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内战（略） 五、论抗战

（一）论抗战准备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以一个坚强的战略兵团单位进入敌后担负抗战中最艰苦的军政任务。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跟着以一个战略支队挺进华中敌后。这两支军队大胆的向敌后进军，从平型关初战的胜利起即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全国士气，使全国和敌后战局为之改观。我军之踏入抗日战场即获得影响全局的伟大胜利，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充分准备所获得的成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研究从一九三五年冬我军到陕北结束长征后直到抗战爆发此两年间党的文献，便看出我党对抗日战争的准备步骤。特别从一九三七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以及此后的报告与论文中，均对抗日战争有正确的估计和明确的指示，这便是我军出发抗战即能出人头地震撼敌寇的根源。尤其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仅及九个月的抗战经验即发布两本名著：《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便把全部抗日战争的过程作了肯定而正确的科学分析。今天来说，八年的抗日过程都从事实上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断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肯定指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提出持久战略而不是速决战略。同时提出持久战略必须用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和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来支持。同时在正面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与战役的方针必须是战略防御中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外线战。这三方面便是将战略、战役、战术三者之间的辩证联系加以具体分析和综合研究。能顺利执行这三个作战方针，才能不断打击敌人，削弱敌人，才足以达到全国战局的持久， 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在于大胆进行不利情况的战略退却，争取在有利时机和地点予敌以反袭而达到削弱和歼灭的目的。这一战略一直未被国民党采用。国民党八年来均执行其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终究只做到向西逃跑无法停止敌人的进攻。而敌后游击战在于阻止敌人和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这一战略任务一般说来执行得很好，所以有了抗战八年的敌后的伟大成就，遂把敌后战场的地位提高超过正面战场，使自己处于坚持抗战的现有优越地位。毛泽东同志最后又把上述观察总括来说明整个抗日过程，提出抗战的三阶段论， 即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具体研究了每一个阶段中所应采取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方针。同时坚强指出敌后战场农民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乡村包围城市的根据地斗争的特点，从长期斗争中用以转变敌我形势的特点，以及一面抗战、一面进行民主建设的特点。这些分析便全面说明和掌握了抗战的全部规律。全国军民照这规律办事者胜，如敌后战场。反对这个规律者败， 如正面战场。这是八年来的抗战过程所证明了的。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敌人方面的主要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又分析了抗战内部的关系，分析了国民党友军与我军之关系。其主要指示是，抗战的性质是一个反抗异民族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

胜利基本因素是发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起来抗战。这里说明实施民主与争取抗战胜利之不可分离，在抗战中国民党厉行专政，压制民主，与共产党领导人民发扬民主，成为国共两党的基本分歧点，在这种意义上，抗日战争只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十年苏维埃战争[4]的一个继续，即是说它是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争取新民主胜利的伟大的国际战争。敌人是唯一的，即日本帝国主义，这与过去不相同了。动员参战的人民包括中国社会各阶层（汉奸、亲日派除外），其广泛性也与过去各时期不相同了；国际援助的广泛也与过去不同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也与过去不相同了。还有其他不同之点。但战争的基本性质在于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即争取人民民主胜利则数十年如一日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其深广程度和斗争形式有了不断的改变。北代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十年苏维埃战争是共产党独立进行的，而现今抗战又是国共两党共同去进行的。二十多年来经过了国共两党的两次离合的历史，证明国民党对于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任务，不仅不是坚定的，而且是实行中途背叛；他曾几次以暴易暴地站在破坏民族与民主双重革命任务的反动的主导地位上。而共产党则经过三次大革命，始终没有弄错政治方向，坚持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革命传统，奋勇直前，前仆后继，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光明大道。这就是说联合国民党进行抗日战争是适合革命的需要，同时在共同抗日中，反对国民党对抗战的动摇， 反对其投降妥协半途而废，更是适合革命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对于民族抗战极其忠实的负责态度，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这个抗战友军的极其忠实的负责态度，这也就是抗战八年历经变故，抗战大业保持不坠，国共合作保持不破的基本原因。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抗战内部的正确分析。

对我党我军自己的正确分析，在于承认敌人军事力量强大和其政治上的孤立和寡助，及其战争之野蛮性、退步性，在于承认自己的数量弱小和质量坚强，战争之进步性和政治上的多助。我党我军数量弱小到全国党员不超过三万，军队数量八路军四万，新四军四千，仅剩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和南方十几个游击支点。拿这样的力量与敌寇相比，强弱不侔十分显然，拿来与国民党比亦极其悬殊。然而我党我军的政治方向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正确的政治方向，逐处吸引广大人民的同情。我党我军的质量都是坚持中国革命传统久经磨练的革命战士，和经过二十年培养出来的一批革命领导人才，本身具有几次大革命的治党治军建立根据地的宝贵经验。特别我党我军所处的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抗日战争所处的政治领导地位，造成我党我军不可遏阻的发展优势。诸如我党所处的地下党的劣势，苏区的偏僻的不利地位，以及我军装备和数量之低劣等弱点，一经我党所准备的抗战之爆发，这些弱点便在发展中溶解，以极大的飞跃取得伟大的发展。

