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①

（一九四四年夏）一、华中情况

（一）基本情况

华中地区是处在敌伪与顽固派两大力量对峙之间，处在敌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派遣军[1] 之间，处在华中汪伪[2]与华北王伪[3]之间。同时敌伪内部矛盾，伪军与伪府矛盾，伪府本身矛盾和伪军内部矛盾，以及顽[4]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之矛盾，顽方内部派系矛盾，敌伪与当地人民的广大矛盾，以及其他矛盾等等，极为复杂错综。以上种种矛盾虽然以民族矛盾为主潮，但每一次要矛盾虽小，在地区斗争和策略上有极重要意义。

又华中基本地区在江苏北部、安徽东部、湖北东部，旁及豫南、豫东、鄂南、鄂西、苏南、皖南、浙东各一小部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处在江、淮、河、汉之间，是南北殊风异俗的中间地带。基本地区背靠黄海和山东，向南向西作战。国民党在华中苏皖诸地和平统治了十余年，江浙资产阶级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领袖，故国民党的影响是比较强的。另一面上海历来为我党工人运动的据点。农村中如淮海、苏常[5] 、南通、如皋、广德、宜兴、盱眙等地农民运动曾前仆后继，大别山苏区的影响更大，故我党在华中亦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

（二）敌方情况

华中包括沪宁、武汉、南昌、杭州、徐海[6] 等地。敌兵总计第十一、第十三两军，辖十四个师团兵力，共约十五万人。太平洋战争前，在华中有敌陆海军不同系统的区别，后因海军调赴南洋，沿海、沿江均隶陆军统辖，此种区别已不存在。敌方师团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为旧制一师团二旅团四联队制，另炮、骑、辎、工四个联队；乙种师团下废旅团，直辖三联队，设一步兵指挥官；丙种师团下辖两旅团，废联队级，每旅团直辖四个步兵大队。这种编制的改变系敌军从一九四一年底起的新调整。1.明白划分正面与敌后任务。第十一军驻武汉，担任正面对付顽方，随时有向西进击的任务。第十三军驻上海，专任镇压敌后，有随时增援南洋和协助第十一军进击的任务。

实行精简以应付具体情况。敌军中之废旅团、废联队以及减少特种兵，

皆系针对敌后我军情况以及华中地形而特别改变的一种精简办法。
在敌后亦同时划分敌后地区的攻守任务。敌后之小据点通常以敌兵一班配以伪军百名上下，专任巩固交通，不担任“清乡”任务。而大据点及城市则驻敌之大队部或中队，担任策应各小据点并兼任“蚕食”出击任务。联队或旅团驻较大城市或交通中心，手上控制了机动部队，担任巩固全地区治安，并兼任战术或战役性之“扫荡”。
敌在华中之“扫荡”可分成下列诸种：季候性“扫荡”，着重夏秋抢粮；“蚕食”性“扫荡”，着重推广伪化；报复性“扫荡”，着重回答我予该敌之打击；袭击性“扫荡”，着重大举包围歼灭我军之主力和分割地区。

① 这是陈毅一九四四年夏在延安代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节录。原件没有写作时间，这个时间是编者考定的。

敌之战役性大“扫荡”，每年有一次，包括对我军一个战略区，或两个至三个战略区，时间在一月左右，多由敌师团部主持，旅团指挥之。“清乡”性“扫荡”着重镇压我之某一点，通常包括二至三个县，着重先以武力驱逐我之部队，再继之以各种软硬兼施的伪化工作，提出不流血“清乡”、和平“清乡”、政治“清乡”、机动“清乡”等欺骗办法，履行自首政策和封锁政策，时间以每季为一期。“蚕食”与袭击等“扫荡”则时断时续，此起彼落，为边缘区工作情况的特点。

