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毛泽东军事学派

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政治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政策。这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是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环境的新的发展和创造。这个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便是毛泽东同志。

北伐革命、苏维埃运动、抗日战争这三次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他已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的精神武器。这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又创造出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完整的军事理论系统，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军事学派，即毛泽东军事学派[22]。现就这一伟大的理论命题作一番考察，作为我党我军二十多年来的军事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的尝试。

中国在近六十年来的历史上，没有中国民族自己适用的军事学，也没有出现过具备中国民族军事创造能力的军事家。太平天国出现了革命军事家如洪、杨、石、李[23]等，出现了反革命军事家如曾、左、李、胡[24]等。洪、杨、石、李的军事学是产生于农民暴动，有了朴素的游击战、运动战的理论成就。即就这一点已所向披靡，已使曾、左、李、胡束手无策，最后是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曾、左李、胡等才能完成其所谓中兴大业。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民族伟大的军事传统被淹没搁置，让位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学说。近四十年德国军事学经过日本的改装传入禹域[25]。于是开始了中国军界的洋泾浜式的买办军事学的新时代。资本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封建主义的腐朽实质，从李鸿章、袁世凯、吴佩孚直至蒋介石的新旧军阀主义，只造成强固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恶劣军事传统。近四十年伟大革命领袖如孙中山先生，虽然半生戎马，仍在德国陆大、日本士官、中国保定[26]的幕僚军事学中讨生活。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军事学上没有什么贡献乃是一个铁的事实。从小站练兵[27]起，中国废除绿营[28]和游勇，采用资本主义的军事方法和形式，创造所谓有名的新军，这个新军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非驴非马的东西。他的成就造成了军阀主义，对外敌屈服献媚，对人民横蛮镇压，祸国殃民乃是其基本特点。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军事学，那只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奴役人民的军事学。如果说中国有所谓军事家，那就是大批出现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反革命的军事家。我们在其中找不出任何根据民族传统的创造因素，找不出任何为人民服务的有益民生国计的影子。伟大的北伐战争击破了北洋军阀，这是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和影响，有中国的先进政党中共的支持的结果。可是这只是昙花一现，大革命之失败使这一点革命影响败坏，封建买办的奴性气息又统治着中国军界。这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的确切反映。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无法独立建设中国军事文化，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一中国共产党身从中国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独立领导的军队起，整个中国的军事史改换了新的面貌。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条件，分析中国历史，估计军事上对战双方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准，提出整套建立革命新军的方法。随着大革命与

内战的实践，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天才创造，遂有了伟大的辉煌的成就：真正代表中国民族，代表中国人民的独立的革命军事学乃得出现。毛泽东军事学派之出现，一洗几十年来军事界抄袭外国的耻辱，不能不算是伟大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件快事。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军事学派呢？

毛泽东军事学派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孙吴兵学[29]。孙吴兵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国家的混战情况，他的许多战略原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这是由于无论时代如何进步，而私有财产社会背景仍是共同的原故。特别将近二千年来的战争活动累积经验是很多的。例如根据地思想，奇袭挺进的运动战思想，农民暴动的游击经验，坚壁清野、疲困敌人的思想等等。这些宝藏落在毛泽东同志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加以改造便成为崭新的合乎实际的东西。所以毛泽东军事学派不是简单继承民族前辈，而是加以改造了提高了的东西。

毛泽东军事学派有别于近四十年来取法西欧的镀金的中国旧军事学派。中国旧军事学派的特点，几乎全部是德国战术的翻译家或抄袭家们在中国军队中讲授根据德，日诸国背景条件所铸就的战术。他们抓住了军事学上一般适用的带普遍性的原则，而忽略中国战争的特殊情况，更不懂得中国革命军事的特殊规律。他们是善于呀呀学语，拾人牙慧，在通常圈子里他们能讲会说，也能打仗，但一遇到与本书不合的新的战争情况，他们只好屡屡败北。中国陆大、黄埔、保定完全代表这种军事翻译教条主义，八年伟大抗战国民党军队的败北，便是这个学派破产的证据。问题是这批笨伯们今天没有觉悟，他们死死陷在翻译的操典条令之中。毛泽东军事学派不拒绝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经验，但只采用其中适用的东西，特别其中的军事科学技术更非大量采取不可，这正是我们长期学习的对象。然而资本主义军事学如涉及战略学、战役学以上的范围，则中国的条件，如人力物力财力与他们不同，我们便不能完全照抄。我们应根据中国战争的特点，提出自己合用的东西。

毛泽东军事学派也有别于苏联的革命军事学派，在思想方法上，在为人民服务上，在争取世界民主和平上，这个基本精神我们军队与苏军是相同的，可是苏联军队是伟大的成功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而我们只是局部胜利正走向全国胜利的一支人民军队，其特点是由农村根据地过渡到全国胜利，即便这个全国胜利到来而中国仍处在民主革命阶段，较之西欧各国仍要落后百年乃至一百五十年，所以我们只能有择别的去学习苏军的经验，而不能机械搬用。在我军历史上曾经犯过机械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不应重复的。

