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方面

（一）一年来伟大的自卫战争总结，首先是战略总结。战略是敌我双方的思想战，精神战。毛主席与蒋介石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毋悔”。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许多国民党的俘虏兵都说：“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 俘虏的将军师长、旅长等也是这样说的。他们对我们部队看不起，认为我们军队不懂军风纪，武器杂乱，甚至连口令也叫不好，有时闹出笑话。他们说： “你们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有些不服气。我们回答：“不管怎样，总是把你们俘虏来了。”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我们的战略有世界意义，在世界上是崭新的、优秀的。如果我们军队再能把战术提高一步，配合优良的战略指挥，在世界上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军队。

我们俘虏的国军士兵，现在有的已当上了排、连长。他们有一个普遍的呼声，要求我们改善指挥。说：“你们的指挥是‘肉弹主义’，采用集团冲锋，英勇固然好，就是要多死人。”我们为此抽了一些班长当兵，排长当班长，连长当排长，营长当连长，团长、旅长当营长，组织两个营作战斗演习。许多团、旅长甚至纵队司令员因长期打仗，平日很骄傲，一演习战术都不行，旅、团长不能当营长，连长不能当排长，排长不能当班长，暴露了我们战术上许多严重的缺点，这样使我们很多指挥员虚心了些，知道自己的战术不行。现在部队提倡学习战略，由此学习战役、战术，提高战术战斗动作。这对部

① 一九四七年冬，陈毅奉命到中共中央开会，途经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到陕北，应以上各中央局和军区的邀请，分别作了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的报告。本文是他在晋绥对敌斗争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记录稿节录。编者在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订正。

队是重要的。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七月，华东野战军伤亡七万人，到现在约有二十万人，这表现了我们的英勇，也说明了我们战术战斗的蠢笨与落后，伤亡很大，否则伤亡是可以减少的。直到现在，我们仍保持北伐时期的战术，采用波浪式的集体冲锋。

（二）我们的战略战役问题表现特别突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全部消灭敌人。即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时机，选择战场，集中兵力，四面包围消灭敌人，以此改善我们的装备，改变敌我形势，到一定时机转入反攻。采取这种战略方针，要舍得丢地方，抛出空间，争取时间，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以退为进，先退后进，逐渐改变敌我的形势。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基本方针和战争全部过程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如华东战场，我们把敌人诱入山东，一直牵到胶东烟台那个牛角尖上。西北战场诱敌进到绥德、葭县[1]，冀鲁豫战场也是三进三出[2]，敌人进到黄河沿岸，甚至渡河攻占大名府[3]。敌人不断占我们地方，他们的有生力量也不断被我们消灭。他们每进一步，占领我们一个城镇，必须付出几个旅的代价，反复如此。这中间是有矛盾的。但到一定的程度，敌人后方空虚，进攻不得不停止了，我们跳过来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进入反攻，敌人便处于被动，掉在我们反攻大军的后面。整个战争过程就是出让地区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敌我思想斗争也就是这一问题。战争的复杂奇妙为古今中外所未有。

这是个新问题，但也是个老问题，我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武装斗争就是这个问题。在苏维埃内战初期，井冈山时期，这个战略思想就开始形成了，就有了一个草稿，一个大概的轮廓。在北伐时期与今天不同，北伐时是一往直前，没有后退的。北伐军一直前进，北洋军阀一直垮下去，因为当时敌我形势不同，北洋军阀非常腐朽，北伐军异常精锐，能够一往直前，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以农村条件和有新式武装、依托城市的敌人作战，就出现了这个战略方针。敌人进攻，我们后退，再进再退，必要时我们退出井冈山，另建立根据地。因为敌人是强大的，有现代化的武器，又依据城市，经济力量比我们强，我们革命军队是处在农村，由工农和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组成，没有正式军队，也不懂军事，见敌人就打，硬碰硬非失败不可，敌人恰恰希望我们这样做。敌人集中又有准备，我们先让他扑了个空，使他们精神松懈了，防备不周，如能打则打，不能打时，让敌人再进，又扑了空，精神更加松懈了，造成我们有利条件，我们即可将他消灭，壮大自己，又削弱敌人，这样我们“胖”了，敌人“瘦”了。毛主席以十六个字概括这种战略思想，即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年来自卫战争并没有出这个范围。敌人进攻是因他强大，我们不能和他硬拼，不明敌情是不能乱砍刀的，一定得往后退。敌驻我就乱打冷枪、摸哨、破路，使敌人不舒服，精神疲乏。敌疲劳了，我们休息好就打他。敌退我们就追击，收复失地，打开新地区。这种战略方针，主要是研究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最后才可消灭敌人。这是中国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唯一办法。研究了苏维埃内战时期广西、赣东北、湘赣红军的经验，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此。广东海陆丰不照这个规律，虽然那里的农民条件很好，还有南昌起义及广州起义的部分军队参加，但是最后还是垮台了，失败得最惨，就是因为打硬仗，不愿离开海陆丰一步，当时他们认为见了反革命不打就是机会主义。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地方主义。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

