完备的信息通讯中心。

香港是我国的领土，香港经济发展一直受到祖国的支持，同时香港对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对外贸易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圆满地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为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创造了更多有利的条件，这颗被誉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将会闪耀出更灿烂的光辉。

新加坡是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城市型岛国，由新加坡岛及其附近 54 个小

岛构成，总面积 617.9 平方公里。新加坡岛面积约为 563 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91％，为新加坡领土构成的最主要部分。新加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为世界海洋交通中心之一。它北隔 1.2 公里宽的柔佛海峡与马来半岛相望，并且通过人工长堤

相连，南面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尼相望，海峡长 105 公里，宽 16 公里，扼守着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因此新加坡素有“东方十字路口”之称，具有国际交通、经济、战略意义。

新加坡岛地势平缓，平均海拔 17 米，最高点仅 166 米，境内自然资源十分贫乏。除在新加坡岛上的武吉知马山及大、小德光岛等几个小岛上有些花岗石外，至今尚未发现其他矿藏。虽然四面临海，但渔业资源不甚丰富，年产仅 1.5 万吨左右，只能满足国内消费的四分之一。新加坡紧邻赤道，属典

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年降水量超过 2,400 毫米，是个气候宜人，终年常绿， 风光绚丽的热带岛国。由于气候适宜于各种植物繁植和生长，因此新加坡的植物资源较丰富，至今已发现的植物物种达 2,000 多种，其中橡胶、椰子是

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但现存数量不多。新加坡目前的总人口为 241 万多人，

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3,912 人。这在亚洲和全世界都属罕见。新加坡

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全国总人口中，中国血统的人占 75.4％，马来血统的人占 14.9％，印度血统的占 6.7％，其他血统的占 3％。

一个小小的、不发达的文化多元体、意外地被推上了独立的道路，竟然崛起为拥有大量财富，居东南亚地区经济领导地区的国家，这就是新加坡创业的奇迹。精明的战略和计划把这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弹丸小国飞速变成了世界上最繁荣昌盛的国家之一。目前它的人均收入居亚洲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硬通货储备居世界第 11 位，位居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前。即使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 80 年代初，新加坡经济年增长率依然保持在 6％以上，因而一直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现在，它正向世界经济发达行列迈进。制造业、商业、旅游业是新加坡的三大经济支柱。

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长期为英国占领，是英国远东贸易最重要的商埠和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又为日本占领，因而经济长期处在畸形、不发达的状态中。独立以后，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宗旨下，新加坡政府充分利用了它的优势，即拥有先进设施的港口，本身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技术水平远较相邻国家为高等优势，继续实行自由贸易和发展港口业务，大力发展制造业，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炼油、电子、转口贸易、金融、造船、旅游等产业交叉发展的多元化经济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的工业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自 1961

年开始实行工业化至 1979 年 6 月，为工业化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又经历了两个十年发展计划。第一个十年发展时期（1960～1969 年）主要是利用新加坡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海运业及海事工业。与此同时，通过发展工业， 初步实现工业化，以便改变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结构。为此，新加坡采取了重点发展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劳动集约型的工业方针，并在 1965 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把过去发展“替代进口”工业的工业化方针改为发展“面向出口”工业的工业化方针。新加坡第一个十年发展时期取得了很大成就，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8.7％。第二个十年发展时期（1970～1979 年）重点发展中等技术工艺和“脑力”服务行业，生产较为复杂的打字机、半导体、电视机、照相机、钻油平台、精密的机械和工具， 并开始较大规模地发展炼油业，为在下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实现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打下了良好基础。70 年代，新加坡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9.4％。1979 年新加坡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发展强调多元化，因而，从 1980 年起，新加坡开始了工业化的第二阶段，着重发展资本集约和技术集约的工业来代替劳动集约型工业，并以运输、通讯、贸易、制造和金融为其经济的五大支柱。具体发展目标是：成为中级和高级工艺的制造业中心，发展自动化器材组件、电脑及软件、电子仪器、光学仪器等高技术工业；成为贸易中心，更多地输出本地生产的高增值产品和工艺品；成为旅游、交通、通讯中心；成为电脑服务中心，培训电脑人才；建立金融超级市场提供最广泛的金融服务，扩大黄金市场，发展货币期货交易；成为医药中心；成为建筑及工程咨询中心。

20 多年来，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其中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是新加坡经济最显著的变化。目前，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居于各经济部门的首位。造船、炼油和电子三大部门已取代了农林产品加工而成为工业的主体，并分别占制造业总产值的 22％、25％和 13％。新加坡迅速把殖民地时期的单一转口贸易经济结构，改变为以制造业为动力的“多元化”