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后以及初期对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分析。这些分析驳斥了亡国论，驳斥了速胜论，驳斥了民族失败主义，严重打击了民族投降主义，阻止了尔后的投降潮流，对敌取得了坚持抗战的胜利。这些分析鼓励了和争取了国民党转到抗战方面，使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不得不举行一定程度的政策转变；而另一方面严格批评了国民党政策的动摇及其反动方面，坚持了抗战民主的革命大纛，使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企图遭受着抵抗和粉碎，对内取得坚持抗战团结的胜利。这些分析在对巩固和发展自己上，顺利执行了由结束内战到发动抗战新政策的转变；即是说在转变关头对敌对友都是以清醒的头脑、稳定的脚步领导广大人民奔向光明的抗战前

途，因而领导了伟大的抗战，取得了伟大的发展，驳斥了抗战以前党内的“左” 倾的关门主义，驳斥了抗战以后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左”的关门主义在于以“左”倾的革命高傲的宗派主义，拒绝抗日合作，不敢以民族领袖的姿态放胆去迎接和领导抗日战争。这是以“左”的“纯洁”的姿态，脱离全国人民，让日本帝国主义放手侵略，必致葬送人民利益并葬送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右的投降主义在于当着抗战后国共合作确立，在新兴的抗战合作局势之中迷失了自己的政治方向，甘心放弃人民利益去迁就和适应同盟者的反动企图，不敢实行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不敢大胆发展自己，而是随声附和、追随同盟者的尾巴，自居附庸地位。这样必致放任同盟者厉行反动政策，葬送抗战利益、人民利益，造成整个抗战的失败。

党内“左”的偏向在抗战前并不严重，故克服容易；而抗战后党内右倾的阶级投降主义即新陈独秀主义[5]则十分露骨，引起了政治上对党的危害， 其克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过程的。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了党内的“左”右偏向，保护了党的正确的抗战的人民路线，这样使我党我军能以坚强姿态站在抗日战场，领导抗日战争的迈进。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形。

（二）论敌后进军（略）

（三）敌后抗战的三个阶段

综合八年敌后进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四

○年底结束百团大战为止。此时期重要事件是平型关初战大捷改变敌后形势，影响全国战局，粉碎晋东南九路围攻，回答了敌后能否站足的问题。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回答了敌后可以发展可以坚持可以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冀鲁豫、冀东、冀中的进军，回答了平原地区也可以建立根据地。武装自卫制止河北磨擦，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击破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三次整军，和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的民主建设，各地初步实现了敌后根据地的宏伟计划。举行百团大战[6]坚强的击破了敌寇紧缩我根据地的计划。此时期全国抗战重要事件是，敌寇继续战略进攻，南京、武汉之沦陷，华北、华中均被敌控制，国民党继续向西退却，汪逆精卫投敌，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在敌后坚持抗战。在武汉失守前，敌寇战略重点放在向西进攻， 对敌后我军之活动未十分重视。其进攻方式是利用伪军土匪捣乱农村，组织各路“讨伐队”进行短促的“扫荡”，实行突贯进攻、分进合击的战术，以达到巩固其交通城镇的目的。其政治口号是“反共灭党”。进行治安肃正计划，是对国共两党两方都打的。在各个“扫荡”中烧杀极惨，企图以野蛮手段压服反抗。在政治上着重建立维持会，招抚流亡、实施小恩小惠，组织“爱护村”并开始征集壮丁。武汉沦陷，敌寇停止向西的战略进攻，转而回援华北，敌之战略重点放在“扫荡”华北敌后，这个时候敌后情况便严重起来了。敌寇视华北为其“大陆政策的重点”，谓我军在华北为其“心腹之患，等于盲肠炎”。曾有一个时期把晋察冀边区与武汉并重，足见其重视了。敌寇发现早出晚归的“讨伐队”不仅不足制止我军，且亦不能保护其交通城镇，乃转而实行大举“扫荡”政策。其具体战法是囚笼政策，即所谓“铁路为柱， 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整套封锁分割战术。例如完成自晋铁路，德石铁路[7]的建筑，大量修公路，密如蛛网，将我根据地割成“井”字“田”字形状， 并于铁路公路两侧挖护路沟，建封锁墙，这样以便其“分区扫荡，分散配置”。另外加上大军的“扫荡”即所谓“长驱直入的牛刀子战术”。这是堡垒主义与进攻军配合的攻守并用战术，是根据其第一期“讨伐队”战术的经验加以

