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勤工作（略） 六、反攻及新区问题

（一）全国性的战略反攻问题提出，是去年[21]七月刘、邓大军渡河。当时华东因雨季没有打好仗，打敌十一师，五天五夜只消灭一个团，打敌第八军五天五夜只消灭二个营，打费县消灭一个旅，打泰安敌人逃跑了。七月打八仗只有三仗打好。这时，我们提出反攻中原，部队很多同志波动很大， 且部队山东人多，要他们离开根据地转移到豫皖苏地区有很多疑虑，不相信。他们认为过去提出“在山东来保卫华中”，今天提出“在中原来保卫山东”， 认为“是领导上欺骗”他们，认为反攻有很多困难，到蒋区作战，脱离根据地没有党政军民帮助，没有弹药和兵员补充，群众条件不好等等；他们又认为在山东吃光了，站不住脚，反攻是被迫的，反攻是带游击性的，要倒回头的；反攻是长征。这些右倾情绪很浓厚，一肚子不满，在厕所里写起打油诗： “分明被敌人赶出山东，你们硬说是反攻，反攻，反攻，真说不通。”

我们说这些意见有一部分是机会主义的，一部分是幼稚的，必须给他们以痛击与进行教育说服。我们几个领导同志轮流下去作报告解释。此时中央反攻指示、解放军宣言来了，但这些情绪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们不懂得被迫性与革命性是辩证的矛盾，马克思革命是自动的，也是被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人受压迫，被迫革命，同时是他阶级觉悟自动革命的，是一定条件的自由，一定条件的被迫，没有绝对的自由。

第一，反攻不是被迫的，是主动的，这些反攻有预定计划。敌人进入鲁中、胶东是主动的，也是我们引诱敌人这样做的，被我们调动的。当我们从山东转移到空虚的敌后，敌人被迫掉转来，我们取得了主动，很自由，敌被我们牵着走，我们要过黄河就过黄河，要过长江就过长江，要回山东就回山东，我们要在哪里打就在哪里打，蒋介石要听老子的命令。说我们反攻是被迫的、被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不是全面的历史的观察战局。有些人当山东打胜仗时，以为整个问题都解决了，好像打倒蒋介石就是他的本事， 其实没有山东蒋介石也要扛垮的。他们看不见自卫战争的全过程，我们消灭敌人五百多万，我们正在转弱为强，由劣势转到优势。

第二，反攻不是带游击性的，不会被打回头的，认为反攻是打游击，要被打回头是错误的。我们三路反攻大军，共有五十个旅渡过黄河以南，展开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是蒋介石不能抵御的。他不可能拿到五十个到一百个旅来抵抗，这是不可阻止的力量，是一往无前的。我们想打南京，就打南京， 我们打游击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快轮到蒋介石打游击了，他退出南京的时候已经不远了，我们将一直打到西藏去。对我们力量估计过低，把敌人力量估计过高，这种思想是跟不上时代的。敌我形势变化了，我们同志的思想， 仍是旧的一套。我们必须以中央的正确方针与之斗争，打破他们的旧圈套。

第三，有些很老的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反攻是长征，不能给他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他们是根据实际经验提出的。根据长征的经验，从历史上看，很多次长征结局都是悲惨的，如南昌起义后贺龙、叶挺长征到广东东江，第一次长征失败了；一九二九年，毛主席、朱总司令被迫脱离井冈山根

据地，向广东、福建长征，因没有党政民的帮助，队伍下山，如“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结果被打回来，第二次长征是失败了。方志敏的抗日先遣队， 长征到皖南被消灭，第三次长征失败了。后来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到陕北，幸得陕北有块老根据地，有高岗、刘志丹两同志，否则也是很危险的。到陕北后过了黄河，还不是又回来了吗？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有很大的根据地，为什么不在根据地打仗，消灭敌人，我们军队一出解放区，举目无亲，“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伤兵没处放，粮弹补充困难，一说几百条。有的说：“在根据地我负责消灭敌人两个军，出去一个旅也不敢保险。”

