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束语

（一）在华中六年的工作结果，使我党在华中敌后广大农村中确立了普遍的巩固的军政优势。由零星分散的小块地区逐渐衔接几个大片，由零星的武装建立大的集团部队，经过了反顽、反“扫荡”、反“清乡”的艰苦锻炼，一般维持着向前发展的形势，对华中的

具体环境我党是有了适应的和推动的能力，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具体领导和政策正确的结果。敌方在华中全局掌握军事优势，仍处处立于主动地位。但其优势几年来是逐渐削弱的，也是一个确切的事实，配合国内外条件，这一削弱更是日益增长，我们不可因此忽视敌人，但不能不从这一方面把握敌人的脉搏。顽方具有全国的合法中央正统的优势，但在敌后由于他们的反动政策自取溃灭，这样也使我在华中敌后，由不合法地位而逐渐取得各阶层人民的公认，合法地位业已在事实上形成了。继续巩固和发展我党的己有优势去削弱敌顽的力量，纠正和避免我们的弱点，这是坚持抗战、过渡新时期、迎接胜利的保证。

（二）华中广大敌后阵地计有三种地区。

第一种基本地区。特点为群众运动深入，群众有相当能战斗的武装，培养出一批地方群众小领袖，经过战斗锻炼，封建势力保垒业已攻破等。这种地区是我党的暖床，一般估计在华中地区全面积上的比例至少占十分之六。第二种为相持地区。群众运动尚未深入，封建堡垒未攻破，多半是大地

主统治的巢穴或者靠敌伪不远，这一边缘地区的工作尚待深入，约占全面积的百分之三四。

第三种为敌占区或同情区。我以半隐蔽形式出没其间，作各种待机发动的政治准备工作。

这三种工作地区应采取三种不同工作方式，且必须联系起来，有基本地区才能造成边缘地区的相持，有敌占区工作才能保证相持地区的斗争胜利。我们依靠基本地区向边缘区敌伪区推广，用挤和楔入的方法；但在目前条件之下，要很精微的把握这种挤的限度，不挤不成，如企图把一切地区都挤过来，也会造成错误的。

（三）华中几年来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并且在刘少奇同志带领之下，最好的是体验领导艺术的锻炼，每一时期均能把握着工作中心，集大力抓住中心环节。推动中心环节之后，而使其他次

要环节也同时并进到一定程度，这一正确的领导使华中工作虽开辟甚迟，又遭项、袁的延迟，也终于在几个根据地基本建设问题上少走弯路而逐渐迎头赶上。因此领导者的职责在于掌握工作关键，掌握全局与局部的衔接，掌握两个中心工作之间的连环，善于从第一、第二挨次过渡到其他方面。另外在敌后环境，领导艺术还须表现于能有力的去解决应付情况与努力建设之间的矛盾。不能应付情况即无法创造建设工作的时间和地盘，不能趁机作建设工作，也无法应付极端复杂的严重情况。内战时期在两个反“围剿”之间进行工作，但中间的间隙为日甚长。抗战之敌后地区是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工作，但其中间的间隙甚短，领导者要善于照顾这两方面。善于利用时间，适时发出适合情况与建设任务的各项指令，善于抓住中心，善于转移中心，善于将应停止的一面即时停止而转向当务之急去突击，突击到适当的程度，又要知道掉头过来去完成尚未完成的任务。只有如此才能在瞬息万变、各种工作纷至沓来的环境中，领导机关不致失掉主动而迷失工作方向。说得出，做得到，抓得起，放得下，这样才能使工作程序不致走弯路，努力建设与应付情况都两无所缺而处置裕如。

（四）最后华中工作仍有其极其不够的缺陷和弱点：

第一、尚有许多未解决的任务，如练兵、财经、文教、青妇工作等，这些工作一般只维持现状，尚待深入。

第二、对许多下层工作经验总结检查很不够。

第三、各级领导机关的机构的配置尚不十分健全，许多尚待实践中去加以改善。

第四、中央的领导方法，领导新作风，我们了解和掌握尚极其不熟练。第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我们钻研和执行的程度尚不够，如何根据

中央指示去解决华中问题，去创造新经验，尚待我们极大努力虚心向下层向群众学习。

第六、我们对下层情况的调查研究是不够的，时有挂一漏万不免沧荒之感。特别报告人我自己对华中情况了解不够深刻，只能把这篇报告写到此处为止。

注释:

敌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派遣军，指当时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和日军华北方面军。
汪伪，即汪精卫，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逃离重庆，二

十九日在越南河内发电报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年三月，自称“还都”，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后又兼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王伪，即王克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就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4]
顽，指国民党反共顽固派。

苏常，指苏州、常州地区。
徐海，指苏北徐州、海州地区。
任援道、李长江、杨仲华、杨揆一、张岚峰，刘湘图、徐继泰，均是伪军头目。任援道是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李长江是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杨仲华，原为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投敌后被委为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揆一，一九三九年投敌，一九四四年任汪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北省保安司令：张岚峰是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刘湘图为伪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徐继泰任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军第三军军长。
三面派，指同时应付敌、顽、我三方面的人物。
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底投敌后潜入上海搞“和平运动”，一九四○年三月协同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

长。

陈公博，为原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追随汪精卫投敌，

一九四○年三月任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院长等职。
梁鸿志，一九二四年为段祺瑞政府秘书长，是北洋余孽。卢沟桥事变后即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组织维持会。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南京成立伪维新政府，任伪行政院院长，成为维新派首脑人物。后又与汪精卫勾结，一九四○年三月汪伪政府成立后，任伪监察院院长。
渝方，渝是重庆的简称，当时国民党以重庆为“陪都”，渝方即指国民党方面。
中条山俘虏，一九四一年五月中旬，日军大举向山西省南部的中等山区进攻，俘国民党军十万人，汪精卫即以俘虏一部组建两个警卫师。
李士群，一九三八年投敌，曾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调查统计部长和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担任伪江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时，多方组建武装，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被日本上海宪兵特高科科长冈村毒死。
“支那事变”：即卢沟桥事变。
张星炳，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旅旅长。[17]睢杞太，河南东部睢县、杞县、大康县地区。

[18]川王，指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总司令王瓒绪。[19]李默庵，当时为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20]唐式遵，当时为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21]“忠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的简称，受国民党第

三战区指挥。

顾祝同，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总司令官。
王敬久、上官云相、陶广，当时分别为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指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皖南事变前后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二集回军副总司令。
李仙洲，一九三八年二月起任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

一九四一年春率部由湖北到安徽阜阳地区，五月，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25]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皖南

事变后，任苏皖豫边区第二路挺进军总指挥。

们于学忠，一九三九年一月起，任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一九四一年底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二年任鲁南游击总指挥。
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及军部在南昌成立，按新四军军部是一

刘英同志被枪毙于永康省府附近，杭州失守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逐步迁移到水康县之方岩，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华中局特派员刘英在此被国民党杀害。
刘晓、潘汉年，刘晓一九三七年五月由延安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同年冬，任中共江苏省委（俗称上海党）书记；一九四二年三月到淮南，任新四军政治部调研组组长，六月，任中共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在抗战初期先后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人路军办事处主任，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从事统战工作，一九四二年春回到淮南参加华中局分配的工作。
刘长胜、刘宁一，刘长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受中央委派到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和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四二年十月离上海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部长。刘宁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狱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工委书记、保卫部

（社会部）部长，一九四二年冬，奉命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