因此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反对新旧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他有别于一般军事学，也有别于一般革命军事学。他是站在中国人民的革命立场，面对国内外反革命的强大敌人，根据手中此时此地的条件办发展革命的事，白手兴家，日新月异，不直达革命胜利不止。

假如历来的军事学派一般是研究相等的敌对军力的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30]则在回答实力悬殊的军力的胜负问题；

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间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和侵略者的问题。换句话说，研究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

以弱胜强，便是我们军事学派的革命本质。因此历来军事学派只就军事本身如技术、武器、战法等问题着眼去加以研究。他们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但从来不曾把他放在适当的角度上面。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不仅就军事本身去研究，我们是把军事当成社会现象的总体一部分去加以研究，我们不孤立的去研究所谓纯粹的军事问题。我们承认军事受政治的支配，承认军事是推行政治的工具，更承认战端一开，军事胜利又掉转头来成为决定政治胜负成败的唯一关键。这样造成我们军事学派不仅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善于使用政治力量，更善于使用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不仅善于指挥军队打仗，更善于指挥人民作战，更善于使两者力量相加去完成共同的战争任务。不仅善于动员和使用我方的军民，而且善于使自己的动员侵入敌方营垒，瓦解敌军，使敌方内溃。不仅善于作武装斗争，而且善于使各种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

由此可见，毛泽东军事学派便把旧军事学的狭隘范围冲破，把军事学范围广泛扩充放在革命政策的主要部门上加以考察，提出完整的中国革命军事政策。旧军事家穷年累月所专攻的战略战术只占这个政策中一部分。这个军事政策包括对敌、对友的综合研究，包括就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诸关系的全盘考察，包括军队、人民、政府、党部的关系的正确决定，包括军队本身诸事项的确立，这便是中国革命军事学的重大特点。于是旧军事学中的腐朽部分被废弃，合用的东西被保留，新的正确的作战原则代替了死板无用的旧教条，这在军事思想上军事组织规模上，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只有毛泽东同志站在中国人民革命的立场，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才能有魄力的去发动这个革命，完成这个革命，造成中国革命的新的军事科学，这样真正开辟了中国军事历史的新时代。

于是，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军队内部无阶级对立、讲究官兵弟兄般阶级团结的军队，那种内部包含两个阶级以上的对立的旧军队，它是业已过时代了。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工、农、兵、知识青年的人民子弟兵大团结的军队，站在人民之中替人民服务的军队，那种替统治阶级服务、奴役人民的旧军队，它是业已过时代了。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来自人民、回到人民，来自生产、回到生产，那种长期脱离生产雇佣性的旧军队，它是业已过时代了。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反对愚昧黑暗、提倡文化的人民大学式的民主军队，那种提倡愚昧黑暗，造成非人生活，脱离人民的旧军队，他是业已过时代了。旧军队是“集天下不义之人、日授以杀人之事”，而我们的军队是集合工农青年子弟专门讲究替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旧军队全靠保留战争的永远性而存在，我们的军队是向战争作战，为消灭战争而战争，为根本消灭战争、消灭军队、消灭军事、实现人类永远和平而努力。旧军队依靠技术，依靠机器，把人的活动屈服在技术支配之下，我们的军队是依靠人的因素，依靠人去掌握技术，使用技术，发挥技术，把人放在技术之上。这一切说明在现代的中国，旧军队已走完他的历史时代，总体上它已不能再发展也无法再发展，它必须让位于我们的革命新军。一切旧军事学派，必须让位于我们毛泽东新军事学派。

在作战方式上，我们很重视一切军事经验，但从来不被其束缚，且从实践中加以检验，而大胆创造新经验新原则。同时又从来不自己限制自己，而是大胆变更陈旧的东西迎接新的合用的东西。

战争的规律是发展的变动的，故作战方式的决定也是发展的变动的。这

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是与教条主义根本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军事家能指挥工农群众以原始武器梭标土炮去杀敌制胜，去换取现代武器，去创造游击兵团。当我军进到游击兵团时代，我们的军事家又能运用当时各种条件去与强大敌人进行正规战，战胜敌人，把自己提高到正规军，人们曾预言过八路军新四军的低级技术不可能与日本帝国主义现代化的军队作战，有人曾希望我军进入敌后之被消灭，然而事实证明，我军的作战，不仅在内战时期是能手，即在民族战争中，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之一的日本“皇军”，仍然获得杀敌制胜发展自己的伟大效果。这由于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大家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武器，从实际出发，故无施不宜，而能应付各种情况，从内战顺利过渡到抗战，而能掌握各种战斗方式，从游击战、运动战到阵地战。今天的战争形势在剧烈变化中，我党我军将很快走完农村根据地的路程，过渡到掌握工业化的大城市，掌握现代国家的军事装备。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的去迎接这个发展，我相信定能胜任愉快的去抓住这个发展。