修改而重新订定的。这个战术改变的发起人是山下奉文（当时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即现在敌寇在菲律宾的败将）和桑木师团长[8]。他们认为“讨伐队” 的迫奔逐北式的战术，对于国民党军队是有用的，对于善于灵活机动的八路军是无用的。敌高级将官曾谓“皇军讨共实如蛮牛捕鼠，捕鼠无效而已力已竭”，这个譬比是很恰当的。山下奉文与桑木主张放弃日本的旧套战术，改订进攻与封锁并用的新战术，这是有见地的。这里可看出日本军人在学习国民党的内战“围剿”中采用堡垒战的经验。他们还提出“与剿共团作比赛忍耐之斗争”，“要以五十年至百年掌握民心”。敌寇决心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长期进攻的准备，因而战局更严重了。这个时期国民党方面利用我军在敌后坚持所获得的胜利，以友军姿态分批遣军楔入敌后，利用敌我相持的困境对敌后战局进行破坏，于是特工横行、磨擦迭起。如果抗战初一九三八年国民党要我军进入敌后意在令我为他火中取栗的话，而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见我军强大了，便不惜到处楔入进行横插破坏，一句话说完，国民党的反共进军企图置我军于敌顽的南北夹击之中，这个局势是异常危险的。此时我军的政策是，从平型关初战胜利后，我军进军敌后，牵制敌军配合正面作战。对敌人之“扫荡”，提出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使其不敢孤军深入；在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使其不敢轻易下乡。这种积极作战的原则在各种战斗中取得无数次歼敌的胜利，这样就打开了敌后的局面，站稳了自己的脚跟。这里我党实行了自己的口号，即“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当一九三八年末到一九三九年开春，敌寇与国民党对我军的夹击形势到来时，我军一面坚强的迎接敌寇对敌后的战略“扫荡”，一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采取审慎的自卫态度。在反对敌寇攻守并用的战略上的经验是：在反“扫荡”初期敌来势凶猛，我军避开其锋芒，让他挺进深入，而以游击部队削弱和分散其优势，错乱其部署。我之主力则隐蔽集结，避免陷入敌之合击点。中期敌一再扑空，其势渐减，由进攻转为比较分散筑碉修路驻守等，我军仍以强有力的游击动作予以疲困袭扰，更使敌趋向疲困，我军主力则持满待发。末期则乘敌疲困或撤退之际，予以猛力围攻，做到歼灭其一部和收复沦陷的地区。加上我军大规模的交通破坏战，全体人民的坚壁清野，我军灵活机动的移动，敌占区人民的同情拥护，人民武装的战斗配合，这样便粉碎了山下奉文和桑木师团长的新战术。其堡垒主义与公路封锁与牛刀子“扫荡”，在我军面前宣告了无用。在对国民党举行武装自卫方面，我军实施有理、有利、有节三大原则，集中兵力，对顽军的磨擦进攻实施了退避三舍[9]、促使对方觉悟的委曲求全的古训；对方势焰喧天非消灭我军不可，我军才忍痛还击；击溃之后不加追击扩大。这个方针制止了武装磨擦，继续维持了国共合作。

总之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底这是我军在抗战中的第一阶段，是我军向敌后的战略进攻阶段，充分发展自己巩固自己的阶段，联合友军共同抗日井制止武装磨擦巩固民族团结的阶段。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寇，创造敌后根据地。我们的战略是，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的伟大成就是，粉碎了敌寇无数次的“扫荡”，打破第一次反共高潮，创造了遍于华北七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北我军由四万发展到五十四万，解放人口六千万。加上华中根据地伟大的创造和华南的初期游击，调动