敌师团、旅团、联队甚至大队、中队之间的防区分界线，即两个以上指挥系统的接合部，仍形成极大空隙，我方可以“此剿波窜”，对坚持根据地有极大战术意义。

（三）伪方情况

应分为伪府与伪军两种。先说伪军。

伪正规军计任援道（京沪）、李长江、杨仲华（苏北）、杨揆一

（武汉）、张岚峰（开封）、刘湘图（兴化）、徐继泰（淮海）[7]、汪伪中央直辖（警卫师、税务团、上海保安团）等八大部分。任援道伪军为汪投敌前成立，故多土匪、散兵、帮会成分。李长江、杨仲华、张岚峰、杨揆一等及伪中央警卫师多为投敌顽军及一部投敌地方实力派，或顽军俘虏交汪补充者。故正规军计分伪化顽军、伪化地方实力派两种。伪化顽军多为顽方掌握，企图利用敌寇以攻我，不易争取，敌亦不大信任。伪化地方实力派容易争取守中立，敌对之亦甚重视。

地方伪军计苏、浙、皖、豫、鄂、苏淮特区六个省单位，包括县警队、反共自卫队、清乡队等，总计十一万人。其成分以当地帮会土匪、旧政权衙役警察为最多。另有一种系地方士绅处敌据点附近，不得已而投敌者。另一种为地方土匪武装，先经过我军改编，以各种原因争取未遂而投敌者。前者经我军工作容易成为两面派或三面派[8]，后者则多半为坚决反我成为地方顽化伪军之类，对我危害较大。
伪府方面计分还都派、维新派两大派。还都派又分周佛海[9]财政系与陈公博[10]之原改组派两大系。维新派以梁鸿志[11]等为首须，系北洋余孽，

以中日战争完全应由国民党负责，颇以历来亲日不反日自诩。日方认为此辈对大东亚秩序有深刻认识。故曾见重。但冈此辈对渝方[12]无瓦解分化能力。对华中人民无号召作用，故于汪还都时暂时失势，但日方并未抛弃他们。近来鉴于汪的能力有限，又渐渐垂青维新派。还都派以中日共甘苦同生死，和平反共建国相号召。在日方眼光中还都派比较倨傲，维新派则更恭顺。日方利用周佛海收罗京、沪资本家担任向国民党大后方走私，吸收战争资源，成绩很不坏。日方利用汪、陈改组派对渝方作政治分化诱降等工作，亦收得许多效果。
敌方对伪方的政策。日方支持华北、伪满，反对汪系以打破汪伪大一统的迷梦，并限制其向华南发展，限定汪之势力不能出华中一步。这是日本对诸伪逆的分治政策。日方限制伪方各派系的办法是政不建军，军不干政，

以隔离伪军与伪府的关系，同时又不让伪方派系直接建立武力，和不准伪军直接干政。这是日方对伪逆的军政对立的脱节政策。比如汪刚好建立了两个中央警卫师（一色中条山俘虏[13]，日方即勒令调一个师赴南洋参战；李士群[14]积极搞武装即被毒死等等。日方对华中伪军师以上均派了日籍顾问，南京成立了顾问部，直接统辖伪军，离间其与汪伪的关系，制造和掌握诸伪

逆、诸伪军的内部矛盾，以达到忠实的为其服务，是日方对伪方的基本政策。5.华中伪军的特点。在淞、沪、宁、汉、长江下游一带帮会势力甚大，

来源于失业群众的流氓化，且有不断补充，故形成相当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流氓群众均有头目率领，系统分明，具有长期斗争经验，自逊清迄今均替统治阶级服务。统治者不断改朝换代，而他们的地位是不改变的。旧统治者退场，新统治者上台，仍然要吸引他们成为爪牙，而轻便取得统治地位之巩固。华中自敌伪盘踞以来，照老例并未改变这一事实，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地位反而提高了。伪府伪军均以这一事实为其下层基础而建立起来，各县、区的税收、警察机关，公务人员均属此辈，我们在接敌区域，如京沪线，苏中、苏南一带，能够开展据点工作，也由于利用和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是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政策，既在我们根据地不予青洪帮以合法地位，也不一般号召反对帮会。同时在敌伪区则以个人名义个别利用帮会友谊来策动反敌伪，并争取伪方人员为抗战服务，收得很大效果，其中有不少分子转变终成正果。