当敌人进攻到非要离开根据地不可时，井冈山可以不要，另去开辟根据地，保持有生力量，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叫做“后发制人”，准备好后再打，是与历来旧军事思想“先发制人”不同的。

长沙战役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江西苏区大规模的内战“围剿” 与反“围剿”，使这一战略内容更丰富了，原则更扩大了。那时提出“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不怕苏区被敌人占领，不怕坛坛罐罐被打烂，使敌人深入以后，再聚歼他一部分，结果是国民党军之张辉瓒、蒋鼎文、毛炳文、朱绍良[4]等部都先后被我消灭了。因为敌我强弱条件未变，我们唯一的长处是政治条件，即群众条件。将敌人引入我熟悉的地方，敌人的长处变为短处，才易最后将他消灭。那时有人从莫斯科回来，硬抄教条，强调苏联“消灭敌人于国门之外”，结果失败了，全部苏区被搞掉，几乎全部红军都被消灭。实际上苏联也并非机械的实行“消灭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次苏德战争也是诱敌深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来消灭敌人，因为当时希特勒统治整个欧洲，他用整个欧洲的力量压在苏联身上，也是敌强我弱的形势。

抗战八年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比国民党更强，我们战略“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利用我们的长处和农村环境，以疲惫敌人，进而消灭敌人，求得敌我形势逐渐改变。现在革命形势不同了，我们提出基本上是运动战的方针，其原则仍不变。这次自卫战争的指导是综合了苏维埃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一年多证明这一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古代军事思想也有过这一战略思想。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为说明他的战略思想，曾引用《左传》一段话，说：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主张后发制人，以退为进。《水浒》中林冲与柴大官人的教头比棍，教头骄傲轻敌，林冲先让他打几棍，看出他的弱点，结果一棍将教头打倒。拿破仑进攻沙俄，五十万军队一直进到莫斯科。当时库图佐夫主张一直撤退，甚至把莫斯科也烧了，等冬天一来，转入反攻。拿破仑五十万大军最后只有五万人回到法国。燕国攻齐，一个多月连下七十三城，田单守即墨守了三个多月，燕国攻不下，军心松懈，齐转入反攻，一个多月收复全部失地，消灭了敌人。淝水之战，秦符坚出兵百万，都是骑兵，吹牛说：“投鞭可以断流”。晋兵只有七万人，谢安、谢玄选择淝水地区为战场，那里遍地皆水，骑兵无用，一打即垮。秦兵百万，前面的被打垮了，后面的还在长安未出发，互相践踏死的不少。毛主席是研究了敌我强弱、政治条件、气候、地形等条件，得出这一军事思想，并将他完成一个体系，写成学说，成为有系统的科学的军事思想。这次战争运用的更广泛更复杂。执行这一方针不是容易掌握的，且为一般人不易理解。这里讲几个故事：

一是美国人。去年六月底，驻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克里门将军到临沂找我，他自吹牛皮法国登陆有他，北非登陆也有他。他希望我到青岛与反革命王耀武[5]见面。我拒绝去。他说：“那么战争非打不可了！”我说：“不是我们要打，是国民党要打；我们是不打出去的，如国民党要打进来，我们一定要应战。如果你真有调解的诚意，去跟国民党讲，只要国民党不打就行了。” 他又问我：“战争打起来，你们有没有把握？”我说：“初期，两淮[6]、临沂要放弃，甚至张家口、延安也可能失守。”他问为什么？我说：“国民党力量大，你们美国又帮助他。”他说：“那你们何必打，讲和算了。”我说： “不然，半年以后形势会完全变化，我们会打垮他。”他进攻两淮，我们可