我们说：我们背靠着根据地，民工、弹药等仍可源源接济。我们反攻的地区大别山、中原都是我们的者根据地，我们反攻是收复失地，连广州、四川我们都要收复的。所以不是出门，而是回家，以历史上的长征作类比是不适当的。那时我们被迫的打游击，被“清剿”的无法生存，再不走就会被敌人消灭。那时是处在革命的低潮，国际法西斯正在嚣张之时，现在我们消灭敌人百多万，国内人民运动与国际人民力量日益高涨，国际反动派陷于孤立， 蒋介石在政治上、经济上到了最危急时期，解放区空前壮大，我们是胜利的大进军，大发展，敌我力量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这样来了解反攻，是形式主义的唯心的。我们反攻的实际困难，依靠发动蒋区群众，战斗胜利的缴获，和解放区后方的援助，三方面是可以解决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只有敌人送上前，”只要我们把新区群众发动起来，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的。他们提出反攻是长征，是思想方法问题，但他们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在我党的两个历史时期，遵义会议前，党内不能讲困难，要讲自己如何能干，夺取中心城市，谁如果讲困难，说你是“机会主义”，而讲国民党是怎样的不成。这是机会主义乐观主义的思想方法。遵义会议后，毛主席上台了，党是全面的看问题，看到困难与缺点，也看到我们的力量与优点。抗日八年很多党员干部经过长期的磨练，想困难想得多，现在就是有些同志过多的想困难，对胜利估计不足，三年前被蛇咬了一口，今天看见袴带都怕，总由反攻想起长征。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说：抗战三个阶段。防御阶段只一年多，相持了六年，总想反攻会到来，不知道反攻三天就完了。过去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因为罗斯福、邱吉尔不出兵[22]， 结果许多人又说是吹牛皮。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过长江， 转到江南作战，那是新的事变，蒋介石垮台之快是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过去经常批评对困难估计不足，今天要批评对胜利估计不足，许多困难估计到了，但许多“洋财”可能估计不到。毛主席估计抗战后有内战，因之整风， 召开“七大”，做政治上的准备，这个准备工作很充分。现在是第三个转变时期，进行土地改革。对新形势到来的困难应想到，同时对胜利条件亦应充分估计到，当然我们是要做长期准备的。但不应是不敢胜利。我们党员思想比群众落后得很，不敢有冒险的精神。今天要勇敢的前进，不怕冒险，不要左顾右盼，白区党员尤其要有冒险精神，拿起枪杆子来干，蒋区到处是干柴， 就是少点火的人。今天还强调困难是不成的，没有意义的。今天主要是敢不敢胜利，争取胜利的迅速到来，今天我们与长征时期、抗日时期是不同的， 那时真有点老虎头上跳舞，“扫荡”来躲一躲，斗智不能死打。现在我们在政治上是绝对优势，军事上正逐渐转为优势，正在不断迅速的发展中，要估

计到困难很多，要估计到胜利很大，要把士气与干部观点扭过来。

（二）以新区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新区的实际情况，来解决我们同志的思想问题，比什么教育还好。当我军转到黄河以南，群众热烈欢迎，纷纷起来分地主的浮财，争相参军。在解放区还要说服动员，对抗属互助；在那里不叫他，他自动来找你，每个村子军队住了一夜就有一、二十个青年参军。群众帮助军队，供给粮食弹药，他们的斗争精神真是使人感动的。群众没有失败的情绪，他们不怕蒋军回来，只知道打地主、打土顽、分浮财、分土地， 这是蒋介石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见到我们是想不到的欢喜，他们天天等我们去，原因是蒋介石政权机构过于腐败无能。他们的保甲制度，乡、区、县政权夭夭要粮要款，抓兵拉丁，贪污腐化，杀人如麻。蒋介石给人民的灾难太重大了。

在黄河以南更好打仗。在山东时敌人重点进攻，有二十四个军，现在我们只负担四个军。敌人是一军一旅在一起，顶多是两个军在一起，三个军是没有的。我们走到那里，他们就跟到那里。我军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扫荡土顽固，消灭敌人保安团队，摧毁蒋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给养又便利，到处可以取得。吃得又好，吃鸡鸭，吃竹笋，吃鱼。不比以前那样的吃不上菜。我军真是如入无人之境，国民党到处恐慌的很，常常有国民党的县保安队找他的正规军，结果找到我们军队来。我们说：“你们辛苦了，进来请坐！” 当他问到我们是哪部分时，我们说：“我们是新四军，把枪放下。”敌人马上张皇失措，举手缴枪。

加以各线我军的胜利配合，过去反攻认为是打游击的、被迫的、长征的人看到各地我军反攻的胜利消息、蒋军的恐慌，这时说：“真像反攻的样子呀！”特别是山东、华中的恢复，他们奇怪起来：“怎么我们走了，反而收复失地，真是首长远见，领导正确。”我说：当初他们的头脑就是缺少马列主义。

我军现在转入蒋区作战，是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他是不好受的。我们是过来人，知道的很清楚。过去打仗在解放区，用解放区的骨头熬解放区的油，把山东吃得精光，现在这个大包袱，加在蒋介石头上，叫他尝尝滋味。在立三路线[23]时说：敌人是“恐慌万状，十分动摇。”现在以这八个字描写蒋介石是恰当的。当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打到徐州附近，我们则扫到徐州以北六十里时，那时蒋军真是手脚无措。徐州有一个卖西瓜的人， 把西瓜皮丢在大街上，另一个人走路不注意，踩着瓜皮滑倒了，两人打吵起来，周围很多人来看，有的人乱跑乱喊：“新四军进城了！”马上震动全城， 沈阳在我军进击之下，国民党的太太小姐抢着坐飞机逃难，曾把一架飞机抓烂了，今年春天，我们要放手大量消灭敌人，秋天大进军到长江以南，那时蒋介石从南京搬家，也会尝到搬家的滋味，要船没船，要车没车，老婆娃娃乱叫一团。也叫他们把钢丝床、沙发，甚至马桶都搬上走吧！那时，也许南京一个西瓜皮会顶十万大军。蒋介石的出路怎样呢？搬家打游击或是垮台， 出现像西安事变[24]相似的事件，或是带上宋美龄出洋去了。总之蒋介石的垮台是没有办法挽救的。

