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实战的经验教训①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敌后工作与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敌后斗争的特点是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工作，正如内战时期在两个反“围剿”之间进行工作一样，一切工作受着反“扫荡”的影响，且为其服务。

我军从连续不断的反“扫荡”战斗中，强大自己，壮大自己。军事建设工作，地方建设工作，全部都要受反“扫荡”的检验。我们的干部的指挥能力，我们根据地的抗战能力，乃至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战政治面目，也同样受反“扫荡”的检验。故经常研究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经常有反“扫荡”的准备，是我军在敌后的生活规律。故我们要谈几年来的实战经验，首先从反“扫荡”的经验谈起。

华中我军于民国二十七年[1]夏季挺进敌后，迄今将满四年。本军对敌伪战斗不下数千次，大小规模反“扫荡”战斗不下数百次。本军地区党政军民在民族抗战中所表现的英勇，产生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极伟大、极悲壮、极复杂、极残酷的战斗场面，非笔墨可以形容。不身处敌后，不亲历战斗的人，是不能体味其艰苦的。我党政军民几年来对国家民族是尽了他应尽的义务的。我军的战绩为敌后地区人民所赞许，为敌伪方面所惊惧，较之全国各抗日友军的战绩并无逊色；且有其本身毫无补充接济、又要忍受着反共磨擦的痛苦的特殊情形。完全依靠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全军指战员的政治的铁的团结，依靠人民的帮助，尤其依靠几万名指战员在前线的流血和英勇牺牲，这样去奠定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坚固基础，使敌伪的多次“扫荡”归于无效，其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很好地总结起来。今天我只提出下列几点，作为扩大会讨论时的参考。

反“扫荡”斗争的具体形势是：在军事上敌强我弱，在政治上我强敌弱。敌占城市，我占乡村，事实上是地域上的一种城乡的斗争。敌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的集中的优势，我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分散的优势。我身在敌后处在敌之大包围中，故我分散才能坚持和生存。敌据点密布，又处在我之分散的反包围中间，故敌要集中才能“扫荡”。分散以巩固其占领区，集中以“扫荡”其攻击目标，是敌之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分散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以突击敌分散的弱点，是我军反“扫荡”作战的有效战法。这是历年来不断反“扫荡”指出的真理。此其一。

“扫荡”与反“扫荡”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此种情势决定了根据地巩固中的流动性，决定了部队正规化的游击性，决定了一切工作的集中领导的分散性。根据地几年来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但其流动的形态是仍然存在着的。我们的部队力求正规化，但游击任务仍然是自己的主要任务。故在主力军说是以集团正规部队担任分散游击任务，在地方军说是以分散的游击部队要求走向必要的正规化。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工作，在部署上，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持久的布置，但又必须以分散方式付诸实施。一切工作打算应该是长期的打算；但每一阶段其任务之完成，则要善于争取时间，善于抓住可能机会去进行突击。时间稍纵即逝，乃至不能挽回。要求有相当

① 这是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军事建设》的第二部分，曾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华中局《真理》杂志第十八期上发表。编者在篇名前加了“华中”二字。

健全的后方，但反对大后方主义。要求有必要的工作机关，但机关应严格依照游击环境去建设；超过此限度的大机关，必受损失和挫败。每年夏收秋收是最好组织群众的时机，错过此时机，则一年光阴等于白费，必得推迟，等待第二年。“扫荡”未来前，一切应作反“扫荡”的打算，“扫荡”到来时，一切又应估计到“扫荡”终了的可能去部署。这是敌后环境的工作的规律。此其二。