敌人，应援华北，使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是我党我军对抗战的伟大功绩。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四○年冬百团大战结束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反治安强化运动。此时期国内外的重要大事件是，德苏战争爆发，日寇南进爆发太平洋战争。国内投降潮流高涨，爆发皖南事变。敌寇在华北的几年“扫荡”屡变战术、屡易统帅，无法阻止我军之活动和发展。而我新四军也继八路军之后在长江两岸华中地带创立了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寇于一九四一年乃以更大决心来“扫荡”华北，企图一劳永逸作根本摧毁。敌寇以冈村宁次[10] 为首的进攻方针，其政治口号是“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巩固大东亚战争华北兵站基地，建立大东亚战争华北参战体制，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的总力战。政治上是改变“反共灭党”的口号为全力灭共。即是取消了消灭国民党的口号，而是以全力灭共，向国民党招手，策动其投降，这正是针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行动而来的。同时对我根据地施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欺骗办法，厉行“自新”“自首”政策和特务政策来分化我军民。在经济上厉行敌占区的配给制度，加强对我根据地物资的封锁和掠夺。在文化工作和特务工作上加强“新民会”、会门等封建迷信宗教团体，深入我区作为其进攻的内应。并特别着重以威胁利诱手段争取知识青年堕入其圈套。例如组织赴日参观团、开运动会、征文竞赛、麻醉性文学书报大量印发等。对伪军伪组织工作特别运用伪满洲“皇协军”经验以加强伪“治安军”工作，此时期使华北伪军有空前扩大。又以强力进攻国民党部队，使其转化为伪军，并作为进攻我八路军的前导。其军事方针是加强封锁沟墙和公路建筑。此时期封锁沟墙和公路的全长等于我国万里长城的六倍， 工程之浩大亘古未有。其“扫荡”办法是由短期“扫荡”进到长期“扫荡”， 由分散“扫荡”进到集中“扫荡”，由线式“扫荡”进到纵深“扫荡”，由分区围攻进到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进到步步为营，由分进合击进到“铁壁合围”。其战术口号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等。特别残酷的是由过去乱烧乱杀进到有组织有计划的烧杀，其目的在于消灭我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建立无人区，从妇孺老幼一个不留，虐杀净尽，在某些地区造成整个村坊整个地区的毁灭。这是古今中外任何野蛮民族的侵略行为所不能企及的。除非华北军民亲眼看见和亲身遭遇，简直难以相信其惨毒的程度。但是敌寇这种疯狂的无人性的进攻，乃更激起了华北广大人民的更高度的决死反抗情绪，这种比赛，敌人也终遭了失败。

敌寇还依靠其特务内线潜伏我区作进攻内应，同时依靠其优越的科学技术加上其精密的情报组织进行各种各色的侦察活动，专门奔袭我之指挥机关和后方勤务部门，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指挥系统、后方据点及我军部队以及根据地之人民，这是亘古无前的残酷战。

国民党这个时期尚有许多部队留在华北敌后地区边沿，经不起敌寇这样空前严重的压力，采取了经过国民党层峰所批准的“曲线抗敌”政策，即是毫不抵抗，整批率队投敌；投敌之后即作为敌寇“扫荡”我军的前导。国民党的妙计是投敌反共，“变奸伪区为敌占区，再变敌占区为自卫区”。国民党这个政策直接帮助了敌寇，使伪军扩大数倍以上。例如庞炳勋、孙殿英[11] 之流投敌将领就华北即在四十名以上，先后投敌部队近五十万人。这个力量辅助敌寇，更增加了华北敌后的严重局势。从此，在华北七省敌后战场和华中五省战场，均只有我党我军独立起来担负抗击敌寇的任务，这个时期全中

国的抗战担负和中心便转在敌后，转在华北，转在我党我军的肩上。这个时期，敌后战场上地区破碎、死亡枕藉的惊心动魄的悲壮斗争场面，当事者在当时并不觉得，那时只有向前不容后退，过后思之才令人心悸。我军将士和人民到处鲜血横流，每日均有被敌寇包围“兜剿”的危险，亦即每个部队和村庄每日都有被消灭摧残的危险，亦即每个地区都日在削小，都处在不被鲸吞囊括即被零碎细割的危险状态中。尤其恰恰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遇着普遍的灾荒，树皮草根人民食之殆尽，发现易子而食的悲惨情景。天灾的袭击更加重了我们的困难。在事实上敌寇的毒辣计划收到了不少的暂时效果，例如在此时期冀中、冀东、冀南、冀鲁边、清河区等地全部变质，变成游击区或隐蔽游击区，主力和党政军机关不得不退回山地，只能留一批干部带小部队在该地坚持，与当地人民共生死存亡、作最后奋斗。又如晋察冀、晋东南、冀鲁豫、山东各大根据地亦大大缩小了，我军由第一阶段五十四万减到三十万，人口由六千万减少到二千五百万。这种缩小是何等严重啊！

在这个兴灭继绝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和党的军委是以冷静坚强高瞻远瞩的头脑，提出“咬紧牙关，渡过两年”，指出敌后艰难困苦只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指示鼓励了敌后抗战军民。连年发布我党著名的十大抗战政策[12]，另一方面下达了有名的军委第四号指示[13]，提出正确的巧妙的应敌的军政新方针：以分散游击战争对付敌之空前“扫荡”，以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去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大量发展民兵作为保乡自卫的骨干，造成主力、地方军、民兵三者的连环，逐处发动千百万人民与敌寇周旋，这样去突破危局。

