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创造军队

我党是何时了解军队的重要性的呢？并在何时开始军事工作的呢？

远在我党成立之初，在一九二三年，党报《向导》周刊上即有论文作出建立新的国民军以完成国民革命的重要论断，又不断有关于改造旧军队、进行士兵国民革命的口号。一九二四年，党派遣大批党员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1]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另外又派叶挺将军率领一批党员在肇庆成立第四军独立团[2]。军校工作与独立团工作，均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占有历史地位；无论在创造干部上，影响国民革命军军制上，提高战略战术上，建立军队政治工作上，皆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我党对国民革命的重大贡献的一面。然而这仍然只能说党在当时是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对其重要性的了解仍是不完全的。

由于党在建立之初，由马克思主义小组正转入群众性政党的新的政治活动时期，党的课题是急于放在组织民众、宣传民众方面，尚来不及以全力进行军事活动。同时，党内有一种意见占主要统治地位，即对中国革命看法纯

全采取西欧先进国家革命的看法，企图以片面的民众运动去完成国民革命，根本否认争取军队的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重大特点是熟视无睹的。这个错误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末，其危害是很大的。具体表现在不用大力作争取军队工作，即在部分军事工作上，只愿党员任政治工作，不愿党员任军事指挥工作。在军队中一切迁就同盟者的意旨，失掉革命立场，不愿自居于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而自甘退居于辅助的地位。虽然在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由于我党的政治工作起了伟大的团结军民的革命作用，然而野心家们利用了军队指挥权不在我党掌握中的弱点，遂能顺利指挥军队进行反革命政变。这个教训是不能不牢牢紧记的。这是我党对军事工作初期的情形。这是陈独秀机会主义不要军队，违背人民利益，葬送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然而大革命的失败教训造成我党以后伟大的进步。一九二七年冬大革命失败，使我党进入独立建军掌握武装的新时期。

此时期情况是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革命人民遭受屠杀，革命的国民革命军已变质成为军阀屠杀人民的工具，空前的白色恐怖遍于全国。全国人民特别是大革命影响深入的省区，如湖南、江西、广东、湖北等地所遭受的惨杀无可忍受，我党不得己才领导革命人民退出城市，依据农村举行武装自卫。这是一面。另一面在国民革命军中，有一部分不愿意叛变革命的军队，在我党领导之下举行革命起义，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如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均有军队掉头站在人民方面。因此，大革命虽失败，但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的武装自卫，得有正式军队的参加便更强有力的发动起来了。因此，不要忘记：工、农、兵、革命知识青年的大联合，便是我党建军的基础。

这种工农兵武装自卫的大起义，造成全新的革命局面。党不仅了解了创造军队的必要，而且必须独立担负这个任务；更必须创造崭新的革命军队，以区别于国民党的旧式军队。党研究了大革命中国民革命军的教训，一面保留国民革命军中的优良部分，一面抛弃其中的恶劣部分。党必须以健全的军事方针，始能应付当前局势所提出的新课题。这中间最能领会大革命教训继往开来的，首推毛泽东同志，这不是偶然的。在政治方面，在党最初决定国共合作的时候，以及党的五次大会紧急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明定友我阶级界限的主张，以及以后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的主张，这些正确的远见，并未得着全党的公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末是以孤独的情怀转入湘赣边界的农村，首先毅然着手政治方面、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新创造。当时平浏[3]各地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以及由武昌出发转到人民方面的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举行秋收暴动。这个暴动失败后，不久与南昌暴动军的余部（肇庆独立团后身为其中骨干，配合湘南暴动农军）会合于湘赣边界井冈山，配合当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其规模和力量便逐渐强大起来从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党和指示我们，是针对着以下的问题，坚持下列诸原则：

第一，我们必须铲除旧军队长期脱离生产、脱离人民因而养成的雇佣性质。这种雇佣性质是一切军官得以利用军队进行祸国殃民的社会基础。我们必须铲除旧军队的雇佣性质，以创造能为人民谋利益的新军队。这是我党建军的基本精神。

第二，必须吸收革命的工人、农民加入军队，作军队成分的改造。另一方面必须着手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并且在分散打游击和做群众

工作中使官兵与人民接近，共同作革命斗争，这样去改造军队的气质。这里就提出和建立了在军队中的群众工作路线；这里就解决了军民团结和合作问题。

第三，在解决官兵关系上，提倡革命服从，官兵平等，废除肉刑，废除打骂，不枪毙逃兵等民主制度。这是对于军阀军队定型的压迫制度的大胆的根本破坏，使官兵双方在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目的之下亲密团结起来。