经济结构，不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而且也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变动。

目前，新加坡已成为或开始成为世界上引人注目的石油工业中心、海空交通运输中心及航空和海事工业中心、电子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和国际会议中心。

尽管新加坡常常感叹自己没有自然资源，然而这并未能阻碍它成为东南亚的石油工业中心。它历来支持东南亚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虽然相邻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石油工业，可是，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技术力量使它可以把石油加工业扩展到更为尖端的领域，以占领高档产品市场。现在新加坡已拥有 7 座炼油厂，日炼油能力 15 万吨，成为仅次于鹿特丹和休斯敦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炼油业已成为新加坡最大、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同时，它又是东南亚石油勘探开发方面的供应服务中心和世界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最大的供应国之一。新加坡生产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占世界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其次，这个城市国家正力图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计算和电子中心。新加坡的电子工业起步于 1965 年，最初是为本地市场生产黑白电视机。70

年代初，美国的计算机公司开始在这里组装计算机。 1972 年以后，电子工业蓬勃发展，而且其增长速度十分惊人。现在，新加坡在生产某些关键电子元件方面已实力雄厚，连美国、荷兰一些著名厂家都在这儿生产最重要的部件。在这一点上，亚洲其他竞争对手如韩国、台湾、香港都不能与新加坡争衡，因为这里拥有与之配套的电子元件、精密金属制品、机械、机器工业’ 新开创的航空工业也有助于提高精密零件的加工能力。新加坡的下一步是加强对高精尖电子产品的应用设计和生产，提高工程技术人员水平以胜任广泛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同时，为了使新加坡成为国际上的计算机中心，目前全国范围内都在努力实现计算机化。

此外，新加坡还把自己建成了东南亚的海空交通中心。它的优越位置和宽厚的航空政策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吸引力，目前有 36 条航线经过这里，沟通

着 44 个国家和 72 座城市。在新加坡经济开发委员会的主持下，新加坡将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航空器材综合检修中心，它的航空器件出口量与日俱增，世界上一些著名航空公司都从这里进口零部件，同时新加坡也是世界著名的自由港，包括部分水域在内的新加坡港，总面积共 500 多平方公里，共

有 39 个远洋泊位,47 个沿海泊位，南部岛屿还有 70 个油轮泊位。现有 250

条国际航线,8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 家公司的轮船往来世界各地的 372 个港口。至 1979 起，已成为仅次于鹿特丹的世界第二大港,1984 年其吞吐能力更超过鹿特丹，为 52,700 万吨，位居世界第一。在进出口货物中，石油和石油制品占三分之二，其他主要是木材、橡胶、粮食，以及各类工业品。在年吞吐能力 1 亿吨左右的货物中，有 3,000 多万吨是在自由贸易区内处理的，这是新加坡转口加工贸易的绝大部分原料和燃料来源。与其非常发达的海运业相配合，在其南端与西部沿岸之间，建有 60 多座造船厂，提供各种式样的高技术设施，这些设施，加上地理位置优越、修船配件供应齐全、修理及时、造价低廉，国际竞争力强，因此，新加坡的造船业也已成为东南亚的区域性领导中心，保持兴旺不衰。同时，在港内设有许多专门研究各类特殊修理工程和其他服务机构。而船检和船测工程，几乎世界各国船级社都派送常驻代表。多年来，新加坡已成为船舶高级研究设计及修船的基地，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为其他各大港望尘莫及。

新加坡近年来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它已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金融中心。1970 年，新加坡迈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步一创设亚洲美元市场，而

亚洲美元市场已由开始时 3.898 亿美元迅速扩展，如今已达 1,150 亿美元之

巨，目前，新加坡至少有 114 个外国银行在这里展开广泛的业务。新加坡现

有全面经营型的商业银行 119 家，外国银行办事处 58 家，限制性银行 14 家，

境外银行 67 家，还有 4 家贴现所,9 家国际经济行,80 家保险公司和 35 家金

融公司，资产总额达 400 亿美元，吸引存款达到 1,000 亿美元以上。

新加坡这个现代化的城市国家尚未失去它当年的迷人风采，这对它来说是十分幸运的。作为国际会议的场所，新加坡可谓最理想了，它有着美好的气候，多民族的文化，独特的旅游资源，第一流的飞机场，先进的通讯、交通、金融设施，稳定的政府，还有以英语为主要用语的人民。如今新加坡已被列为世界上第六大国际会议中心，不久的将来，它的名次随着它经济的发展和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很可能还会往前。