反“扫荡”的战役战术原则是：发展广泛游击战，但要反对轻率浪战。主张积极行动，但反对盲目硬拚。主张突然袭击，但反对毫无准备及毫无计划。主张保持有生力量，但不疼惜应有的牺牲。主张进攻，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主张转移，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主张防御，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要学会隐蔽埋伏，而隐蔽埋伏是为了创造突击的机会，而不是埋枪卖马式的散伙收队。不取消攻坚，但攻坚最好用偷袭和长围，轻率从事，乃其切戒。自己处在敌之包围中，对敌系内线作战，但力求转到敌人翼侧，争取内线的外线。对敌进攻，采用外线包围，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集中的突破，争取外线的内线。主张分散作战，但不忘记争取有利的集中突击的机会。主张集中突击，但随时具有能迅速分散的打算和处置。必须分散兵力进行对根据地的防卫，但反对分兵把口，以及平均使用兵力。必须独立自主，机断专行，但不得脱离统一的战略意志。主张战略意志的统一，但又不得妨害实施时的机断专行，相反的，更奖励不脱离上级意图的发挥和创造。这是以我军现有的兵种，对强大敌人，当着敌后农村环境，为了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般的军事原则。每一个原则都有它的几个侧面，由几个侧面构成全面。侧面与全面常常构成矛盾，但不能顾了一个取消一个，而是要统一去理解它，去运用它。这就是历年来实战中指证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原则。此其三。

“扫荡”未到之前，迷惑于一时的安定现象，容易产生太平观念，不重视敌伪动态，对敌伪进攻的轻视，忘记了敌后斗争的艰苦。此时领导方面，应提倡敌情观念，纠正松懈、麻木不仁的现象，不忌讳说明危险及困难，并估计着一切而指出克服的方法。当“扫荡”严重之际，受了损失和牺牲，这个时候兵慌马乱，容易产生悲观失望心理，甚至根本怀疑敌后抗战坚持的可能，根本怀疑中胜日败、苏胜德败的真理。此时领导方面，就要坚定不移，鼓励前进，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扫荡”未来前单凭主观愿望，想轰轰烈烈建设一切，布置一切，一切大城市的办法，都想搬到敌后农村中，你不答应他，他即感觉无事可做，无用武之地，以致失望消极不想再干。“扫荡”一来，又神经过敏，单凭主观的恐惧心理，便又取消一切，最好一个光人走路，或打埋伏去。太平时忘记了敌情严重的到来，敌情严重时。不了解敌之进攻受一定的时间地点的限制，不能沉着勇敢去维护自己的工作基础。这是敌后工作经常发生的偏向。此其四。

敌后斗争以及反“扫荡”斗争中，均应了解上面的各种偏向，加以预防和制止。上面各种倾向，都由于不能具体的正确的估计斗争形势，所以不“左” 就右或不右就“左”，几乎成为一种工作规律。善于预见事变预作纠正和补救，或使其不致发生，乃是领导方面的事情。

二、苏南反“清乡”斗争的初步总结

敌人集中了两个师团及六七个师的伪军，于去年七月对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江渭清[2]同志已经报告了我六师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我想这

样的“清乡”办法，敌伪还会继续采用。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应该接受苏南反“清乡”的经验教训，并懂得应付它的办法。我们将有专门的总结文件发表，现在只提到更大的方面。

“清乡”运动最大的特点：敌人不仅是靠它的情况清楚，军事力量强大，特别是在政治上的布置，组织上的动员；各种守备队、清乡队、调查队、封锁队、特务组、保甲组的专门训练，费了三四个月的准备，拨出“清乡”
经费六千万等。这些部署与一般“扫荡”是不同的。特别更不同的是经过汪精卫出面所主持的。他们有十几年“剿共”的经验，敌寇加以利用。比如“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3]他是个叛徒，直接到前线协助“清乡”，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壁君[4]等也亲自到苏州助威。南京伪政府把“清乡”运动视为“和平建国运动”的试金石。如说：“‘清乡’运动的成败即和平运动的成败，即中日合作的成败”，这说明敌伪眼中“清乡”运动的政治作用。同时强调所谓“和平清乡”、“不流血清乡”，在失败后又提出“长期清乡” 和“机动清乡”，更看出其政治欺骗作用，更看出敌寇汪伪在“清乡”运动上的配合作用。

