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战岁月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感召之下和士兵的强烈要求之下，在西安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当时国内震动很大，何应钦急电在德国休养的汪精卫，阴谋轰炸西安。毛泽东高瞻远瞩，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看穿了亲日派的阴谋，派周恩来等赴西安调解，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被迫抗日，并同意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等地设立办事处。

1937 年 11 月，徐特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95 高级参谋， 驻湘代表，回湖南领导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工作。办事处由宁乡人王凌波任主任，设在长沙市寿星街 2 号。12 月 10 日，长沙一家报纸报道说：“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二时由汉来长。徐鬓发皆白，着灰布短衣， 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顿时，“徐老回来了”的消息，不腔而走，竞相转告。

这时，第一师范校长陈奎生邀请徐特立向学生作了一次报告，徐着重批判了“速胜论”和“亡国论”这两种错误倾向。这又使湖南人民能够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周世钊格外亲切地领会毛泽东的思想。听了报告的师生深受感动，抗战救国的空气，笼罩全校，大家争相阅读新书报，学生们作起文来， 多数都有了新的色彩，陈词滥调很少见了。

此时，周世钊在第一师范兼课，曾教第三班、第五班和第十二、第十三班。一师学生对语文学习很认真，下课后，常有学生跟随到教员休息室质疑问难。作文时，除作完命题外，附写诗词要求批改，所以教一师的课比教其他学校的课要忙一些，也要难一些，一师学生的思想也新一些。其中十二、十三班的学生未毕业即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的颇多。

1937 年到 1946 年，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抗战。毛泽东和周世钊，一在延安，一在湖南。白天，两人都在作抗日救国的事，晚间，大家还在作抗日救国的梦。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战是众所周知的。他是载入史册的抗战英雄。他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能够抵御日寇，获得最后的抗战胜利。在这个阶段中，毛泽东发表了大量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中，自 1937

年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开始直到 1945 年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共有 7Q 余篇计达 555 千字〔21〕。

八年抗战，周世钊在湖南教了八年书。他正如毛泽东给另一位湖南一师同学林中鹤信中所写的“为乡里启新知，为抗战培实力”。〔22〕

1943 年在周南女校高 17 班毕业的杨澍，解放后曾任《湖南日报》记者、

编辑。她在 1985 年写了一篇《回忆‘蓝田时代’的周南女校》的文章。文章赞颂了周世钊为国家、为抗日认真培育人才的精神。文中写道：

抗战期间，长沙大部分中学迁到蓝日，省内许多有名的教师多集中在这里。那时周南的教导主任周敦元（又名周世钊）老师，他有“才子” 之称，是全省有名的国文教师，凭他的声望，同时用他自己到别校兼课作条件，为周南聘来了一些教学有方的好老师，如教数学的邓涤邦老师， 教物理的黄培心老师，教化学的李静老师，教英语的袁中老师，教历史

的易仁茨老师⋯⋯，他们对教育事业无比忠诚，对学生关怀无微不至。现在他们之中有的虽己离开人世，健在的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铭刻在我的心中，铭刻在千万个学生的心中。

周敦元老师的国文教学是很令人回味的，现在有人把语文课堂教学分为感情型与分析型两种，而周老师的课堂教学可谓兼而有之。他独创的教学方法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态度，启发了我们对国文课的浓厚兴趣， 不少同学在他的感化之下，奠定以后选择职业的基础。他自编了高中国文课本，选的是历代文学名篇，集中了中国古 97 典文学的精华。每教一篇课文，他都详细地介绍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和文学特点。周老师是从不照本宣科的，每篇课文，他都烂熟于心，感受根深，加之他学识渊博， 讲起课来，真如行云流水，毫无滞碍，听他的课，今人心无旁骛，注意力全被吸引住了。听完他的课，细细回想，好象得到了一把打开古典文学大门的钥匙。当时正值日寇节节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周老师给我们讲岳飞、文天祥的英雄故事，讲解他们的《满江红》、《正气歌》等洋溢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诗词，他鼓励我们要做一个爱国青年，要为国雪耻，为民造福。周老师主张“学了就用”。强调国文课的实用性，每教完一类文体，就叫我们在作文中应用。有一次，我学了韩愈的文章以后，学写了一篇论说文，周老师阅后批日：“非读十年古书者不能”，这不仅大大鼓舞了我学习文学的兴趣，而且初步掌握了论说文的基本写作方法，这实在比阅读什么“写作教程”的效果大得多。命题作文只是周老师教学生写文章的一种方式，他还有一两篇自由命题的作文。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自拟的《中秋之夜》，主要是叙述一个游子抒发爱国思乡的情怀，虽然有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却是我主观上的真实感情。当时我的二姐在一九三八年随徐老去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后，成了八路军的基层干部，可恨国民党反动派的阻碍，她和亲人不能通讯联系，只能遥望云天，互相思念。我写《中秋之夜》借题发挥，一时心情激动，一口气把一本作文本写完了。周老师阅卷之后，批了满满一页评语，称它是一篇杭日爱国的佳作，鼓励青年要走抗日救亡的道路。周老师还教我们做人要正直坦荡，做学问要肯下功夫，要清心寡欲，不为名利所动。他希望我以后上大学去研究文学，但我看了邹韬奋的《生活》杂志、《萍踪寄语》以后，梦想将来当一名新闻记者。周老师知道后有些不高兴，甚至在课堂上还批评不愿致力于文学的人是“出风头”。解放以后，我真的成了一名党报记者，当我与周老师谈及这件住事时， 他说：“那时我太偏激了，其实文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主要是看为什么人服务。从古到今，出卖灵魂的文人还少吗？”周老师教学育人的负责精神，是使我终身难忘的，他不但教书认真，对学生也是关心备至的。当时我是全校出名的穷学生，除学校减免我的学费外，周老师就代我交俸米，使我得以完成高中学业。毕业后，虽被保送浙江大学，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升学，周老师又为我介绍社会职业。解放以后，他为我参加了党根工作而高兴，也为我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洒下同情之泪。几十年过去了，周老师虽已离开人世，但他那四季穿着一件蓝市长袍的高大身影，他那桌上堆得小山似的作业本，他那上课时略带倦意的目光，时刻涌现在我的眼前。我虽然没有如周老师的愿望去学文学，但我却用他传授的知识进行采访报道，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以及建设事业，

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