最后，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长期的反对军事路线上的两条战线斗争中发展起来，创立起来，坚强起来的。首先在反对一般旧军官的单纯军事观点中创造了建军的群众路线，群众作风，群众游击战术；其次在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左”派革命家的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创立了巩固向前发展的战略，创造了诱敌深入以退为进的优异的战略和战术。而且那种冒险主义只是那些“左”派革命家们在红军胜利时的一种发狂的表现；一到红军受挫折时，他们灰心丧气退却逃跑要求离队打埋伏，对革命与红军丧失信心。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又转而打击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去使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这种“左”来左打有来右打的思想斗争精神，保护了创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军事学派。我们要懂得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其残酷剧烈的程度，并不亚于党内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我们党员要对这一点具备高度自觉性，拥护毛泽东同志代表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军事路线，而坚决反对并克服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党员和干部对任何带敌性的、反无产阶级的思想，应具备敏感，知所行动，这是使我们伟大事业继续发展的保证。

注释：

黄埔军校，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的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下令在广州市南郊黄埔长洲岛刨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鲁易、张秋人等担任军校的各种负责工作，还从各地动员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
第四军独立团。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由区委军事部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等党员军事干部，另从广东区委机关抽调廖乾吾等，组织了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将铁甲车队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任命叶挺为团长。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四团在广东肇庆阅江楼成立。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第三十四团奉命脱离第十二师建制，归第四军军部直接领导，改称第四军独立团。
平浏，指湖南省平江县、浏阳县。
十年苏维埃战争，即从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十年七月的土地革命战争。
新陈独秀主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如

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一九三八年九至十一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他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但对外未点名，故称“新陈独秀主义”。

百团大战，一九四○年八月至十月，八路军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改变战局，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先后集中一百零五个团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破击战役，被称为百团大战。
白晋铁路、德石铁路，指山西白圭至晋城、河北石家庄至山东德州的铁路。
桑木师团长，即日军一一○ 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9]退避三舍，春秋时，

晋、楚争霸，在城濮（今濮阳附近）作战。晋文公重耳先令晋军主动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然后进攻，打败楚军。

[10]冈材宁次，当时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大将。[11]庞炳勋、孙殿英，庞炳勋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四日，与原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联名通电叛国。庞投敌后，就任伪“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2]十大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为克服敌后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在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间，陆续制定和实行了以下十项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凤，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13]军委第四号指示，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其中指出，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巩固和扩大上，主力军应适当采取精兵主义，并规定各根据地脱产人员总数与总人数的比例，以及各类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等。

日本反战同盟，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的反战组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在华日本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者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成立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同日，一部分经过教育觉悟的日军战俘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

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又发起组织“在华日人反战联盟”，于一九四○年七月在重庆设立总部，并在桂阳、洛阳、延安及华北、山东、华中设立支部。其宗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并采取各种形式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一九四二年八月，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反战团体大会在延安召开，决定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日人反战同盟”合组成立“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并将其组织逐步发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南。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反战同盟在延安召开华北联合会扩大会议，在日共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的指导下，决定筹建“日本人解放联盟”。同年四月十九日，反战同盟宣布解散。
朝鲜独立同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延安设立组织机构，由朴一禹等领导。
《中国之命运》，由反动分子陶希圣遵照蒋介石的意旨为蒋介石写的一部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反对

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书，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版发行。[17]日华同盟条约，指汪精卫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与日本签订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

如响斯应，成语，呼唤与回声之意。
洛川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任

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的政治思想基础。[20］十二月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三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发言，对洛川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持否定态度，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取得了部分与会者的支持，故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

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中国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
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提法被认为不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覆盖面广，

后来没有再用。
洪、杨、石、李，即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24]曾、左、李、胡，即曾国潘、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

禹域，相传夏禹划分九州，并指定名山大川为各州疆界，后世相沿称中国为禹域。
德国陆大、日本士官、中国保定，指德国陆军大学、日本士官学校和中国保定军校。
小站练兵，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为组建新军，派胡英到天津东南的小站训练“定武军”。一八九五年便以“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新建陆军”，新军的组建便由此开始。
绿营，清代兵制，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绿旗兵。兵种分马兵、步兵和水师。在京师的叫做巡捕营，隶属步兵统领。在各省的有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军标、河标、漕标，标下设协，协下设营，营下设汛。绿营兵总兵力约六十万人左右。
孙、吴兵学，孙即春秋时著名兵家孙子，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阎，

被任为将，率吴兵攻破楚国。所著《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最杰出的兵书。吴即战国时代的著名兵家吴起，《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失传（今有

《吴子》六篇说是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论兵的辑录，系后人所托）。对孙子、吴子的兵法，称孙吴兵学或孙吴兵法。

我们的军事学派，即指“毛泽东军事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