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

1966 年 9 月 5 日

1967 年 7 月 12 日，在中南海，毛泽东会见周世钊长达三小时，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说，刘少奇在四清时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擅自向各大学派了工作组，而没有向毛泽东回报。毛泽东风趣地说：滴水洞是有电话的哩！结果是说刘少奇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还把各地因武斗死伤的人数说得很清楚。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毛泽东与周世钊会见时，周对毛说：

现在是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搞群众运动。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各种各样的议论很多。例如对主席的思想，现在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您的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的说您的思想是毛泽东主义，有的说您的思想是光耀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提出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等等。对于这些说法和提法到底对不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毛泽东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席卷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大革命。在这样一场大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了对一个问题的各种说法和提法是不足为奇的，但最后也是会统一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化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 1935 年的遵义会说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党中

央的领导。1935 年以后，中国的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在 1935 年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就慢慢地产生并形成了这种指导革命的正确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必须有个名称。因为那时我是党中央的领导，所以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就必然要用我的名字来代称，而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来代称。但是，党中央确定把这种思想体系叫做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敦完全是我毛某一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包括一

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思想，只不过是以我的台字来代称罢了。当缺其中成的东西可能要多一点，要不然我怎么能当党中央的主席啊，中国的革命，从 1935 年以后，一直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说法是对的。关于毛泽东主义的问题，这种提法也没有多大的错误，他们硬要这样讲也未尝不可。不过自从党中央把这种思想体系确定叫做毛泽东思想以后，它在我们全中国人员的头脑中已经享有崇高的威望，它对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好，因此就用不着去改它，也没有必要去改它。关于那种什么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大树特树我的领导地位的提法的问题，那些大讲大树特树的人们的真心实意是：名曰树我，实则是要树他们自己。关于所谓权威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任何权威都不是树起来的，权威是在革命的实践和斗争中形成的。那些想要利用我这块牌子来达到大树特讨他们自己的目的的人，终究有一天是要失败的。关于光耀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无稽之谈。光从来是有际的，再大的光也是有际的。你看见过无际的光吗？他们要这样讲，除了说明他们是无知之外，别无其他解释。

长沙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由于省人委地处长沙市的中心池段（当时省入委办公地址在今省农业厅内），交通方便，有利于联系工作。当时省人委的大多数副省长都住在省人委院内及其周围。也由于副省长的家里房屋较宽，又都有电话可用。因而当时多数副省长的家里，都驻扎了一至两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周世钊的家里，在省人委东侧的教育街 53

号，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很适于狂扎一两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到 1967

年 5 月底以前，曾有十多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要求进驻周世钊的家里。每个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来要求进驻时，陈明新都是以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一是讲周世钊年岁太大，身体不好。如果你们进驻他家，对老人的生活必有诸多不便，这是对老人的不敬，二是如实告诉他们，周世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老同学，现在是毛主席最要好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司令部进驻他家，对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不利，他就会上书毛主席，就会要麻烦毛主席，这对毛主席是不忠。许多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经过陈明新用这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之后，一般都同意不进驻周世钊的家里。

随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开展。一个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滚滚而来，红卫兵查抄“走资派”家里的行动随即而趄。红卫兵在周世钊家里，抄走了现款和存折，拿走了一些旧书和衣物之类的东西。当红卫兵从箱子里拿出一件很高级的羊皮大衣时，周世钊的夫人余寅说：这件羊皮大衣是 1950 年毛主席请周老到北京见面时亲自送给周老的，红卫兵才未将这件羊皮大衣拿走。当红卫兵从箱底里搜出毛泽东给周世别的一大堆信时，有的红卫兵看到毛泽东给周世钊的每封信都是称周世钊为惇元兄或东园兄时，就问周世钊，停元和东园是哪一个？周世钊回答说：惇元和东园都是我，是我的别号。有些红卫兵马上就说：你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人物，你真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比你大得多，你怎么要他称你是兄啊！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啊！对于红卫兵这种无知和可笑的追问，周世钊只好采取无可奉告，不予回答的