在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外资起了不小的作用。1965 年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十分困难，它赖以生存的转口贸易额锐减，失业率高达 13％。当时的基本国情是，一方面国内市场狭窄，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脆弱，在资本方面必须依靠外国公司，在市场方面必须依靠别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素质好，地理位置优越，有转口贸易的基础设施和经营经验。新加坡政府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了“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战略，充分发挥其优势， 大力吸引了外资，利用外国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销集网络，迅速建立出口工业。截至 1983 年底，外国投资累计 111.23 亿新元（约合 52.2 亿美元）。其中，美国占 33.6％，日本占 20.1％，英国占 15.8％，荷兰占13.3％，其他地区合计占 17.2％。从投资领域看，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外资在制造业中的比重,1959 年为 5,600 万新元，占新加坡制造业总投资额的五分之一左右。1967 年以后，外资逐年猛增,1972～1977 年间，新加坡制造业的累计净投资额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外资。目前，制造业占外资投资总额的77％，其中外资单独投资的企业以及与当时资本合营的企业约占新加坡制造业企业总数的 30％，其就业人数占制造业职工总数的 66％，其产值占整个制造业总产值的 75％和出口额的 90％以上。

随着新加坡政府大力引进外资，新加坡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可谓罕有其匹。同时也使其出口贸易飞速发展。贸易额从 1960 年的75.54

亿新元增至 1983 年的 1,056.59 亿新元（折合约为 500 亿美元），增长 13

倍，其中出口额从 1960 年的 34.77 亿新元增至 1933 年的 461.55 亿新元，增长 12.3 倍。1970～1980 年，出口平均每年增长 29.2％。80 年代初，由于受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增长幅度较小。但从 1984 年开始，出口又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势头,1985 年出口额为 228 亿美元。新加坡的主要贸易对象国集中在美国、日本、欧洲共同市场和马来西亚等国，其贸易额占新加坡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其中对日本的出口近几年增长了 74％。1980 年，新加坡同我国的贸易额只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2.1％,1985 年已提高到 4.5％，同期从我国的进口增加了 1.4 倍。

在世界处于技术迅速改革的新时代，新加坡在引进和发展先进技术、改革工业结构方面也制定了较长远的战略目标。新加坡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往往要考虑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方法。政府认为，如不这样，象新

加坡这样的国家就无法在较短时间内生产出先进的产品，求得经济的繁荣。新加坡不断地从邻国和其他国家接纳大量劳动力和技术人才，政府采取种种优惠措施，重金聘请海外专家、教授、学者和高级科研人员来新加坡讲学和定居。70 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注目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实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力引进外国的先进工艺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高产值的新兴出口工业，以替代以前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结构。1983 年又创立了一个“科学公园”，目的是将各种尖端技术聚集一起，以便根据需要，及时组织各项新产品的研究和生产。此外，还制订了“人力开发规划”， 分别与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在新加坡开设的跨国公司联合创办职业训练中心或技术学院来培养技术人才。为了更好地引进外资、引进技术， 新加坡政府在财政、税收制度方面制订了一系列的奖励办法，并规定外国厂商如为新加坡带来一种从未引进过的产品、技术、制作法，或是对已有产品、技术及制作法予以重大改进，且符合新加坡政府的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获 10 年免税待遇。优厚的投资条件，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随之也带来了先进技术。

在今后几年里，新加坡的经济仍可望以较快的步伐向前发展，每年至少增长 6％至 8％。尽管东南亚地区各国对于外资和出口市场的竞争会趋于白热化，但新加坡经过精心设计的工业基础已能保证它在这场竞争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而且，它将大量资金投入全世界都迫切需要的高精产品生产领域， 同时将资金从过时工业中转移出来的战略，预示着新加坡经济在未来仍将充满活力。

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它们在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率逐渐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和出口方面所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因为它们在使出口品种日益多样化的同时，尤其是集中在发达国家处于相对劣势的领域中进行“产品倾销”，而使发达国家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日益降低，失业大军逐渐扩大，导致发达国家只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只可能“蚕食”发达国家的非主要工业部门，而在那些主要的工业部门，要想稳步扩大出口是很困难的。此外，随着出口产品的高级化和由于技术水平的不同而带来的产品差距也日益明显。为打破这种局面，“四小龙”必须扩大在发达国家的销售点，同时在那里建立生产基地，使生产和销售同时进行，以确保他们的市场。目前这样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已处于相对劣势的领域，而这正是“四小龙”的优势所在。在那些领域里，它们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提高产品开发能力， 缩短掌握技术的过程。