消灭他多少，进攻临沂，可消灭他多少，进攻延安，消灭他多少。最后他晃着肩膀说：“我不懂，你们又要丢地方，又要消灭敌人，中国问题真复杂！” 我说：“占领临沂不容易，进来就退不出去。”毛主席这个军事学说全部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军事特点，是外国人所不能懂的。最后我又告诉他：“现在你不懂，一年以后你就懂了。日本开始也是不懂，八年以后懂了，要他无条件投降”。

二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当我们失了张家口、两准时，他很着急，恐怕我们要失败，但在三个月后，他承认了错误，说我们不守张家口、两淮是对的。

三是自由主义的新闻记者。有上海和武汉两个新闻记者，他们也许是自由主义者，也许是左翼。在克里门走后第二天找我发表谈话。我说：“现在要打仗了，不发表谈话了。”他们要我谈战争，我把和克里门所谈的问题谈了，他们大吃一惊，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是真话。”他们说：“这样动摇人心，民主人士会不干了。”他们正在宣传我们会打下徐州、南京。我说：“没有办法的事，第一年人心动摇，第二年人心巩固，第三年人心欢喜！”他们以为我骗他们，是为着保守军事秘密，我叫他们今后看事实就会了解我讲的是真话。实际上这个道理是很难为人了解的。

四是汉奸郝鹏举[7]。他叛变前几天来找我。他说：“延安报纸说消灭这么多敌人，俘虏这么多军长、师长和旅长，我认为是战役、战斗上的胜利；蒋介石已占领我们二百多座城市，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意思是我们不行，蒋介石靠得住。我说：“我不是军事教员，但是许多军长、师长让人家抓去了，不会与战略无关，世界上没有这种战略。我们失去的二百多座城市很快就可恢复的。”他不相信我的话，回去后没几天就叛变了。

这种战略方针只有革命人民、革命政党、革命者才能了解的，对其他人是说不通的。苏联武官在三个月后就了解了，所以他承认了错误。这种战略有国际的意义，对近代军事学说有新的发展。苏德战争也可得到证明的。但他不是万灵膏药，而是人民的军事学，革命的军事学。单讲两个军队，弱军可以用这个办法，两军相等也可以用这个办法，主要是敌我力量对比决定的。若是我为绝对优势、敌为绝对劣势，就不用这个战略方针。就像大人和小孩子打架，一下把他抱起摔到地下就对了，用不着先退两步再去打他。我们与国民党比，军事上相对的弱，政治上绝对强；国民党在技术上、财政经济上是相对的强，政治上却是绝对的弱，因为他卖国独裁内战，他不可能采取这个战略，若采取了失败更快。这个问题是反革命不能懂得的。

（三）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几点经验：

第一，反对逃跑主义，表现在一方面是有秩序的撤退，一方面是在敌后坚持斗争。开始执行这一方针，党内多不信任，有很大的震动。逃跑主义表现在和平观念未完全转变，敌人一到，主力撤退，人心动摇，认为敌后不能坚持斗争。说抗日是民族斗争，日本是外国人，各阶层都反对，敌后容易坚持。现在是内战，蒋介石有他的社会基础，地主、富农是他的天然基础，敌人一到，地主、富农就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就站不住脚，地方干部和游击队也站不住，不愿坚持斗争，不管组织许可不许可，从华中纷纷逃跑到山东，不讲纪律，不讲秩序，以为华中不能坚持了，结果到山东没有组织介绍信的，我们坚决要他们回去，不给饭吃，不给房子住，把他们的理论打破。

