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南发展的准备工作①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为了准备在反攻时期我党能确实占领芜、宁、沪、杭各大城市，目前必须以大力着手，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南面应包括浙西天目山、浙赣路沿线及打通武夷山曾镜冰、龙跃[1]处，西面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的地下党工作或相机去恢复。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如果是这样，则北面夺取陇海沿线的任务，应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责任。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及四军五师划为一新的战略单位（由华北太行、太岳各地予以协助），湖南及两广各为一战略单位。四军对以上各单位只担负配合责任，但目前你们与五师的关系暂不改变。

二、为了争取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四军部队开始分批南下。粟裕率三个团为一批是对的，叶飞（或震林同去）准备率第二批去，嗣后看情形可能再从二、三师派第三批去。提议派去的部队，每团均留下三分之一的底子，番号仍旧，使在原地继续发展。

三、如反攻时期揭幕，则四军全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者外，均应南渡长江，去保证在江南的伟大发展，诸如破敌、收京、入沪[2]，配合盟军登陆等任务。目前你们应从此种战略的可能情况出发，一面能使四军逐渐南调，一面能使现在江北的各地方兵团逐渐加强和提高，而能适合需要全部担任江北重大的配合任务。你们今后一切工作都应照顾大举南进和加强现地的双重任务。

四、华中局及军部应预有准备，干将来适当时期率队进入江南去主持全局，而江北现地应于军部南移后能成立一个独立工作的大单位，负责江北工作。这个江北军区要能担负起华中战略后方的重大任务，如出干部、出兵、出军需品、出粮秣资财，保证前线动用无缺等。

五、因此你们应开始考虑江北大军区的人选，将来这个单位仍是华中局下面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单位。下面的各军区、专区、县、区均应以就地取材为原则，尽先任命与当地人民有联系的苏、皖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许多外地干部应大量调赴江南工作，这方面在华北、华中过去均未十分注意。中央来陕北，自开始重用陕北当地干部充任重要领导责任之日起，收到改进工作、团结全党、团结人民的效果极大。在华中，例如粟、叶南进，应考虑培养管文蔚、季方、黄逸峰[3]等作为苏中的领导中心，重新要他们担任指挥部队和党的工作。例如在军队方面，三师应注意提拔原十五军团的干部到师级工作（徐海东[4]同志病况如何？代中央慰问）；例如二师方面中央决派郭述申[5]、周骏鸣[5]等回来负责。过去在二师方面对引用大别山的干部方面是不够的。在其他各地的地方工作方面，均应提拔当地干部，不仅作政权工作，而且就其可能去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我党在整个内战时期，均曾犯过以外地干部代替当地干部的偏向，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偏向。你们在进行大

① 这是陈毅在延安起草的以刘少奇和他本人的名义发给华中局、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的电报。

的战略转移之际，宜注意人事配备中的提拔当地干部的原则。自然，华中的大发展是在四军进入之后，那时不能不形成外地干部占优势的事实。但几年来的情况变化，当地干部已受过锻炼，这一事实已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而且在四军未到之前，华中确有一些开创游击的老干部，如管文蔚[7]、孙象涵[8]、徐宗田[9]、吴觉[10]及其他许多同志。目前应考虑就才、德、资三方面的可能性，宽广大胆的在当地去重用他们，加以培养，加以提拔。

六、中央决定将华中前后来延干部计百余名，全部派回华中工作；另从在延的东南籍贯的团、县以上老干部，调四百名左右来华中工作；还又加调东南各地的新知识分子约四百名同来。这些干部明春可分批起程。但这些干部大部应使用在江南，去担任发展工作，并准备就可能派些到闽、赣各地去。而在江北各地区，仍应尽先录用当地人才。

七、以上是属于战略部署上的一些意见，提出供你们考虑。例如江南情况是否能囤集众多兵力，其限度如何；江北地区抽调兵力的限度如何，是否影响到现有坚持和将来配合；以及提拔当地干部和提拔部队老基础的干部的可能程度，均应防止另一偏向的发生。还有其他未想到的事情甚多，请你们详加考虑电告中央，再作执行的决定。

注释：

曾镜冰、龙跃，曾镜冰是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书记，坚持在武夷山北段的闽浙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龙跃是中共浙南特委书记和浙南游击队的领导人。
破敌、收京、入沪，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南京，进占上海等大城市。这是当时的基本口号。
管文蔚、季方、黄逸峰：当时分别是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兼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中共兴（化）东（台）泰（县）地委书记和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徐海东，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等要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时，在淮南津浦路西古河、周家岗地区指挥反“扫荡”胜利后，因病重长期休养。
郭述申，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部长，红二十七军、二十八军政委、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委、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九四○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6]

周骏鸣，抗日战争中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长、第五支队支队长、第二师参谋长等职，一九四二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管文蔚，一九三八年初在江苏丹阳组织抗日自卫总团，该部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纵队的前身。
孙象涵，抗战初期受党组织派遣回淮北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曾任萧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副总队长、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七大队副大队长，独立大队、苏皖纵队陇海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新四军三师第九旅副旅长兼第七团团长，后任第三师军工部部长。
徐宗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入党，次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十四纵队特务支队中共工委书记，他率该部五个大队官兵一七○○余人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十二团，徐任团长，后调任盐城县县长、淮北行政公署第二区副专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敌工部长。
吴觉，淮阴人，一九三○年在上海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

年转党，曾几度被捕入狱，出狱后，投入苏北的武装斗争，一九四四年以后任淮北、淮海专员公署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