在“四小龙”不断开拓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那些比它们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劳动密集型部门中，又形成了对“四小龙”的相对优势，尤其是在纺织品、服装和木材加工等方面。为了维持在这些国家的市场，四小龙也必须在这些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基地，通过转移资金和技术来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它们还可以将接受发达国家投资的经验转用于对落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因此，随着相对优势结构的动态变化，“四小龙”象以往那样通过出口来推动增长的政策，其作用已十分有限，而且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它们也必须向外投资。这种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四小龙”的对外投资，到目前为止其规模还非常有限，与日本 1984

年的直接对外投资 100 亿美元相比，韩国的 4 亿多美元和台湾的 2 亿多美元根本算不上什么。尽管投资额很小，但它却在稳步的增加，如今“四小龙” 已成了亚洲新的资本输出国和地区。

以韩国和台湾为代表的亚洲新的对外投资者，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是过去的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政策的延续，即用

资金取代产品设备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市场，即便从投资领域来看，它们对商业部门和各种生产设备的投资比重也是很大的。对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的投资，是为了避免贸易摩擦，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这些国家去，以此来确保市场。尤其是如今对美国的电子电器部门的投资明显增加，这显然是由于美国加强了在该领域的保护主义。另外，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先后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四小龙”的出口面临着日益高筑的贸易壁垒，在难以维持原有市场的情况下，“四小龙”也将生产基地设到了这些国家。

其二，投资是为了获得发达国家拥有的大量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尤其是对美国的投资更是如此。如韩国幸运金星公司就通过在美国建立遗传工程研究所获得了许多尖端技术。

其三是为了发挥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往往也是如此。上述为确保市场和获得技术而进行的投资是不得已的，而这种投资却是积极的，是为了形成一定的国际分工。这方面的例子有韩国对马来西亚家具生产的投资，台湾对印度尼西亚造纸部门的投资，新加坡对中国的轻工业投资和香港对孟加拉国的缝纫生产的投资。

其四是为了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这一点和日本相同。“四小龙”都极其缺乏资源，大部分工业原料均需依赖进口，资源供给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状况。由于世界市场上原料价格起伏波动，来源难以保证，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压力颇大。因此能否确保资源的供应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为确保原料的充分供应和寻求低廉的原料，它们都先后趋向资源型投资，纷纷到资源丰富的地区投下资本、技术，以取得原料的长期、稳定的供应，在这方面，韩国和台湾的表现最为典型，这与它们的经济结构开始向重化工业转向有关。韩国浦项钢铁厂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投资，新加坡对我国的石油生产设备的投资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五，亚洲“四小龙”的对外投资大部分集中于东南亚和北美。“四小龙”对外投资的地区高度集中，无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中都是少见的，这与“四小龙”对外投资中的资源战略和市场战略有直接的关系。“四小龙”的对外投资集中于东南亚，主要是资源型投资及利用当地资源的加工制造业；对美国的投资则主要是加工制造业，是典型的市场型投资。当然，对外投资高度集中于一、二个地区，对投资国会产生不利影响，亚洲“四小龙”已觉察到这一点，正努力使其投资地区分散化。

其六，亚洲“四小龙”对外投资的企业经营方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在对外投资的企业成功与否，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当地所采取的经营方式，“四小龙”在对外投资的企业经营方式上不拘泥于本国的经营方式， 而是灵活机动，采取与东道国合作的态度，开展多种类型、多种方式的投资， 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这方面，“四小龙”的做法值得借鉴。

但亚洲“四小龙”在对外投资中，也有其不同之处。第一是对外投资发展的速度问题。在亚洲“四小龙”中，台湾对外投资发展最慢，其原因是台湾在 1985 年前对其海外投资采取限制政策，影响了其海外投资的发展，韩国

对外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这与其当局的鼓励措施也有着关系。第二是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大小不同。其中，韩国、台湾对外投资的企业规模比较大，且大部分是垄断财团投资建设的，而香港和新加坡的对外投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投资规模在 40～50 万美元，但近年来，其对外投资中、大型企业在增加。

综上所述，“四小龙”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只是原先的出口主导型工业政策的延续，作为一个真正的资本输出国和地区出现在国际市场上还须待以时日。但不难想象，随着以大财团为主体的海外投资意愿的高涨和华侨资本进入其他国家以及各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四小龙”对外投资规模将进一步增大。今后，它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动态的相对优势结构，形成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海外直接投资类型，以此来提高经济结构，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