我们说抗战时能坚持，内战时同样也能坚持，统一战线更有广泛的基础。

今天很多地主、富农和资本家都被蒋介石搞垮了。很多地方土地改革提出“挖蒋根”的说法，是不策略的。蒋介石原来是没有群众的，他硬送群众给他，硬把所有的地主、富农算成蒋介石的是不适当的。他们反对土地改革，但不一定都拥护蒋介石，因为蒋美的政策是毁灭整个中华民族的；蒋军多是客军，是两广、四川人，语言不通，他们把解放区一概认为匪区，到处奸淫烧杀，对地主、富农更凶，因为地主、富农的女人更漂亮，财产多，房子好，他们住在地主、富农家里便乱搞。有些地主说：“我们被清算了！”蒋军说：“妈的皮，你投机！”更搞得厉害。我们调查了苏中几个区的地主、富农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跟我们走的，二是愿意守中立的，认为天下大事胜负未定，不反共也不反蒋，三是极少数坏的，破坏我们，我们就搞掉他。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地形不熟，讲话也不懂，每个军常带几百个“还乡团”[8]。其中也可分三种人：一种是回乡搞点财物，取点底财，赶快回南京、徐州。他们说：“新四军真厉害，住不久。”二种是外乡流浪多年，没有饭吃，老婆、女儿卖淫为生，一回乡马上和农民搞好说：“给我一分土地耕种，我再不反共了。”三种是流氓、汉奸、特务，坚决搞武装破坏我们。由于各线连续打胜仗，鼓舞人心，广大农村还是我们的。国民党的逃兵，我们放回的俘虏，他们都说：共产党又消灭国民党军队多少多少。结果许多“还乡团”都来向我们声明“不反共”。因此我们数百人的游击队，就可坚持一个县的工作。开始从华中撤退时，只留下六个团，每团不过千余人，最近没有主力帮助，大部分地方都收复了，许多乡村没到过蒋军，也说明敌后是可以坚持的。靖江、江都、南通这块地区，经过敌人连续三个月的“扫荡”，但除靖江县委及县大队因麻痹，在一个地方住一个多月不转移受到损失外，其他地区没有受到损失。敌人的区、乡公所始终建立不起来，全在县城里办公。因为蒋军纪律坏，搞翻了老百姓，他没有正规军就建立不起区、乡公所，如每个区都要一营正规军，哪里有这么多正规军呢？所以我们只要在敌后坚持，那里就是我们的。我们在华中暂时退出城市，广大乡村仍是我们的。

有秩序的撤退。我们从华中撤退二十万人，一些必要的器材、工厂、银行、荣誉军人、家属、医院及后方机关、工作干部等，要预先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到枪声响了再撤退是不成的。沿途设兵站招待所，准备好粮食，这样撤到山东的成为很好的宣传者，无秩序撤退就变成流亡政府、难民，散布失败情绪，惊慌失措。他们到山东后把金融也搞乱了。华中票子到山东买东西，商店不要。他们说：“毛泽东出的票子，你们为什么不要？”后来有些伤兵就不用票子，见到合作社就去乱拿东西。

撤退不能太劳民伤财。华中有很多花生油、棉花、粮食，都没有撤退，分给了老百姓。如这些东西撤退，需要一千万民工。因为动员太多，沿交通大道的老百姓有的把大车烧了，牲口杀了，以避免支差。有些无组织的撤退，把钢丝床、沙发以及很多书籍都带走了。我们就组织检查站，在交通要道上将这些东西没收送给老百姓，如老百姓不要就放火烧了。这样把思想问题也解决了。

经过我们组织动员后，有三四万人重回华中敌后坚持斗争。没有回去的很后悔，流亡山东被人看不起，政治上又犯错误。开辟敌后工作比较好的方式是先组织精干的小型工作组。我们中央局、军区[9]组织了好些工作组，先进去几天，就回来座谈敌后的情况，又进去活动一个礼拜，再回来座谈总结经验，再进去就住下了，不回来了。采用这种方式回去好多人。当时我们都

在前线，故有此条件。

第二，关于保卫城市据点，要防止两个偏向：一是拼命死守，寸土必争，另一是不战就逃跑。有的城市要作适当的、必要的保卫，多保卫一些时间是有价值的。这与死守不同，死守是愚蠢的。我们必要的保卫城市是有两种作用：一是掩护撤退，稳定人心；二是争取时间，使我们获得在主要战线上的展开。保卫据点并可锻炼我军的守备力量，使我们一个打敌人十个。但我们是反对拼命死守的，敌人是希望我们死守，怕我们撤走了，不和他们展开真面目的战斗。我们保卫城市与死守城市是有区别的，放弃一地要有一定的代价，不能不战而随意放弃。我们两次保卫涟水，当时有些干部说：“涟水城不过一千五百人口，值不得我们一万二千人的伤亡来保卫。他不知道我们第一次保卫涟水是为掩护伤病员、家属及大批后方机关等撤退，我们伤亡八千人，把敌人打退了，使敌人侵占推迟了一个月时间；第二次保卫涟水，是为争取在侧翼主要战线的展开，使敌人疑为我们主力在那里，拼命进攻，我们伤亡四千人，却造成宿北大捷[10]，消灭敌人一个军。这些干部是没有了解我们的战略意图的。