这个时期的经验是：

我党我军以党政军民领导一元化来对付敌之总力战，以更大的团结和统一指挥来对付日军、伪军的协力，这就是领导上的比赛，精神上的角力，团结与团结的比赛，结果我党领导的民族团结便击破了敌寇伪军的同床异梦。敌寇以太平洋战争的新胜利和敌汪对华新政策来进行欺骗，瞎吹敌伪必胜， 我党我军以强大政治攻势说明苏必胜，德必败，同盟国必胜，轴心国必败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必败命运。这种宣传比赛用事实来揭破敌伪欺骗、巩固军民的抗战信心。我们用精兵简政政策，缩小机关加强战斗单位来对付敌之包围奔袭，任何机关均能干根据地变质时继续坚持斗争、指导斗争。我们用精兵简政政策和节约生产政策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民力物力以支持长期斗争，减少了浪费，使民力有喘息机会，使物力得到存储。我们用华北、华中全区域党政军民的努力互相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我们用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发动群众的反特斗争。来根绝敌特汉奸的内线破坏。我们用民族气节教育，反对投降敌人的抗战教育，来稳定人心，坚定抗战，宁为玉碎，不求瓦全。我们用敌进我进的办法到敌后之敌后去坚持游击战争，以回答敌之进攻。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援助山地，坚持山地以支持平原。我们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的新斗争方式，成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敌人把“扫荡”带到我之根据地，我武装工作队把各种抗日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外，去动摇敌人之心脏。我们创造了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办法，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承认在不利情况时的退却，而这种退却是为准备好能适时转入反攻。承认在敌情严重、根据地变质时，能巧妙运用敌人能容许的范围去达到掩护自己、保存自己以准备恢复工作，以掩护武装游击之随时进出。我

们用深入而坚强的敌伪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分化和中立伪军伪组织， 这一工作，日本反战同盟[14]和朝鲜独立同盟[15]他们工作得很好，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用地下党工作方法去争取敌占区有民族意识的士绅和青年， 以上层工作来掩护下层工作，这样使敌寇之自首自新政策失其效果。我们用整风审干政策改造了思想，团结了全党，提高领导能力，改变了工作作风。我们用拥政、爱民、拥军的政策加强了军民的团结，粉碎敌寇的挑拨离间的伎俩，巩固了共同奋斗的决心。在军事上，我军以反复穿插对付敌之辗转电击，以间隙穿插、灵活转移对付敌之纵深合围，以分散隐蔽、反复转移对付敌之集中包围和“清剿”。以我之集中对付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集中。以军民大破坏对付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地雷战对付敌之梳刮搜索， 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地区之被合围“扫荡”。主力则灵活转移， 准备适时之胜利反击，地方军与民兵们就地游击就地坚持，达到与敌人扭打纠缠，使敌人“驻剿”也难以肃清，不得不自行松懈停止。这个阵势是主力与地方军与民兵配合，几百万人民对付几万个分股入侵的敌伪军的联合作战。当敌人集中前进时，其锋不可当，当其转入“驻剿”时，已自行分散， 意味着其势稍杀，其力初竭，当其分股下乡搜索时或换防转移时则其弱点已暴露而到了战周转变关头了。军事组织上的成就是，扩大了内战时军区工作的经验，将地方党政军民的力量，主力、地方、民兵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正确使用，一面使用兵力，一面积蓄兵力，这样便坚持长期战争渡过了难关。

这就是在第二阶段上敌我政治对政治、军事对军事、经济对经济，文化对文化各种斗争方式的总的比赛。斗争之持久性、复杂性、残酷性是古今中外的新创局面。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十大政策是经过考验的、制胜敌人的武器。我们与敌人的比赛，我们并未落伍。敌寇企图消灭我党我军的计划是失败了。我党我军取得坚持抗战的伟大胜利。自然此时期我们根据地是缩小了，军队数量是减少了，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是遭到空前未有的破坏，某些地区业已接近枯竭的地步。然而我党政军民受着锻炼，锻炼得十分坚强，学会了各种斗争经验，数量之削弱增强了质量。就是说我党我军经过第二阶段的伟大斗争，人人敢说不再怕敌寇了。敌寇之伎俩已穷，而我军办法之多则愈出愈奇。这里得“谢谢”日本帝国主义，“谢谢”他的“教育”，使我们学会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打定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基础。