因此，我们反“清乡”运动首重政治动员。着重在反“清乡”运动中，组织一致反对敌伪“清乡”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失掉任何抗日方面的同情，丢弃任何方面抗日力量而不动用，想单纯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或仅仅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必致失败无疑。我六师在反“清乡”运动中吃亏的原因，就是把这次敌人的“清乡”看为一般性的战术“扫荡”，看成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忽略其政治作用，这是自己受损失的基本原因。另一面苏南的顽固派及地方顽固分子，顽化土匪和顽化伪军，以及其他杂牌军，把敌寇“清乡” 认为是只打新四军，与自己无关，甚至推波助澜，趁混水摸鱼，不愿与我们共同对敌，敌寇也是毫无分别地予以打击，他们也一样遭受了损失。这又是对顽固派的极好教训。

敌寇“清乡”的军事部署，是以敌军担任进攻，伪军担任守备和搜查，

敌主力于开始时找我决战，且在极狭小地区突然包围及实行彻底肃清。此种情况不是正面应战能够阻止的。因此，我们对此种情况应懂得转移自己的主力；凡不懂得转移，必中敌人奸计，使自己失败。敌人集中对我某一地区进行残酷“清乡”，其他方面必然形成兵力薄弱，因此我主力应转到敌寇之薄弱处进行突击，或分散进行开辟新区工作。但突击必须极得力，始能影响敌人，并调动敌人，甚至迫其改变“清乡”部署。在某种时候，敌可能不理会我在其外围翼侧的突击，而仍然主动地专力地进行原定“清乡”计划，但我借此可以开展新区，以我之所得，偿我之所失，使敌得于此而失于彼，两两相较，仍为我之成功，敌之失败。这应该是主力部队在反“清乡”斗争中主要的机动的原则。同时指明所谓突击必须有力，仍须按照一定的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
地方武装及党政民诸方面的部署，须适应主力机动的部署及敌伪“清乡”情况来决定。主力转移或转换突击方向，党政军民之机关亦应事先跳出包围，于此点犹疑不决者必受损失。但跳出包围之时，必预先在当地留下一部可以秘密或灰色存在的工作人员及一部精干武装，留在原地坚持。其任务是镇压叛变分子，稳定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击杀敌伪分散下乡的搜查分子，

做各种政治鼓动，继续指导斗争，表示我党我军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对敌伪主力则以避战为原则，对人民则以取得其掩护为满足。对敌寇各种残

酷镇压、屠杀办法，一面领导人民反抗，一面亦应指导人民以灵活办法去麻痹敌伪。在不损害抗战根本利益的条件下，必要的忍耐和以退为进的妥协，是可以采用而且应该学会的。此时切忌硬拚和不讲究策略。对叛变分子与不得已而附敌但不害我的分子，应有区别。前者应镇压之，后者应争取之。留原地坚持之同志和部队，以分散、藏躲、隐伏为主要行动办法。不住村落，进行露营；白天埋伏，夜间活动；选择敌人疏忽处所，去隐蔽自己，造成敌去我来，敌来我去的打圈形势。必要时在敌伪认为其统治业已安定的地方，恰恰可以以秘密工作的方式取得自己之存在，因而可以继续进行指导的工作。假如说敌寇采用内战“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则我们亦可以采取内战经验去回答敌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是一部反“清剿”的历史。我们能战胜对方的残酷进攻（其残酷程度在某些方面远较敌寇“清乡”更为剧烈），由于我们把握着以地下党的斗争方式，配合着灵活的游击战术，这样就使对方无可如何。因此，游击战术与秘密斗争的综合运用，是反“清乡” 斗争留原地坚持的主要办法。4.根据上述的情况，在反对敌寇大举“扫荡”、“清乡”之际，已提出我根据地应有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区分；应有坚持部分与转移部分的区分；应有分散工作与隐蔽工作的部署；应有秘密工作和半公开工作的准备；应有撤退、转移和随时可以转回原地恢复工作的布置。凡是靠一种估计，一种办法，一种手段，而不知道灵活改变方式和策略以应付当面具体情况的人，必致失败无疑。5.反“清乡”斗争提出了组织民兵的严重任务。华中各地的游击小组和自卫队是民兵的先声。我们的任务是就原有基础普遍扩大。苏南反“清乡’斗争没有广大人民武装参加，是自己斗争中最大弱点之一。6.根据上述办法，只要我们应付得宜，指导上不犯大的错误，即有错误能迅速察觉改变，则敌寇“清乡”我们仍然可以战胜的。苏南敌寇“清乡”，在苏常太取得局部的成功，还由于我军的经验缺乏。今后能根据苏南经验采取正确对策，敌寇必无如我何。因此我们应批评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错误估计，即对敌寇的任何行动，都认为“清乡”又开始了，不知道敌寇“清乡”办法，只是敌寇对我进攻的一种，此种办法不是能轻易举行的，它受着一定条件的限制，过分估计与估计不足，均要自食其果。