第四，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确定军事服从政治的领导，军队是推行政治的工具的根本原则；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必须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去推行。这里就提出了加强军事工作的问题，消除了党权与军权的对立问题，造成党与军队的不能分离。

第五，军队下层的广大士兵是一个武装的群众问题，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党员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军官党员和士兵党员都要拿出一般党员在工人农民群众中的工作精神在部队中进行工作，党员不是以特殊的资格站在士兵之上进行工作，而是以士兵资格逐处代表士兵的利益，领导士兵走自由民主维护部队的革命斗争大道。同样在军队各级设立政治机关和各级政委，这是由上而下的政治领导和动员工作，与党员在士兵中间由下而上的政治工作互相结合，造成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便保证了军队能完全负责去执行党的政治和军事的战斗任务，完全忠实于人民事业，使军队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旧军阀把军队当作个人工具的事，在我军中便完全消灭了。

第六，在战略战术上进行崭新的改革，一方面是保存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大胆挺进、英勇冲锋的突击战术，一方面根据敌我强弱悬殊和农村分散环境，提出了经过百战磨炼的游击战术。这可引用一九二九年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面说：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

这是毛泽东同志概括我军最初战斗经验作出的总结。旧的军事头脑是不

会懂得这种战术的，是不敢作如此大胆分散的，是反对用军队去发动群众的。旧军队战术一般指示了进攻与退却的原则，然而把进攻与退却综合研究，特别提出弱小军队在强大敌人面前，敢于大胆退却再转到大胆进攻，这又是中国旧军事学中找不到的。

根据地思想之提出，以及凭险依山的巩固发展方针，以及长征时的摆脱战术，这些新的创造反映了红军在强大敌人“围剿”跟踪时代的艰苦，更显示了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在当时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伟大的革命军事天才。我们在尔后的多年国内战争中以及当前的八年抗战中，还可以看见上述的战术原则的创导和启蒙的功用。

第七，建立了团结人民的群众纪律制度。旧军队只有军纪风纪，军纪所以强迫士兵服从军官，风纪所以重军队内外的瞻观，对人民养成军队的威严，至于涉及军民关系则不属于条令的范围。反之，旧军队逐处有派兵虐民的事实。我军军纪首重自觉服从，所谓连坐法于我军毫无用处。我军风纪不在形

式而在于民主自由的活泼精神。群众纪律便是我党的新创造，他正确解决了军民关系。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养成军队官兵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一碗一筷之微，必须不可侵犯，就是把我军官兵英勇牺牲献身人民事业的精神，表现于日常与人民共处的关系之中。这种群众纪律制度便成为军民结合的桥梁。

第八，建立优待俘虏的制度，这是证明本军代表工农兵的人民利益，包括对方被压迫的官兵在内。因此本军敢于从优待俘虏转到武装敌方归顺的官兵加入共同作战。只有实行为人民服务的我军，才能有此气魄。这个政策在战争中收到瓦解敌方意志的伟大效果。

第九，我军开始即估计到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故即注意到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这样建立了废除薪饷、战费自给的供给制度。至于由此出发，发展到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则是以后的事了。

第十，更其重要的是对创造根据地的重要性之了解。如果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路线是从工人运动到城市起义迅即取得政权，则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在于经过工农运动，经过根据地逐步发展到全国。中国马列主义提出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融合了中国汉、唐以来的历史和近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所发现出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真实情况的反映。因此创造根据地，坚持根据地，爱护根据地，发展根据地，便成为党与人民大众的根本革命思想。这个思想的创导者是毛泽东同志，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其正确性。