这就是第二阶段，数量缩小的后退阶段，锻炼增强质量的巩固阶段的基本内容。

第三阶段是从一九四二年冬冀南、冀东、冀中各根据地工作开始恢复， 华北各根据地开始从缩小转到再扩张的时期直至现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外的重大事件，首先是苏联的再进和德国再退，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战争局势。接着是意大利投降，美国在太平洋的反攻，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16]，露骨地完整地提出其法西斯政策，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一面是以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一面是派汤恩伯、李仙洲大军进入苏鲁敌后发动大磨擦。敌寇恰在此时与汪逆订定日华同盟条约[17]，强调实行对华新政策， 这是与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密切配合着。敌寇鼓励蒋介石的反共以策动其投降，蒋介石经过反共来达到引起敌寇的谅解。在蒋介石名著《中国之命运》中，袒露了反苏反共反英美的纲领。基本上说来，在思想上、精神上蒋日业已站在一条战线上了。这个时候，陕甘宁边区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敌后各地武装制止了李仙洲、韩德勤、汤伯恩、顾祝同所发动的进攻，

我党取得击破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胜利。接着是由陕甘宁边区发动伟大的整风、审干运动，发动了伟大的生产运动和有力的除奸运动，敌后各解放区立即响应进入行动，获得巨大的成绩。同时这一时期各地实施并再次深入减租减息的群众建设和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使解放区更加团结起来。在对敌斗争中，敌后各地实行敌进我进的伟大进军，取得解放区的再扩张，我军的再发展。主力乒团之坚强，地方兵团之扩大，民兵之普遍发动， 加上一切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新设施，把敌后各解放区提到空前未有的规模。这里与国民党从河南败退、两湖瓦解、粤桂沦陷、滇黔告警、川陕震动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接着又是河南解放区、湘赣解放区之新出现， 和苏皖、浙江、广东各解放区之新扩张。我党对敌战斗的胜利与民主建设的成绩无情地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路线的谬误，指出毛泽东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正确。抗日救国的重责落在我党我军身上，国际视听，为之改变，人心趋向为之奠定，敌后解放区的发展如日中天，而蒋介石领导的大后方日趋崩溃。这个趋向从去年五月所连续进行的、经美国调处的国共谈判把中国问题的本质完全暴露了。因此今天担负在远东和中国战场上抗战救国的责任，是要依靠毛泽东和共产党而不能依靠蒋介石和他亲手所腐化了的国民党。谁是能够担负抗战救国责任的军队？以及谁是日寇的对手？这个军队、这个对手只能是八路军新四军而不是蒋介石的军队。如果要恢复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必须依照八路军新四军的楷模从蒋介石统帅部的改造做起直至其军队各种制度的改变为止。谁是能符合全国人心的政权形式？谁是能担负抗日救国的政权形式？那只有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敌后解放区的民主政权经得起锻炼，只有他能领导战争；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在八年抗战中证明他腐朽无能，反动有据，误国殃民，已经到了应该彻底改组的时候了。总之，根本解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解除其反动祸国的失败主义的军令政令，立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立即改组国民党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这已是应天顺人、挽救时局、争取抗战胜利的必由大道。抗战胜败和建国百年大计取决于此，这是全国军民奋斗的中心目标。我党我军领导的敌后解放区便是这个奋斗的主潮，是强大的日寇所不能压服阻止的。国内任何反动阴谋的阻挠顽抗必被粉碎无疑。毛泽东同志对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宏伟报告，“联合政府”这个正确口号已为全国军民所接受，已经在行动， 实现之期已经不远了。以上就是说明敌后斗争第三阶段，我党我军再发展的阶段以及它在全世界全中国所起的伟大的影响。

（四）光荣的牺牲和伟大的成就（略）

（五）对敌伪方面的评论（略）

（六）抗战初期、中期的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上述经过均属于抗战初期和中期的事情。抗战已接近末期，总结整个抗战的经验的时候尚未到来，现在拟将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教训作一初步总结，对于进入末期以及结束抗战是有意义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抗战路线，八年来的伟大发展证明其完全正确。其基本内容是针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敌后战局的残酷性，提出了削弱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游击战略。针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抗日、反共的两面政策而提出我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即联合他抗日的一面而反对他反共的一面，这就是正确的站在中国劳动人民立场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针对着抗战中国内外的复杂局势，特别敌后的艰苦斗争环境，