三、水上战斗问题

我三师九旅肃清洪泽湖湖匪的经验，六师在阳澄湖及苏常太坚持的经验，一师二旅在兴化水网地区作战的经验，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于我军战术上有很大用处，于坚持华中河川地带的斗争有极大帮助。我指出以下几点：

河川水网以及江湖地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地形地物，使我们生长在山谷平原，不熟悉水性的人，每每望而生畏。其实是由于无经验，只要我们去研究，把握住其中的特点与一般规律，则河川江湖以及海面仍是可以利用的极好的地形地物，于坚持斗争上具有极大的战略战术价值。我们在华中坚持抗战必须适应这种特殊环境，只要我们肯学、肯研究。
苏北某些海匪常常拿下海的办法企图与我们做长期斗争，由于他欺我不识水性。实际上有陆地的凭借，才能有海上的活动。水之四围都被别人掌握，则水上必不能生存。这是水上活动的基本规律。洪泽湖的湖匪，由于湖之四围被我控制，所以根本覆没，便是一个铁证。今天华中沿海沿湖沿江的陆地优势，均一部或大部掌握在我手上，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组织水上游击，这是必然的道理。
水上渔民船夫及靠岸的居民工作，是我们水上游击和坚持的基本条

件。特别渔民船夫，他们识水性，是水上地形的向导，是我们的教师。我们要在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上，与他们合作，取得他们的帮助。

教导我们全体指战员学会游泳，学会撑船。在团营部队，登记有这样专门技术的人，平时组织部队进行演习，一回生，二回熟，便不致临时仓皇失措。
指挥几十只民船，载着部队，无论行军作战，指挥员的船只应放在先头，即前卫之后，本队之前。至少河的一岸，应有陆上掩护部队，有较远的了望设置。遇着紧急情况，舍舟登陆，切忌慌乱，否则会自行淹毙。
研制水雷以阻止敌之汽艇，研究阻塞河道、开坝、打坝等以阻敌之运输。对有关居民水利的堤岸和坝口，不应无条件进行破坏或阻塞。
船夫及船只均按民兵编制进行编组，并进行专门政治工作，使他们受相当军事训练，才能达到与我军动作协同。
辎重行李船只应有专门部队掩护，控制在与战斗部队比较远的距离。情况未定不轻易令其前进或后退。
河川分岔处，应派人坐守，指示进退方向。
水上活动部队，任何时候均应掌握船只，掌握桥梁及自备渡河器材。
部队使用船只，应特别爱惜。船夫与战斗员住所分开，一个靠左，一个靠右。船只上应设置必要的步兵掩体，便利抵抗和防卫。