（三）人民军队的阶级教育。反攻后感到部队成分复杂，干部思想摇摆不定，其原因是缺乏阶级教育，阶级观点、阶级立场不明确。反攻后我们从根本上教育着手，以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纪律教育，搞反特务教育， 没有从根本着手。现在从阶级的基本教育即土地改革教育着手，主要是诉苦，

发动指战员一起检讨反省，诉苦后，追穷根，追出蒋介石、美帝国主义，激发大家对蒋美的仇恨情绪，拥护反攻，坚决反攻，提高战术，加强纪律，争取战争的迅速胜利。

开始有些人赞成诉苦，但是用老一套的办法。有些地主出身的战士诉共产党的苦，有些流氓假诉苦，有的强迫诉苦。如一个连长把队伍带到大庙里开诉苦大会。他坐在一边，板着脸孔说：“今天开诉苦大会，大家诉吧！” 没有人诉，他说：“诉吧！为什么不诉，你诉！”他自己拉起人来叫诉，还是没有人诉，就散会了，回来向上级报告：“我连不需要诉苦。”有的诉苦， 一说就是蒋介石卖国内战罪恶，美国如何侵略中国等一套。有位俘虏兵听了起来说：“蒋介石怎么压迫人呢？我是贵州人，从贵州坐飞机到浙江，又从浙江坐飞机到南京，从南京到徐州；不是蒋介石我那里能坐到飞机。美国人帮助中国军队武器金钱打日本，怎么是侵略？”他不参加诉苦大会就走了。一研究，他是一个兵痞，长期受统治者情感的蒙蔽，一时不容易认识与觉悟起来。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认为自己被共产党捉住没杀了，共产党是他的恩人，要报恩决定不开小差，坚决为共产党打仗，后来先从生活上团结他， 与他一起吃饭闲谈，有时顺便把他带到会场听人诉苦，初时还反感。一次他听到一个战士诉说他父亲死了，他母亲卖淫养活他长大，又被蒋军抓兵抓走， 母亲饿饭等悲惨情景，全场战士听到都哭了，他也哭了。问他“为什么哭？” 他答：“这和我的历史一样。”问他：“为什么不诉苦？”他说：“这和蒋介石、美国人没有关系，又不是蒋介石、美国使我这样的。”后经过解释启发才慢慢觉悟过来。村里老百姓看见部队开会都哭了，很奇怪，怎么昨天进村是高高兴兴的，唱歌谈笑，今天就大哭起来。后告诉他们是诉苦诉的哭了， 于是老百姓也要求参加一起诉苦，开军民联合诉苦大会，诉得军民都哭了。老百姓说：“这军队真知道老百姓的苦呀！”军民关系也搞好了。说明我们军队有些诉苦是抽象的，不实际的，真正诉苦进行好是对部队最好的教育。

军队干部中有的是豫皖苏的，这次部队反攻到那里，他就带上警卫员骑上马回家去，真是“锦衣还乡”。那知回到家里是扫地出

门，他的老母亲注在破房子里，于是大发脾气，找村公所，区政府说： “什么政策？根本过左！”老百姓答复：“是毛主席政策、共产党政策。” 把他捆回部队来，自己反省承认错误。有的是工农分子，经过土改学习，觉悟更加提高，但也有投机装假的，有的说：“你们十年搞统一战线我就不同意，那是非阶级路线。我十年来被压下去，今天政策变了，我抬起头来了， 敢大声说话了。”他根本否认党的路线，否认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是不对的，说明在阶级教育中，仍表现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有的诉苦诉到干部头上，说连排长怎样压迫他，要求调换干部、澈职， 使得干部不敢在连里参加诉苦大会，逃到营部里，打电话问是否诉到他头上， 没诉到时，心里就安下来；诉到了，就怕的很，等诉苦完才敢回连，把干部的军阀主义也整了一下。因此我们决定凡是士兵诉到干部头上时，干部无论如何立即向士兵承认错误，这样也可以克服军阀主义的倾向。

（四）今后的任务：

第一，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第二，打开战场，建立民主政权。刘邓部队要过平汉路西，陈谢部队向南发展到老河口一带，陈粟部队还要向洪泽湖发展，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蒋政权、保甲制度、土顽固彻底扫荡后，建设起民主政权。

第三，破坏铁路，割断平汉、陇海、津浦三条内战的动脉，使敌人不能通车，孤立交通线大据点。

以上三点造成有利条件，大量歼灭敌人，把蒋军主力，五军、七军、十一师三个军消灭后，蒋介石就垮台，像一座房子十条柱子，砍断了三根柱子， 不倒也得倒了，那时我们强大兵团渡过长江，蒋介石垮台的迅速是会出人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