提出坚持抗战、积蓄力量、长期打算、储蓄人力物力财力的持久对敌的方针， 提出有理有利有节对顽固派武装反共的严肃自卫方针，创造了一条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正规路线，从军事底定打开局面转入深入群众运动，直到建设群众武装再转到伟大的生产教育和军政建设。这一条正规的创造根据地的路线， 使每一阶段上应做的工作有了极其科学的部署，主要任务与次要任务均有适当的配置，既不轻重倒置，也不先后错乱。同时又在每一时期每一具体工作部门都贯穿着对应付情况和进行建设两大任务的统筹兼顾。在两个反“扫荡” 之间进行必要的建设，和以这种必要的各种建设支持长期的反“扫荡”。这就是全般的领导艺术，使领导者在极端纷至沓来的战争中，能把稳船舵化险为夷而主动的推动抗战运动的前进。这一条领导路线原是依照内战开辟根据地、巩固向外发展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又依据抗战新环境的锻炼，而更其完备系统化成为创造根据地科学的一条领导路线。在发动群众运动方面，同样总结了多年的民众运动的经验，造成一条正确而科学的做群众运动的新方针。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发布的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是最标准化的新的群众运动路线。这是我党二十多年来群众运动的成果。在军事政策上提出又打击敌人又发展自己，从打击敌人中发展自己的游击战争的总战略。以武装斗争为主、配合一切各种斗争，这便是游击战争的总概念。在这个优异的游击战略之下，既照顾主力，又照顾地方武装，又照顾民兵；既照顾军队本身，又照顾地方党政人民，于是把根据地几千万人民锻炼揉和成为一支人民的政治军事大军去战胜敌寇。这便是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抗战军民主持制定的一条完整的抗战路线。换句话说，是中国人民的抗战的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群众工作的路线，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教育团结学习的工作作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这一切便是这个完整的抗战革命科学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抗战政策和游击战略是主张积极打击敌人的，而且是主张以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去逐渐的歼灭敌人的，其战略精髓在于以占主导地位的分散游击战配以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去打击敌人来达到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这与怕打敌人的“恐日病”有区别，又与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事实拼命决战有区别。

内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战略口号，如响斯应[18]表现在我军的发展和削弱的过程上面，便明白指出集中不分兵便不能大发展，同样只分兵而不集中也便无法应敌，也便无法再发展和保存已有的发展。这个原则毛泽东同志运用到抗战新时期的条件下，便提出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主张，又更概括地提出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总纲领。这告诉我们，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去分兵大量发展自己，又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集中兵力去打击敌人。由于我军弱小， 敌人强大，战争的长期性，分兵游击是主要的，是战略的，带普遍性的。而集中应敌是特殊的，局部的，甚至以后运动战在相持阶段中减少到最小的限度。这就可以认识到重视集中作战、忽视分散作战，重视正规战、忽视游击战，重视正规军、忽视地方军、游击队，重视军队、忽视地方人民等一系列的部署上的、思想上的错误和所引起的弊害。

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战略是主张联合国民党的，是主张帮助国民党的转变的，是正确估计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的，因此也更主张以我军的行动

配合友军、帮助正面阻止敌人前进的。凡我们同志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是对的。然而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把全部抗战责任寄托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上面。他还有重要的打算，便是我党我军的发展是支持抗战的骨干。要阻止国民党投降，要钉住国民党使它不敢放弃抗战、不敢破坏国共合作，这一切必须从我党我军的伟大发展上做起。这种正确主张，与不帮助国民党、不配合友军作战的“左”倾情绪有区别，也与专力配合国民党友军、不发展自己或放松自己发展、迁就依赖国民党有区别。总之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把敌、友、我的关系放在发展、削弱、上升、下降，地位互易诸方面去考察、去决定对策。第一必须削弱敌人。第二必须发展自己。第三对国民党的进步或倒退都预作打算。更重要的是要有我党我军独立起来担负抗战重任的打算。

对敌、对友、对自己三方面的情况和关系有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处理， 才能定出正确的政策和方针，也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不犯错误。有些同志由于未能正确了解洛川会议[19]的精神，初期即有偏差，十二月会议[20]到六中全会[21]这一段中间则受党内右倾投降路线的影响甚大，对敌、对友、对己都摇摆于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没有执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但每个地区所受影响和程度不同，觉悟也有先后之别。这种摇摆是由于从事多年内战的同志，依据其内战经验未能灵活运用于抗战新环境，对毛泽东同志所主持几年的从思想上、政策上转变到抗战环境的各种报告指示，没有深刻研究和了解，食而不化，抱残守缺，把从事内战搞正规军搞运动战搞大根据地现存的一整套移用到抗战新环境，忘记了敌人不同了，忘记国民党初期的友好仍包含充分的敌意，会迅速变化。于是只重军队忽视地方，于是只知抓一把忽视应该大力去重新开辟根据地，一切打算只从胜利发展方面去着想