四、对敌伪配合作战的对策

华中敌伪配合作战是经常现象，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敌寇加上集团伪军配合，如李长江、杨仲华等部，证明敌寇的力量变化。他利用伪军取得许多便利，去制造适合于侵略者的社会基础。敌无伪军帮助，敌寇只是一个外国人，异常孤立，有伪军做前导时，则军事政治作用均起了变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不仅假手于当地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且常常假手于流氓成分，差不多在侵略初期几乎成一种规律。因此在政治上我们应懂得扩大敌伪矛盾，争取伪军，改造流氓，纠正对敌伪配合的轻视的情绪。
在军政作用上，固然有因敌伪配合而敌力加强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因敌伪配合而更暴露敌方弱点，便于我打击的另一面。比如敌伪互相猜忌，民族仇恨在伪军部队中并不能完全混灭，刺激爆发之机会异常之多。军事上敌伪驻扎均隔着相当距离，彼此应援很差，作战部署上，敌伪配合是极困难的。伪军战斗力弱，便于突击。伪军方面的崩溃常影响敌方全盘战局。把敌伪配合的进攻，给以各个击破，或分段截击，是我们对敌伪混成部队作战的有效战法。某些部队经常只打伪军的办法，增加了伪军流氓性的仇恨心理，逼其专心致志替敌服务，这是不妥当的。首先应制服敌人，打击敌人，以慑服伪军。同时又要争取并打击伪军，以孤立敌寇。两者应适当地配合处理之。五、反“扫荡”中的部队配合与地区配合问题

反“扫荡”中部队间的配合，党政军民的配合，属于各战略单位的部署和计划，其重点在协同动作。这是每个战略单位应经常留心的事。但敌人的“扫荡”常带突然性，常有使我准备不及的事情发生。敌人早出晚归，或声东击西，如此类临时“扫荡”，则对我危险不大。此时需要的部队间之配合，完全靠各部队首长的机断，来不及等待上级命令。一般原则是应认清敌情，于敌突然前进时，予以可能的阻止，而我军比较大的反袭则应放在反“扫荡”的末期。
如果敌之“扫荡”不是临时的，而是大规模的，比较持久的，“扫荡”

范围包括到某一整个地区，则不仅需要该地区部队间的战术协同，还要靠毗邻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战略协同。比如去年敌寇大举“扫荡”晋察冀，我一二九师出动援助，获得改变甚至停止敌寇“扫荡”的伟大效果，便是好例。去秋苏北“扫荡”，敌寇北进攻陷盐城、阜宁，我在甫发动反攻，迫使敌寇南调。当敌寇南调，我北面发动追蹑，使敌寇首尾不能相顾，使我由被动转为主动，收着挽救战局的伟大效果。事实上去岁敌七月初开始在苏南“清乡”，七月下旬即在苏北发动“扫荡”，“扫荡”范围包括了整个苏南、苏中及苏北之一部。对付这样大规模的进攻，便提出我军两个地区以上的战略协同问题。敌寇惯伎，常于大江南北互相抽调兵力，故我军应乘间蹈隙，以迎击敌人。在敌“扫荡”地区以避免决战为主。敌兵力抽空地区，则应有较大之突击。敌前进之际，予敌以骚扰。敌退去，予敌以突击。敌之翼侧及归路则派得力部队挺进，予以打击。包括几个地区以上的配合，才能发挥我军伟大的力量。这要依靠我各战略单位首长有照顾华中全局的战略头脑。熟悉具体实在的情况，勇于驰援和互救，才能补救我各根据地分散不完整的弱点。
今后华中情况，说明对敌运动战的可能性不大，一般的作战应采取分散作战的方式。但运动战的准备仍不可少。在敌人疯狂“扫荡”之际，予敌以大的打击，是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必要条件，这也是要清楚认识的。六、民兵战术问题