以上是我军最初建军的纲领，一般包括在二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的讨论和决议之中，它把中国社会上军民对立、官兵对立、党政军对立的腐恶痕迹便彻底肃清了。这样明确规定了党、政、军、民的关系：用党以建军并领导军队，再用军队发动民众，扩大地区，建立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掉过来党与政府和人民又用全力来帮助军队。这里明确的使党与人民认识了中国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间的杠杆作用。这些关系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和结论，是在开展思想上两条战线斗争的艰苦过程中所获得的。党一方面必须接受国民党暴动军队的遗产，利用其军事经验。一方面必须改造其雇佣军队脱离群众的本质。党一方面必须起用和信任旧军队出身的军官，没有他们，当时我军的作战指挥不是一般民运党员所能胜任的。所有一批旧军官在这点上均起了极大作用。然而党一方面必须用力对他们进行改造，党不顾情面暴露了投身革命的旧军官与我们党中间的矛盾。是否从群众出发，是否具有群众观点，是否承认农民战争是我军的革命特质，便是争论中心问题。现在看来，假如党当时不坚决克服出身旧军官的党员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他们的以军治党、以军治政、以军治民的错误观点，那是会破坏我们的伟大事业的。党在这方面的思想上的胜利，于最初建军有其决定意义。党一方面利用旧军队，欢迎旧军队官兵转到革命方面；一方面又指出统治阶级的军队不从内部瓦解将增加中国革命成功的极大困难，因此必须与党内不重视军队工作，无条件排斥旧军队的倾向进行斗争。党一方面反对军队中不愿建立根据地、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和逃跑主义；一方面反对地方上不顾全军队主力要求无条件死守某一根据地的地方主义。党的正确原则是承认红军主力必要时的转移，同时必须部署加强地方武装，以达到主力转移后可能限度的坚持根据地。因此，只注意扩大主力不帮助武装地方，和只注意武装地方不帮助主力，两者都是错误的。党在时局估计上，一方面反对空洞乐观主义，

不了解斗争长期性，幻想冒进明天就取得胜利；一方面反对悲观失望情绪而怀疑红军、苏维埃之能否长期存在。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正是这种胜利时轻敌冒进，失利时悲观失望的代表。一九二八年秋进军湘南的失败，便立即受着历史的惩罚。党的主张是艰苦做群众工作，艰苦做游击战争，队深入土地革命去扩大红军去扩大根据地，去迎接和发动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党在当时从群众利益出发，从正确估计政局出发，从反对各种偏向出发，特别是反对旧军官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急性病两种偏向，所以能够在反革命的长期围困中达成建立红军、发展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井冈山斗争直到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区联系、建立中央苏区为止的建军规模确立的过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便全部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便在政策上、组织规模上完全奠定了我军历史的建军的基础。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路线的纲领便以完备的姿态出现了。这一伟大的创造功绩应首先归功于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创造精神，其超脱人寰处，在于就当时的每一革命经验，每一农村材料，每一具体事物，作了详尽的全面的分析，把马列主义的原则放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上加工，这种结合便创造出新的原则，再去指导革命实际，从而得着更丰富的革命经验，又进一步使革命的理论丰富起来，这样使我们在斗争中便受用不尽了。毛泽东同志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立脚农村却不研究农村脚踏实地从发展农村出发，而天天幻想城市，把城市工作方法强迫移用于农村环境；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立脚中国却不研究中国社会情形，一切不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机械地把外国革命规模移雨于中国环境。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人民的智慧变成共产党的智慧，又把共产党的智慧与人民的智慧结合创造出新的智慧。因此毛泽东同志成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智慧的最优秀的代表。这一身份在早年便确定了。当时有不少的人嘲笑毛泽东同志为“右倾”，为“保守主义”，为“农民意识”，今天历史出来作结论，被嘲笑的乃是那些嘲笑人自己，而最为正确的，代表中国马列主义正统的，乃是毛泽东同志。

一九二八年党的六次大会决议中指出“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意义”。又指出：“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领导”。这些指示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是很正确的。然而由于斗争环境的限制，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最初建军经验不可能及时反映到六次大会中去，但六次大会的基本精神在于指出中国革命的民权革命阶段的性质，提出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建立苏区和红军的任务。这些正确指示，对各地启示非常之大。一九二八年冬“六大”决议到达井冈山，大家在研究中即指出：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反对盲动主义，以及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革命根据地的办法是与“六大”决议符合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超过全党的独特的卓见，且较“六大”决议更其前进突出，更其符合实际，故能别开生面，更其深入具体的发展了我们工农兵的革命事业。在这一时期的建军，我是以江西、福建、湖南三地红军斗争经验为中心

来论述的，同时在鄂豫皖木兰山，在赣东北磨盘山，在湘鄂西洪湖，在广西左右江，在广东海陆丰等地，红军发展过程，虽备有特点，但一般均走着相同的路线。举一反三，不再一一复述。但要特别指出，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中国的首创，但以后在发展红军的过程中，由于盲动主义，地方主义，以及

各种环境的限制，宣告失败，这是极大的教训。如果拿各地苏维埃和红军来与江西苏区红军比较，则应承认后者没有犯过路线的错误。更其顺利的造成一条发展红军的正确路线，其基本原因在于有一个掌舵的能手毛泽东同志。革命运动需要英明领袖。这个真理在此更深刻的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