维新政府时代，在华中仅有地方伪军，但零星小股，不成气候。汪逆上台和我在华中反顽战斗胜利，大批顽军不断投敌，始有集团伪军出现，此为汪逆对敌寇之大贡献。一九四一年起至一九四二年，敌伪着重编整正规伪军，作为镇压敌后之助手，以补其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之不足。一九四三年夏大批建立县、区地方伪军，实际与我进行边缘区之争夺。一九四三年春日方派平沼赴宁答访，召集顾问部开会，总结了敌方伪军工作，其结论指出：支那事变[15]以来，中国建军以伪满皇协军成绩很大，对皇军有认识，思想业已肃正，在顺天讨共安民上成效卓著；其次推华北治安军；华中和平军抗战思想尚未根本消除，应首先肃正，取法于皇协军和治安军，因此一九四三年后敌汪乃有积极编整伪军的计划，敌汪与伪军间之冲突亦更加尖锐了。
伪府各派对我只有个别关系，由于我未主动去联络。伪军如李、杨、刘各部则与我之关系密切。但伪军是敌、顽、我三方争取对象。敌对伪完全以力服。顽对伪依靠其中央合法正统，以未来的高官厚禄为饵。我方则以在敌后的优势（力），民主政治的光明前途（理），根据地的粮食、税收等伪军非靠我不可（利），先之以力服，次之以说理，再加现实的利益，亦可打动伪方，动摇其投敌反共意志。

（四）顽方情况1.汤恩伯系统：

正规军：四个集团军计八个军，二十二个师，总兵力计十五万人。
苏北挺进部队：计独立旅一，十二个地方游击纵队，总兵力约二万人。另李明扬、陈泰运、张星炳[16]三部留苏中不足三千人。
鲁西挺进军沈克部，计七个纵队和二个独立支队，总兵力计万余人，驻冀鲁苏边区，与新四军关系不多。
豫东挺进军陈又新部，在豫东与睢杞太[17]接触，总兵力计六千人。汤部总计二十万人左右。

桂军系统：

正规军计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辖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四三个军，计六个师。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辖第六十八、第九十五两个军，计四个师。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瓒绪部两个军，计四个师。另第四十五军刘和鼎部两个师拨归李品仙指挥，驻鄂东。
豫南挺进军李金丹部，兵力约六千余人。
鄂东挺进军程树芬部，兵力约六千余人。
淮南路两侧及平汉路南段两侧之地方部队，兵力约二万人，直接归李品仙指挥。

以上桂系约五万人，孙连仲部约一万四千人，刘和鼎约万余，川王[18] 约二万，正规军总计十万人，以桂系为主干（五万），地方部队约四万人。

江南第三战区：

正规军计浙东李默庵[19]和皖南唐式遵[20]二个集团军，在苏南有第五十二师、第四十四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及“忠救”[21]残部，均分布在接敌区域，担任对敌对我之双重任务，总兵力不足十万人。顾祝同[22]之主力王敬久和上官云相、陶广[23]三个集团军约六万人，均位置在金华、上饶、南昌之线，担负对敌任务，皖变后与我无接触。

以上华中汤、李、顾三大系统，总计正规军三十五万人，地方武力计十五万人，约在五十万人左右。

一九四○年黄桥战斗后，接着皖变爆发，顽方决定以李仙洲[24]集团援鲁，王仲廉[25]集团援苏，以“忠救”军挺进苏南，企图北渡长江援韩。此为三路与我争夺敌后的计划，而以汤恩伯总其成，以李品仙进入皖东作策应。此计划经过一九四三年春韩德勤之最后失败，李仙洲入鲁受挫，于学忠[26]撤回豫东、皖北，顽方与我争夺敌后之计划最后失败。故于一九四三年夏季之后，蒋、何已主动放弃派大军进入敌后的计划，乃改变对策，严令桂系保持淮南路东的敌后据点（在全椒、合肥、江浦一带）与我二师对峙；令韩德勤保持津浦路东灵璧、唯宁一带据点，与我四师相峙；令李明扬留苏中，
掌握李长江等伪部待机反正，并策动敌寇扫我；令“忠救”挺进苏州、无锡、江阴，保持北渡的道路。这三种步骤是在保留敌后战略支点，顶为将来大军反攻反共的准备。同时这些支点还有积极掌握伪军、组织特工对我破坏、保其政治旗帜的积极作用。因此顽方两大部署：正规军全部观战，不抗不击，保存实力；而地方游击队挺进敌后，以政治破坏为主，军事骚扰为辅，达到继续在敌后进行反共工作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