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社会活动的起步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周世钊在注重锻炼身体，刻苦学习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在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增长才干。增长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能力。在一师的几年中，他们取得了最早的社会活动经验，是社会活动的起步。毛泽东初步显示出杰出的组织才能。

1915 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刺杀宋教仁，罢兔长江三督，把国民党的人物驱除净尽之后，就自封为终身总统。他为厂爬上皇帝的宝座，唆使奴才提出国体问题的讨论，派北洋军阀汤芗铭做湖南督军。接着，他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欣然同意”日本 1915 年 5 月 7 日提出的 21 条亡国条约的最后通牒。

这时全国民心愤怒，议论沸腾。报刊上也经常出现反对帝制的文字。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尤为读者所注意，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也发表反对帝制的文章。特别是袁世凯承认日本亡国条约被报纸揭露后，全国人民同声反对，群起抗争，要求废约。袁世凯却悍然不顾，仍指使他的死党组织筹安会，发动劝进活动。

湖南督军汤芗铭是袁世凯死党，组织筹安分会，嗾使奴才们上表劝进， 同时禁止反袁言论，搜捕反袁的人，于是长沙市某工厂上麦劝进自称厂长臣， 某学校上表劝进，自称校长臣，种种怪人怪事，纷纷呈现。

第一师范教师中也有参加筹安会的，也有附和劝进的。毛泽东、周世钊看了这种情形，认为必须坚决反对，特别要造成群众反对帝制的舆论。毛泽东秘密搜集了梁启超、汤化龙等人反对帝制的文章，编印一本《汤梁二先生对时局的主张》，秘密分发校内外，看了这个小册子的人，提高了认识，坚定了反对筹安劝进的帝制派的决心。一师教员廖名缙曾在船山学社讲学，也反对帝制，但在一师课堂中又向学生宣传帝制，学生走告徐特立，徐在当夜即以学生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廖，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先生在船山学社反对帝制，而在我们学校又宣传帝制，一人之身，两种面目，吾辈今日无以为报， 将有机会时，当不忘先生之赐也。廖接信后，再不敢宣传帝制了。有一个地理教员草泽衰也是帝制派，参加了筹安会，在汤芗铭主持的表决国体问题的会上投了赞成帝制的票。当他上课时，同学质问他为什么要投这一票？覃说： 帝制是上面早已决定，大势所趋，我不投这一票，也无法改变。他刚说到这里，班上一个同学就站起来对他说：你的一票固然无关大体，但你不去投这一票，也还可以表示中国还有你这个人。覃听了后面红耳赤，不敢出声。在毛泽东、徐特立的鼓励引导下，一师学生反对帝制和帝制派人物的空气十分热烈，为全市各校之冠。汤芗铭也怀疑《汤梁二先生对时局的主张》那本小册子出自一师，派人率领几十个武装兵到校检查，因毛泽东早已安排妥善，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只好悄悄离去。

当时日本看到袁世凯承认了 21 条，气焰嚣张，在东北和山东一带为所欲为。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俯首贴耳，不敢稍忤其意，简直比石敬塘儿皇帝的卑屈还有过之。毛泽东认为袁让凯必须打倒，21 条必须废除，他提笔在一本《明耻篇》的卷面写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几句话表明了毛泽东倒袁抗日的坚决意志。周世钊也认为要寻找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途径。

1917 年，毛泽东与周世钊认为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必须有一批志同

道合的同志，结成一个坚强的组织。于是他们就物色青年。1918 年 4 月，他们第一批参加了新民学会。

第一师范的学友会，原来是以校长为总务，教师为各部部长。教师多忙于自己的工作，无心顾及部务，因此各部的活动开展得很少，学友会名存实亡。

1917 年秋季开学后，学友会已届改选，毛泽东向学校建议，学友会实际是学生会，应由学生组织，一切活动应由学生自行主持。这个建议得到孔昭绶校长的同意。

于是，毛泽东修改学友会的章程，准备改选，他认为一师学生读死书的风气应该改变，所以起草会章时特别注意体育活动和培养研究精神。在总务下分设教育研究部、文学部、美术部、体育部、讲演部等。章程经学校批准， 才进行选举。

选举结果，毛泽东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聘请杨昌济为教育研究部指导教师。毛泽东除督促各部积极开展活动外，召开了一次教育研究部的会议，决定创办工人夜学。毛泽东在主持学友会会议时，先是尽量听取大家的意见，很多互相对立的主张，辩论很激烈，他从不插话，不表示可否，等到所有要说话的人都说够了，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把各人正确的意见总结起来，作出决议，大家都表示同意。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领导的才能。

学友会设有记事录，毛泽东亲自填写。凡各部活动都摘要记载，无一日间断，有时还加以评议，以督促有缺点的各部向有优点的各部看齐。

学友会改选中，周世钊被选为文学部部长。文学部分国学、英语、日文三组。据周世钊回忆，文学都还有诗歌组。国学组聘请傅熊湘先生力指导员。傅先生字君剑，湖南醴陵人，参加南社，常在《大公报》发表诗作，颇有诗名，他每周进行一次指导。英语组聘请镜伯斯（美国人）为指导教师。