1.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配合主力

担任各种战时勤务，如担架、运输、警戒、侦察工作；一种是直接拿武器反抗敌伪“扫荡”。凡主力到达或有主力驻扎才开辟工作之地，人民参战的表现属于前者。凡在主力未到达之前，由地方党部开辟工作，或主力转移之际，人民即独立地自动地拿武器进行战斗，是属于后者。不断的农民暴动，反抗暴政，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历史的特点。这样使中国人有了武装斗争的传统和实战经验，我们应以研究学习的态度，去发掘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应根据人民保卫乡土的革命热情，根据敌伪进攻情况，帮助人民能单独地进行自卫。不拒绝任何古旧的战斗方式，只要他能打击敌人。不拒绝使用任何旧式武器，只要他能实行自卫。我们有这种态度，必然能发挥华中人民武装抗日自卫的伟大力量。过去在淮海区，在淮南，在路西、路东，在苏南、苏中，以及在盐城沦陷后的盐城地区，先后均有无数人民游击歼敌的光荣前例，我们应该加以研究总结。一般说来，现在还未得到普遍发扬，这是战术上的新园地，急待我们去耕种和动用。

淮海区人民在抗日防匪自卫战中，采取坚守围寨，以外壕地道及铁丝网做防御物，以土炮土枪配合钢枪手溜弹做防御火器，用土泥改装房屋，以防止敌人的火攻，房屋内外布置暗藏地道，以备固守无望时，便于自己夜间退出战斗，同时又配合着各乡各村的外围游击的驰援和互救。这是顽强的地道围寨战术的最好发明。津浦路东，来安、嘉山及其他某些地区边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对敌伪采取顽强的自卫游击，背靠我中心区，向敌伪区进击，逐步前进，灵活回旋，终于使敌伪军不敢轻易下乡，陷于完全的防守地位，而我方则取得了巩固和发展边区的胜利。这是属于人民游击进攻的最好例子。在苏中、苏南及盐城地区，人民武装以个别袭击及群众集团围攻的力量，不断予下乡敌寇以打击，不断予镇市上的汉奸首领及敌酋以击杀，这是人民义愤和反抗最直接的表示，同时也是使敌寇方面不可能防范的最好战术。津浦路西定远凤怀一带[5]，有四万至五万人民武装参加自卫战斗，使一切进攻抗

日民主根据地的恶势力，受着不断打击，予我主力军以极大帮助。这是人民参战工作、人民独立防卫工作的范例。

中国革命几十年来的历史指出人民武装斗争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除那种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方式，不属于本题的范围，可以不讲外，一般可大略指出有下列十余种：（1）麻雀阵。（2）回旋打圈。（3）地雷战术。（4）化零为整，化整为零，零整互化。（5）狙击战术。（6）空舍清野。（7）布毒断绝粮食水源。（8）破坏桥梁道路，阻塞河道，改造地形。（9）埋伏袭击。（10）截尾子，捉落伍人员。（11）摸哨。（12）群众混战和围袭。（13）诱敌深入，待机袭击。（14）围寨和地道斗争。以上等办法是从人民单个的反抗到有组织的反抗，一直到广大群众的地方起义和暴动，这中间有广大群众的雄伟的创造力量。在华中地区，我党政军民应从这方面去研究，去组织，去创造，去发挥。这不仅可以配合主力作战，而且可以在斗争中创造新的主力，担任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今天的各个主力部队，差不多都经过这样的锻炼过程，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七、应付夹击与反磨擦的自卫战斗问题

在十年内战中，我军有充分的反“围剿”的经验。今天的敌后斗争，
基本上是以反“扫荡”对付敌之“扫荡”。十年内战史是一部反“围剿”的历史，几年抗战史是一部反“扫荡”的历史。过去的反“围剿”与现在的反“扫荡”，两相比较，有许多地方相同，也有许多不相同，其中一个最特殊的东西就是现在的应付夹击的问题。此地夹击不是敌伪分兵向我包围夹攻的意义，而是指敌、顽对我的夹击而言，我们应分别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即敌顽双方订定共同对我之作战计划。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未全部投降敌寇之前，此种夹击是不可能的。如其公然投降，则等于一般敌伪对我之进攻，更无所谓夹击了。