（发展和胜利确实使人头昏），片面主观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内战局部的旧经验，特别是偏于军事方面的旧经验，这样就容易造成党内新陈独秀主义的市场。因为他强调速胜，强调现代水平的运动战，强调国民党作抗战主体，把自己作抗战附庸等观点，都在某几点上与我们一部分同志根据内战运动战经验，片面了解敌人一些弱点而产生的轻敌心理相吻合。因而虽出发点不同而达到主张运动战正规战之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对友关系上则迷惑于国共合作初期形式的谅解，激于民族义愤，而陷于迷失方向，这就成为新陈独秀主义的市场，这样就离开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正确的政策。这样，对于错误路线的接近一分，必致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脱离一分。毛泽东同志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的这种迷惘，使这种迷惘尚未达到造成潮流的地步，而我们一部陷入迷惘的同志，也迅速在实际碰头中间、在敌寇大“扫荡” 和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惊醒起来，全部转到正确路线上来，这样才取得了我党我军的伟大发展。我党过去曾有的政治摇摆往往需要好几年或几个大失败才能改变，则今天这种转变角度是缩小而迅速的。这是我党的伟大进步，是由于我党有了伟大领袖的结果，也由于我党一大批干部布尔什维克化程度提高了的结果。

其次是执行党的正规的创造根据地的路线问题。我们要了解敌寇、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实即是人力物力财力之争，换句话说即是互相争取人民。他们是以军事力量争取对人民的统治，以达到其压榨剥削之目的。我们是以军事力量解放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故在军事开展和底定的过程中， 即应动手做群众工作，并适时转到以全力深入组织人民大多数和进一步依靠

群众，这是发展革命的总规律。在抗战时期深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根据地巩固支持抗战的中心关键。离开这一点，一切民主政治的强调，便失掉了强固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我们不仅要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还要了解农民革命战争更是这个武装斗争特点中的特点。我们不仅要了解农民

革命战争这个武装斗争的特点，更要了解这个农民革命战争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顺利发展，达到成功，这更是特点中更大的特点。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特点，更要了解这个无产阶级领导，其本质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中国马列主义，即毛泽东主义。

这一系列的对中国革命的本质的了解非常重要。我们只空喊懂得武装斗争的特点，懂得搞军队，搞根据地，懂得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是无济于事的。懂得打仗，懂得训练军队的军事专家，并不等于懂得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懂得作农民运动，懂得作地方工作的农运专家，这只是农民工作的起点，而并不是中国农民斗争的全部。农民与革命与战争相加，加上无产阶级领导，这才是全面性的东西。现就眼前的抗战来申述一番：抗战本质是一个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战争由国民党领导必致失败，因为他无限制地使用农民，牺牲农民，不替农民办一点好事。这个战争由共产党领导才能胜利， 因为他能够代表农民利益，一面替农民办事，一面鼓励和组织农民拿起武器走上政治和战争的舞台。抗战军队和根据地，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民集团，如果一味照存留在农民身上的地方性保守性办事，必致难免于狭隘报复而有陷于孤立的危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充分发扬农民伟大的革命作用而避免其弱点。以处理旧军队、旧国家的观点来处理这个新军队和根据地，必致陷入空想与事实矛盾的错误迷乱之中。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他本质是中国无产阶级代表——共产党领导千百万武装农民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一种联合抗日政策，形式是联合的，立场和界限是分明的。没有这个坚定的立场，不足以搞统一战线。类似的情况，我党的建设亦复如此。我党多年在农民群众中的活动，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从农民党员中训练干部，一面提高其觉悟，一面洗刷其弱点，从照顾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这样建设了我们伟大的党。毛译东同志指示我们，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建设党是我党进行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则这三大法宝，无一不以农民革命战争为中心。掌握这一点，我们进行了伟大的内战，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抗战，我们因之以创造游击队，更要因之以掌握正规军。我们因之以掌握了乡村，更要因之以掌握城市。我们因之以掌握农业手工业，更要因之以进到掌握工业和进到掌握现代工业化的水平。我们因之以掌握农村根据地，更要因之以掌握全国政权。我们党不是农民哲学家，而是农民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首先善于接近农民， 向农民学习，善于为农民利益着想，善于以各种组织形式去组织农民，八路军新四军是组织农民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因而善于教育农民，提高农民， 直到农民最后解放。同时更善于以各种人民的斗争去配合农民斗争，造成伟大的中国革命阵线。过去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城市中心主义，由于忽视农民革命战争或过度和冒险地去指导农民革命战争，便败坏了中国革命。同样以旧军队经验为中心的单纯军事主义者，他们只有战术头脑、而没有战略头脑，只有军事头脑而没有政治头脑，只懂得军事技术而不懂得军事政策， 他们除军队而外不知其他，或者口头仅仅知道一点农民或照顾一点农民，而

不知道农民利益实即军队本身利益，而不知道军队来自农民，应该为农民利益奋斗。他们这种无知，也同样削弱了革命。

这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军事政策的一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