第三，决战思想，这是小资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急性病的反映。他们认为不决战，拖来拖去将人都拖死了，埋怨领导上为什么不决战，这是拼命主义的表现。有些同志主张要打就先打敌人的主力，不打较弱的。他们不懂得敌强我弱，战争的长期性。敌人是愿意和我们决战的，我们本钱少，一决完了，就没办法。敌人本钱多，有许多的后备力量，我们同他决战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方针是选择有利条件全面歼灭敌人。一个俘虏旅长说：“与共产党打仗真不痛快，要打时，你又走了，不打时，就被你捉住。”决战思想的另一原因，因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头脑发烧，轻视敌人。他不知道敌人只是打伤，还没有打死，不知道敌人力量相当强大，对长期战争没有耐心。两淮战争时，敌人想同我决战，我们没有上当，下边却不断讲怪话。领导上不能放松对这些人的教育说服。毛主席说：“决战要分多次来决。”一次决战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是形式主义的，唯心的。分为多次决战，每次歼灭战都带有决战的意义。如孟良崮之战、莱芜之战、鲁南之战，苏中七战七捷，每次都有决战的思想。像吃梨一样，先把皮削掉了，切成一片一片的吃；你一口吃下去，非把喉咙弄坏不可，甚至塞死。像喝一杯茶，一口一口的喝，直至一杯喝完；如一下喝完，也会把喉咙呛坏。我们对日本的决战是决了八年，最后才把他打败了的。

我们华东野战军开始消灭敌人一个旅算大胜仗，以后消灭敌人一个师才算大胜仗，后来认为消灭敌人一个旅不算什么。有些人看消灭敌人几百人，连战报都不愿写了。毛主席说：“伪军、还乡团、保安团不算敌人的正规军，不在新华社的统计之内，有些人就要求打敌人主力，不愿打保安团、还乡队，以为消灭了也不算数。实际上敌人的保安团、还乡队是蒋介石的基础，你消灭了一个保安团、还乡队使农民土改能顺利的开展，比消灭敌人一个正规团的意义还大。”有些部队对打汉奸更不高兴。郝鹏举叛变后，派部队打他，他们认为是看不起他的战斗力，倒霉的事情。当时我们发表谈话说：“临沂人士对郝逆叛变非常冷淡”，其实我们真不高兴，你吃了解放区这么多小米，胡子一抹就走了。我们赶快把他消灭了，将他捉回来，比消灭敌人一个正规军影响还大。

我们要打敌人要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强的吃不消，弱的也壮起胆

来了。如先把弱的消灭了，其他同样的敌人就恐慌被歼，强的敌人也变成孤立的，慢慢转为弱的。先打弱的敌人，强敌可以变弱。这是辩证思想，是科学的思想。七月间打十一师[11]没有将他消灭，我们部队撤出来，路上碰到伪军吴化文[12]的部队，也向我们调起皮来了。

第四，集中兵力首先反对地方主义，这对我们有很大的经验。在日本投降时，山东有部队三十万，内野战军五万，苏中二十万，内野战军三万。初期五十万军队，在第一线作战的只有八万人，其余都是分兵把守，地方部队调都调不动。苏中七战七捷是蒋军分散，一个旅为一路前进，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所以打了七次胜仗。淮北敌人把三个军集中一起，不好消灭。双方兵力相等，只消灭他一个旅。后来华中撤退，集中了三十万兵力，经常保持六人打敌一个人，所以有泰安、莱芜、孟良崮等五次胜仗。只保守一个地方，是不行的；主要战线胜利了，其他各地都可解决。撤退到山东，也是为的保卫华中，这点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对集中兵力有很多意见，在厕所里写起诗来：“反攻反攻，退到山东。口吃煎饼，手拿大葱，有何意见？打回华中。” 后来他们了解集中兵力的好处以后，又有人批评集中兵力过晚了，不知集中兵力要逐渐的集中，一下子把地方部队全部集中也不好，使地方政权天天打游击，无法进行工作。集中兵力时，在次要方面仍需要留些部队牵制敌人，不可过分集中，最多集中到地方兵力不超过三分之一；要采用割韭菜的方式，不可连根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