态度。

有一次毛泽东问周世钊：悍元兄，我们多久不见了，现在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还好吗？

周世钊说：好什么啊！红卫兵抄了我的家，钱也搞了去了，书也搞了去了，有些好一点的衣物之类的东西也槁了去了。

毛泽东说：哎哟！红卫兵真的不简单啊！你这样一位堂堂的副省长他们也敢到你家去抄家啊！不过没有什么关系，钱吗叫你的秘书找红卫兵把它要回来就是了。书被抄走后很可能搞散了，难得追回，那就由我来负责赔偿好了。

毛泽东问：你是怎么来的啊！现在住在邓里啊！

周世钊说：我们是通过湖南省军区的负责人龙书金的帮助才买到飞机票，才能进入机场，我们是坐飞机来的，通过王海容的安排，现住在北京饭店。

毛泽东说：龙书金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知道他很能打仗、很会打仗啊！我知道他是十八勇士之一啊！接着周世钊向毛主席汇报了湖南长沙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向他汇报了长沙“六六惨案”的有关情况后，毛主席就湖南长沙当时进行武斗的问题，讲在东塘是如何打的，讲在河西又是如何打的，讲得清清楚楚。周世钊问毛泽东说：主席，您怎么比我们还了解得清楚些啊！

毛泽东说：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革命。用不着争争吵吵，更用不着武斗。那样只能给阶级敌人有机可乘，对广大革命群众是不利的。湖南的群众组织很多，但归纳起来可分两大派。一派叫做‘高司’派。这是以湖南的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其中也有很多中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和其他群众参加。据我了解，机关于部参加这一派组织的要占大多数。再一派叫做‘工联’派。这是以工厂中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它的群众主要是工人，其中也有大、中学生，也有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把所有的群众都卷进去了。就我们湖南来说，不管他是‘工联’派，还是‘高司’派，我认为两边都是革命群众，两派的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的组织。‘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从它们的历史情况和它们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本革命的理由，也没有不是革命的群众。两派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两派只有联合起来，也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是副省长嘛，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管，当说的则说，当管伯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

周世剖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我怎么管啊！

毛泽东说：如果你愿意入党，我可以作介绍。你既是副省长，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对湖南的事袖手旁观呢？

周世钊说：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湖南现在

的情况比较乱。你既然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暂时不要回去，在北京住一个时候再说。经费由我负担，我请你的客好了。

第二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应同志专程送人民币 2000 元，并说：这是

毛主席叫我专程送来的生活费，主席说先送去 2000 元，如若不够用，以后再说。经过王海容的联系和安排，周世钊就在北京饭店住下来了。王海容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周伯伯出去用车，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明天会有人来直接找你们联系的。第二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一位姓朱的同志来到北京饭店对周说：上面交代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交我来联系，生活上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找我联系。

毛问周：你到北京后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些什么东西啊？

周世钊说：我到北京后看望了谢老（觉哉）、徐老（特立）、王季老（王季范）、张国老（张国基）、楚中老（楚中元）几位老朋友。除此之外我每天就是看书看报，有时也上街走走看看。我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大门口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南口，在那里每天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有时我也买几张看看。那些小报大都是报导全国各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特别是报导各地进行武斗情况的消息为多。他们报导武斗的消息大部采用国民党蒋介石时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

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告去，急不了好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周世钊说：我还到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看了一看。我看见在这两个大

学里，主席的语录很多，在清华大学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主席的塑像。有的还塑得很好，很象主席的像貌。

毛泽东说：我很讨厌那些东西。到处搞些语录干什么呀！我早就跟他们讲过，不要到处搞语录。不要到处搞红色海洋，不要搞那么多的红本本，那是极大的浪费。他们就是不听我的。现在他们又到处在搞什么毛主席塑像，说这是对主席的什么忠忠忠。我看他们那样摘并不是对我的什么忠，他们是要我站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