第二种情况，是敌向我“扫荡”，顽方不顾大义，出兵击我侧背，企图收渔人之利。或者是顽方向我进攻，我进行不得已的自卫，敌方出兵对我，企图讨便宜。此种夹击形势则经常存在，也是抗战时期最不同于内战时期的地方。这种夹击仅系政治上三角斗争的一种规定。在战役战术上的战场夹击，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但在战略上我们则应随时照顾此种夹击情形。

我们几年来有如下的例子：一九四○年夏天，苏南友军某部向我进攻，
敌寇出动击我侧背，事实上陷我于夹击的危险情况。因我方早有准备，明白情况，在同一早晨敌顽向我南北夹击时，我早一小时从夹击中间安全走脱，结果变成敌顽双方剧战，这是一种偶然涌现的局面。我方因应付得宜而出险，予进攻的双方以痛楚的教训。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顽方向我进攻，我失败，敌寇出兵截击我突围部队，使我大受损失。这是由于我方事先仅只畏惧夹击，不懂得利用敌顽间隙处，以遂行自己的战略转移，企图逃避夹击，而走入顽方包围中。这种错误的军事方针，使自己遭受惨败。一九四一年秋季，苏北反“扫荡”时，敌占东沟，我留守益林。韩德勤以六团之众进至管计沟附近。敌我相距七里，顽我相距十里，我处在敌顽中间。因我坚决抗敌，逼敌撤退，顽方见无利可图，亦自怯引退。一九四○年黄桥战斗，李守维大军向我进攻，兵临城下，泰兴敌寇亦以数百人驰至黄桥西关十五里处，见我有备，又因当天见李之覆灭，敌亦引退。一九四一年夏，某方大举向我进攻，我在淮上应战，宿县敌寇即出兵击我侧背，我两面应战而致失败。这些例子说明华中抗战的特点是：要求我军在作战部署上，应有两面作战、不怕夹击

的本领。要求我军应学习应付夹击和具备应付夹击的战斗精神。其指导原则是抓住主要方面，把其他方面视为次要。当我们在主要方面取得胜利时，即有了全局的胜利。切忌东张西望，进退失据，顾此失彼，造成全盘的失败。最后，我们对友军一律以民族大义争取其共同抗战。我们应向附近友军

号召共同分担抗战任务，互相援救。当敌伪向友方进攻，我们绝不乘人之危，且自动加以援助。当我们与友军共同配合抗战，分担抗战任务时，在总的战斗任务之下，我们独任一面；如若混合担任一面是不适宜的。当敌伪向我进攻，我们不拒绝友军的援助，但绝不期待友军的援助。

全军任何指挥员，均不得擅自向友军挑衅，应严格遵守党中央的团结友军共同抗战的政策。当某部友军不顾大义向我军进攻时，我军应用各种有效办法去促其觉悟，使其翻然改图。只有在他们毫不觉悟仍然进逼时，我们才站在坚持抗战保持抗战实力的立场进行严肃的自卫，直到停止其进攻为止。一到其反共进攻被打破，我军应不咎既往仍本一贯的团结政策，力求再度合作，言归于好，这样去表示我党我军主张团结、主张抗战的光明正大的态度。这种办法，是谦逊的，但绝不是示弱，而是维护民族抗战利益的最严正负责的手段，全军同志应共同遵守这一原则，任何反共进攻都会失败的。

八、梅花战术问题（略）注释

民国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九三八年。
江渭清，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变，一九三八年投敌，力日本在上海收集情报，后投靠汪精卫组织特工总部，官至伪警政部长。一九四一年五月任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后任伪调查统计部部长，伪江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被日本宪兵毒死。
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壁君，均投降日本的大汗奸，当时依次为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伪财政部部长兼警政部部长，伪立法院院长、政治训练部部长兼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及“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壁君是汪精卫的妻子，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定远凤怀一带，指安徽省定远县、凤阳县、怀远县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